泸州与襄阳
从宋刘整到蒙古刘整
赵晓东
一、引子：张船山与刘禹锡的诗
泸州与襄阳，共享两位诗人的佳作，一是刘禹锡的《堤上行三首》，一是张船山的《泸州三首》。后者泸州人口口相传，誉为今日骄傲的城市名片，了解张诗与刘诗地理关联，促成我探访襄阳。
2026年暮春，我乘坐的高铁翻越大巴山接近襄阳，稳稳行驶在四望平坦的大坝子中间，原来这就是镶嵌有襄阳与南阳两座历史名城的南襄盆地。
南襄盆地从河南南阳直南到鄂西，被秦岭余脉形成的伏牛山、桐柏山，从西北东三面半圆形包裹，南面的荆山又把它与更广阔的江汉平原分隔开来，自然形成平缓的内陆走廊。南北对峙者视为咽喉，行贾羁客者视为坦途。
襄阳，坐落在南襄盆地南端，滔滔汉江自北而来，在这里斜出向东，天然的转弯把城市一分为二，北面是樊城，南面是襄阳。木船时代，二城锁钥如拳，把连接秦蜀渝豫鄂湘的水上大通道牢牢攥住。
高铁出站，见到从未谋面的襄阳拾穗者民间文化工作群李秀桦先生，简单寒暄后，迫不及待开始踏访这座古城。漫步从襄阳绵延其南数十公里宜州的大堤，唐代诗人刘禹锡所咏这里的《堤上行三首》翩跹而来：
其一
酒旗相望大堤头，
堤下连樯堤上楼。
日暮行人争渡急，
桨声幽轧满中流。
其二
江南江北望烟波，
入夜行人相应歌。
桃叶传情竹枝怨，
水流无限月明多。
其三
长堤缭绕水徘徊，
酒舍旗亭次第开。
日晚出帘招估客，
轲峨大艑落帆来。
刘禹锡字梦得，自称刘郎，中国诗人，曾系统规范和提升过著名的竹枝词，“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脍炙人口。对于襄阳-宜城一带的汉江大堤，他还有《踏歌词四首》，经典歌咏如“春江月出大堤平，堤上女郎连袂行”等，也是刻画自然与人文的上乘。
时间漫过大约1000年后的清代中期，张船山《泸州三首》横空出世。张本名问陶，船山乃其号，四川遂宁市蓬溪县人，被誉为清代蜀中第一诗人。他曾从成都顺江东出夔门转折汉水，一路走一路歌，在沿江城市纷纷留下脍炙人口的诗篇。其中《泸州三首》起首“城下人家水上城，酒旗红处一江明”二联，把城下的人家、水上的城市、飘拂的酒旗、倒映的灯影作了深入描摹，对泸州城的优美推至极致，在这座滨江之城拂拂传扬200多年。
值得仔细玩味的是，刘张二诗皆为三章，空间构图、景物排布、氛围渲染，似为姊妹之诗。是江河地貌相近造成的无意雷同，还是后世诗人主动取法前人、成套化用的必然结果？若无实地踏访襄阳大堤，无两家诗作精准互勘，无《踏歌词》辅助佐证，便难以识破这种跨越朝代、跨越地域的诗意关联。襄阳行，是我思考数年的一大收获。
二、屠城：蒙古刘整的狠
“刘整惊天动地来，襄阳城下哭声哀”。襄阳行我最大的收获，还是关于对这位南宋叛将的深度认知。
在襄阳市拾穗者团队李俊勇、李秀桦、邓粮、刘浪等先生和市史志研究中心姜振华副主任介绍间，我开始集中心思聚焦刘整身上，这位泸南事变与襄阳围城乃至覆亡南宋的主角进一步闯入眼帘。
襄阳和樊城曾经合称襄樊，双城一体，隔汉江相望，犹如泸州主城与沱江对岸的小市，因自然江岸形成“双子城”。只是关羽在这里水淹七军，使得樊城比小市名气更大。蒙元军队对襄、樊围困六年后，樊城惨遭屠城。
我在考察襄、樊二城时，重点踏勘夹汉江两岸的古城墙、古码头，它们大面积存续，淳朴得有如处子的害羞。延伸江岸的石阶，和遍布石阶上下的栓船“牛鼻子”，默默数说旧时舟楫云集的盛况。熟悉南宋江防体系的刘整，死死盯上了襄阳，不仅看重这里水运枢纽的地位，更看重它在中国地理空间的特殊作用，不断奏明忽必烈，竭力陈述灭宋必攻襄阳的战略。
