编者按：
巴蜀大地，历史悠久，文脉绵长。从《蜀王本纪》到《华阳国志》，从《蜀梼杌》到《蜀鉴》，历代史家对巴蜀历史的记载与研究从未间断。为承继前贤研究、力求创新探索，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历时多年，编著而成《四川简史》，与常见的通史不同，本书将叙述重心放在历代四川在经济、社会和文化方面的突出成就与特点，它采用专题研究的方式，打破时代的限制，将一个历史事件或一项主要成就的来龙去脉完整呈现，帮助读者快速把握重点与特点。
本书的时间跨度从远古一直延伸至2022年，地域范围则明确界定为今日四川（1997年重庆直辖后的新四川）。在叙述1911年辛亥革命以前的历史时，则沿用传统四川的地理范围。资料来源既有正史、方志、考古文物，也有近人研究成果和最新的政府工作报告，内容扎实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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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简史》
元明清时期（八）
改土归流与民族融合
改土归流
改土归流，亦称“改土设流”或“改土为流”等，是明清两代在少数民族地区废除土司制度、实行流官统治的一种政治措施， 旨在加强中央对边疆地区的统一管理。
历史上， 四川地区曾居住着藏族、羌族、苗族、瑶族、壮族、彝族等多个少数民族。明初沿用元朝的土司制度，在这些地区任用少数民族上层分子担任各级长官，称为“土司”。所设立的土司衙门，包括武官系统的宣慰司、宣抚司、安抚司、招讨司、长官司和文官系统的土知府、土知州、土知县等。土司官职世袭，但要承担一定义务，如定期朝贡、服从征调、缴纳赋税等。土司之间为争夺地盘，不断发生战乱。明朝政府在平定战乱后，把这些地区的土司撤换，派出可以随时调迁的“流官”进行统治，这种办法叫作“改土归流”。
明朝的改土归流始于洪武二十八年（1395 年）。明朝历史上规模较大的改土归流，前后有过两次：一为永乐时（1413 年）平定贵州省思南、思州（今贵州省岑巩县）两宣慰使之乱，析其地为八府四州，设贵州布政使司。从此，贵州成为省一级的行政单位；另一为万历时（1601 年）平定四川播州（今贵州省遵义市）宣慰使之叛，分其地为遵义、平越二府。明政府在实行土司制度、改土归流之时，也推行土流兼治。“实际上， 明王朝在推行土流兼治的时候，就已经朝着改土归流的方向迈出了第一步。”
明朝虽然开始了改土归流，但仅限于个别地区，并没有普遍实施。到清朝，则逐渐推广改土归流，进而普遍实施改土归流。清朝的改土归流，贯穿康熙、雍正、乾隆等多个时期，甚至到清末依然还有改土归流的实例。其中，又以雍正朝的改土归流为最。雍正年间由云贵总督鄂尔泰主持的改土归流，是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改土归流。
康熙四年（1665 年）和康熙六年（1667 年），清政府先后在水西、乌撒改土归流。康熙三十一年（1692 年），东川也在“献土归流”的名义下废除了土司制，但习俗仍旧，改流并不彻底。在各土司之间，仍存在互相仇杀、争夺地盘、掳掠人口、拦劫商旅等情况。在平定三藩之乱后，西南的边防大计不可避免地提上了清王朝的议事日程，改土归流便很自然地成了一项紧迫任务。
乌蒙、镇雄、东川三土府，地居云南、贵州、四川三省交界处，在改土归流大策中自然首当其冲。雍正四年（1726 年），鄂尔泰奏请将乌蒙、镇雄、东川三土府从四川划归云南，尽撤东川土司。雍正八年（1730 年），乌蒙、镇雄两地土司叛乱，清廷派重兵征剿，并在东川、乌蒙设府，在镇雄设州，巩固了改土归流的成果。此时，乌蒙米贴土司禄永孝兼有四川马湖府磨坡长官司属地，于雍正六年（1728 年）袭杀清军将领，黄螂、雷坡等也纷起响应。于是，清世宗诏令四川建昌永宁官兵听鄂尔泰节制， 以便平定叛乱。清军从滇、黔分路入川，俘获雷坡土司杨明义。至此，清军在凉山地区掌握了主动权，扫除了改土归流的障碍。随后， 升建昌为宁远府， 以卫地置西昌县，改宁番卫为冕宁县，盐井卫为盐源县，并设会理州与越嵩厅。此外，在凉山东部，黄螂、雷坡也呈缴土司印信，由清廷改置为流官。不久，酉阳土司冉元龄因老病不能治事，二子互争袭职， 当地百姓又开列土官违法事实，具呈上控。清王朝乘此机会，派兵将冉元龄软禁。冉元龄迫于形势，自请改流。雍正十三年（1735 年），改酉阳为县。乾隆元年（1736 年）废县，设酉阳直隶州。
康熙二年（1663 年）， 清政府在平定石泉（今北川羌族自治县）、茂州之上下五族爵寨时， 即置抚夷官一员。其后， 土官被革，“于是石泉有抚夷，无土官， 番民大小讼狱， 归县办理”。雍正七年（1729 年）， 在川西天全改土归流，设知州一员，驻扎碉门。在巴塘和理塘，清政府以两地土官“原无世代头目承袭”为理由，规定此后“照流官例，如有事故，开缺题补”。在杂谷土司地区，清廷多方削弱土官势力，改其地为杂谷屯寨、乾堡屯寨、上孟董屯寨、下孟董屯寨和九子屯寨，均设屯守备。这种屯守备制度，实际上是改土归流的另一种形式。乾隆年间，清政府又借平定大、小金川土司叛乱的机会，将四川西北部的土司废除，改用流官。道光初，茂州土百户所辖各寨，或编入民户，或改为“里”，里设保长，这也属于局部改流的性质。
清朝的改土归流，包括四川、云南、贵州、湖南、广西、湖北诸省，涉及苗族、彝族、布依族、侗族、瑶族、水族等民族，可谓情况复杂，改流不可能一蹴而就。雍正时，在某些具有重要军事意义的地区，改流做得比较彻底，但在另一些地区，仍有很多遗留问题没有解决。有的地方在名义上改了，而实际上未变，如黄螂土司早在雍正时就已追缴印信，但后来仍占地 360 余里，有土户 640 余家。有的地方还长期保持土流兼治局面，如九姓土司，“长官率纨绔子”。道光初， 四川总督仍旧奏请“户口地丁钱粮归长官司经理，其考试讼狱归泸州兼理”（《刑部陈公神道碑》）。据魏源《圣武记》卷七附录所记，雍正时大规模改土归流后， 四川保留的土司尚计有宜抚使三、安抚使二十一、长官使二十六。嘉庆、道光时期，改土归流虽然对四川的这些土司有所触动，但进展甚微；而川西北藏族地区的改土归流，已经是清末的事情了。
改土归流消除了土司割据的积弊，加强了中央对边远地区的统治，有利于国家统一和边防建设。改土归流后，清政府结束了土司对边远地区的残暴统治与残酷压榨。清政府在原土司地区实行和汉族地区相同的政治制度，如丈量土地、征收赋税、编查户口、组织乡勇、兴办学校、实行科举等，促进了边远地区的社会发展，也加强了边远地区和内地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但是，直至清朝灭亡，土司制度在一些地区仍然存在。
（未完待续）
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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