保存完好的襄阳城墙
作者与襄阳友人交谈中
13世纪六、七十年代之交，蒙元军所谓围攻襄阳六年，前期只是围，最后时刻才开始攻，攻城之战断续仅一年，攻破樊城，迫降襄城。
宋理宗咸淳八年、元世祖至元九年（1272）初，刘整跃马襄城东南门外，大声高喊南宋守将吕文焕出面对话。
作为刘整曾经在南宋阵营的“战友”，吕文焕登上城墙观看，只听刘整高声武气要与之决一胜负：
君昧于天命，害及生灵，岂仁者之事！而又龌龊不能战，取羞于勇者，请与君决胜负。
吕文焕铁青着脸，一声不吭，暗叫埋伏女墙后面的宋军暗箭齐发，直射刘整。受伤的刘整大难不死，决定攻城。
元军襄阳前线高层将领在刘整的提议下，一致同意首先拿下襄城对岸的樊城。三月，樊城外围的宋军防御堡垒全部被清除。
随后，刘整巡视襄、樊之间的汉江江面，发现如果不斩断相连二城的水上铁索浮桥，元军即使攻入樊城，也将受制襄城踏桥而来的援军。他即“令善水者断木沉索”，然后自己“督战舰趋城下，以回回砲击之”。
正当攻城最紧张的时刻，刘整差点被一条南宋反间计要了命，延宕了元军攻击时间。原来南宋方面眼看襄阳将破，援军被阻，便使出离间之计诓骗忽必烈，称刘整将反元归宋，宋将封他为王。等元廷查明真相还刘整清白，时间已经翻年了。
宋咸淳九年、元至元十年（1273）正月，无情的朔风卷着冰冷的江水拍击樊城。这座断了连通襄城浮桥的危城城墙，终在回回砲的雷霆轰击和元军蜂拥冲击下轰然坍塌。
城破之日，刘整下令屠城，“拔而屠之，无噍类遗”，全城瞬间化为人间炼狱。疯狂的刘整及其第五子刘垓首当其冲，蒙古主帅阿术、大将阿里海牙，还有后来迫南宋幼主崖山投海的张弘范等人，纷纷举起屠刀。襄城军民伫立对岸城墙上，看烈火熊熊，听哭声震天，无力援手，撕心裂肺。
更为可怖的是，刘整还把樊城人的尸骸枕藉如山，一摞摞堆放汉江左岸，让右岸的襄城人胆寒到彻夜难眠。
元军将领却弹冠相庆，自称文武双全的张弘范，完全沉迷在即将到来的最后胜利之中，高调赋诗：“鬼门今日功劳了，好去临江醉一场。”
阿术、刘整、阿里海牙所率元军破樊城的利器为回回砲，系忽必烈特别请求远在波斯（伊利汗国）的侄子、国王阿八哈支援的工匠所造，也是他亲眼在大都（北京）目睹制造成功后方才遣来襄阳前线。这种巨型机械“用力省而所击甚远”，马可·波罗“名曰茫贡诺（Mangonneau），形甚美，而甚可怖，发机投石于城中，石甚大，所击无不摧陷”。“茫贡诺”也就是抛石机的意思，还有一个波斯语译名为“曼札尼克”，中文称为“回回砲”，襄阳战后一举成名，又被称为“襄阳砲”。按照马可·波罗的说法，指挥部设在襄城的吕文焕，最后就是因为惧怕这种石砲威力被迫投降：
此机装置以后，立即发石，每机各投一石于城中，发声甚巨，石落房屋之上，凡物悉被摧陷。此城中人从来未见未闻此物，见此大患，皆甚惊愕，互询其故，恐怖异常。因聚议，皆莫筹防御此大石之法。彼等信为一种巫术，情形窘迫，似只能束手待毙。聚议以后，皆主降附。
中文正史相关记载亦见：“一砲中其（襄城）谯楼，声如雷霆，震城中。城中汹汹，诸将多逾城降者。”
媒体解读历史事件往往张冠李戴，但中央电视台播出《襄阳一二七三》纪录片时，有一事例值得转述。编导在襄阳采访到收集有众多回回砲“炮弹”的热心人李治和，通过他介绍，可以看到，直径45厘米、重达271斤的圆形石球赫然在列。当然，这坨比史称150斤还重100斤以上的石弹，是不是宋元之际“茫贡诺”所遗，还需要审慎结论。
樊城之破，是回回砲的威力，更是刘整叛宋后竭智尽锐的结果。屠城之举，尽显其残忍。樊城既灭，襄城断臂，数日后吕文焕便举城投降，南宋灭亡的丧钟，自此正式敲响。
三、榷场：蒙古刘整的奸
“亡宋贼臣，整罪居首。”没有经过专业训练的普通读者，如果无法理解甚至根本不知道刘整在宋元变局中的作用，也就无法对本文产生深入阅读的兴趣，下面，我需要插入对刘整其人其事的简单科普。
刘整（约1213年-1275年一月）是宋元之际串联泸州与襄阳的关键人物。他原籍京兆樊兴（西安城南），后迁邓州穰城（河南邓州）。20岁上下从行将灭亡的金国转投南宋，随名将孟拱在南阳、襄阳一带对战蒙古，因以12名骑兵突入敌城擒获敌酋，堪比十八骑收复洛阳的五代名将李存孝，爱怜有加的孟拱亲书“赛存孝”之旗赠之。此后为南宋二十多年东征西讨，得到包括李增伯等人在内的重臣赏识和举荐，从小校一刀一刀砍出来，最后升任潼川府路安抚副使兼知泸州，成为南宋对抗蒙古的方面大将。
为宋效忠的刘整是一员战术猛将，转投蒙古，又升华为战略虎将。南宋末期权势熏天的奸相贾似道，忌惮他的虎猛，根本不敢硬钢其威，即使元兵逼近临安也龟缩不动。南宋德祐元年、元朝至元十二年（1275）元月，闻得刘整死讯，高呼“吾得天助也”，立即上表“真正”出师。当然，在排山倒海的大元军队面前，应验史书常称的简单干脆两个字：败绩。
南宋与蒙元对抗，共有四川、荆湖、江淮三大战场，蒙元也对应设置三大战区。刘整是蒙元为数不多转战过三战区的大将，最后因灭宋之功被主将所阻，愤惋逝于军中。其中，四川战场因为泸南之变名动蒙元，荆湖战场因为襄阳之围而天下尽知。当忽必烈与其幼弟阿里不哥汗位之争落幕，“襄阳破，临安摇矣”的攻宋战略，在刘整的催促下开始提上议事日程。
作为攻宋大将，刘整被从四川调派到南京路（今河南一带）出任宣抚使，和蒙古名将阿术一道，主导襄阳围城之役。
蒙古及其1271年改称大元（后代定名“元朝”）的军队围城襄阳的过程，我形象地称之为“温水煮青蛙”。当时的南宋朝野，实际上也是一只漂浮在大锅里被微火烹煮的青蛙，之所以这只青蛙最终无法弹跳，总结不外乎大锅里夹杂有各味“药材”，诸如皇帝怠政、奸相擅权、文臣昏庸、武将撤台、苟且怕死之类。其中单是南宋荆湖战场总指挥吕文德，就“宝货充栋宇，产遍江南，富极矣”。刘整深谙其理，娴熟运用，以开办榷场为名加了一味剑指南宋的药引子，利诱吕文德这位贪婪的军头一步步上钩。
蒙元军为什么围攻襄阳长达六年？不是因为宋军英勇而使坚城难摧。日本历史学者杉山正明为我们客观分析说，初期，蒙军几乎没有进行攻击，他们首先做的是土木工程，筑成连绵的土垒及壕沟。在各个交通要冲里设置了相当于附属小城的堡垒与陷阱，大小城堡总计超过四十座，成为又长又大的环状城，有一部分甚至围了两层，总长超过一百公里。组成蒙古南征军各队的本部，都设在可俯视襄、樊两城的高地上。与此同时，在流经两城的汉水上游与下游的河中央，也造有堡台，并在河中打入乱桩，遍设铁链，把襄阳与外界完全隔断。
蒙元这项浩大的“土木工程”，就在南宋襄阳守军的眼皮子底下完成，难道宋军吃干饭去了，一点没有察觉？原来，襄阳作为拥有南北互市的重要地理地位，刘整精准拿捏住吕文德七寸，南宋咸淳三年、蒙古至元四年（1267）提出在襄阳之北的白河开办榷场互市，通南北货物，前提是可以让其分利。吕文德果然应允，奏请宋廷批准。同时，刘整素知宋廷权相贾似道酷嗜宝玩，尤好玉带，遣人送去。这样，蒙军提出在白河筑小小家基寨，防盗贼以蔽商旅时，毫无疑问地也得到南宋上下一路绿灯。
襄阳城外的榷场，是刘整利诱吕文焕、贾似道的钓饵，最后筑堡围城才是目的。南宋高层将相浑然不觉即将到来的危险是不可能的，贪财贪利的秉性促其假意无视。当襄阳守帅吕文焕好不容易识破蒙军“以商掩兵”诡计，极力谏阻时，已无力回天。吕文焕作为吕文德亲堂弟，还遭吕文德斥为小题大做。
当年（1267），刘整就把把小题做大，据白河筑城，“围大九里余，实非小小家基寨”，完全成为蒙古坚不可摧的军事据点。
第二年（1268），蒙军在阿术、刘整指挥下，一步一个脚印，又筑鹿门山城，又筑万山城，又筑小堡寨十四所；还于汉江下撒星钉，又建万人敌台，脉络相应，最终死死厄住襄阳水陆两路。
再过一年（1269），吕文德详知其故，遣援军救援已经进不了襄阳城时，才知中了刘整诡计，忧愤交加，遽然长逝。
刘整在襄阳开办以通商为幌子、行军事据守之实的榷场成功，除了行贿南宋将相外，更巧妙掌握和利用蒙哥大汗战死以后，南宋戒备心理普遍下降的契机。这一种战略级设计，普通将才无法复制。
陈世松先生指出：“先攻襄阳”方略，非刘整专利，忽必烈诸多谋士之前就提出过，如李桢、郝经、杜瑛、郭侃等。但是，刘整是第一个具体化为“易于施行的战斗方案”的人。本人补充一词：奸人。
元廷痛下决心施行攻襄，是通过一次以刘整为中心的御前会议完成的。史家基本上都注意过刘整的骁勇和危害，未曾分析过刘整天才般的鼓动能力：
（刘整）入朝，进言：“宋主弱臣悖，立国一隅，今天启混一之机。臣愿效犬马劳，先攻襄阳，撤其扞蔽。”廷议沮之。整又曰：“自古帝王，非四海一家，不为正统。圣朝有天下十七八，何置一隅不问，而自弃正统邪！”世祖曰：“朕意决矣。”
刘整完成舌战群儒，忽必烈决心立下。蒙古围攻襄阳的时候，正是相当于“儿皇帝”的宋度宗，在贾似道的擅权中战战兢兢“执政”的年份，南宋的末日开始降临。
忽必烈下“朕意决矣”的一句话，铿锵有声地回答出即将到来的元王朝在中国所具的正朔地位。深负汉文化洗礼+生带扩张血统+身具重器的蒙古大可汗，君临天下的奢望自然是收鼎在手，横扫江南一隅又何惧小小襄阳羁绊？！刘整的如簧巧舌完美搅动着蒙古人对战略野心的强烈刺激。
四、水军：蒙古刘整的恶
在襄阳代管的县级市宜城汉江上游，有一名为灌子滩（湍滩）的沙洲，现在被开辟为滨江公园。我站在高高的汉江大堤上遥望，仿佛看到宋咸淳六年、元至元七年（1270）九月二十九日那天，宋蒙水军生死鏖战的身影。
襄阳长长的汉江大堤
为了救援被困的襄阳，南宋方面仰仗优势水军，不惜拼力一搏，以150万之巨的犒师钱为经费保障，命令殿前副都指挥使、总统殿前司、两淮诸军的范文虎，率领10万部队，乘2000艘兵船，逆汉水而向襄阳。
蒙军顺流迎战于灌子滩，逆流而上的宋军没有想到有如此强大的水师在此截击，交战到晚上，完败而退。
灌子滩之战，宋、元史书记载极为简约，如《元史》记为：“宋将范文虎以兵船二千艘来援襄阳，阿术、合答、刘整率兵逆战于灌子滩，杀掠千余人，获船三十艘，文虎引退。”又有：“（范）文虎复率舟师来救，来兴国又以兵百艘侵百丈山，前后邀击于湍滩，俱败走之。”
从此，再见不到双方水军在襄阳战役中大规模对阵的记录，说明此战意义重大：一是表明此乃宋、元水军汉江决战，二是表明蒙军所练水军已具战力，完全拥有汉水制江权。此前能来去襄、樊之间运送军需的宋军水师，永远只能龟缩在汉江下游，远观襄阳战事，沉默得如同襄城隔岸观火樊城。
此战刘整被列名第三，皆因史源源自《大元光禄大夫平章政事兀良氏先庙碑铭》，撰者王恽是元代有影响的文人，为传主阿术溢美所致。实际情况相反，蒙军水军建设和指挥，完全以刘整为主。
围城襄阳的蒙古军，全部是陆战之兵。陆上的土木工程围住襄阳，但封锁不住水上缺口，汉水通道在宋军手里如臂使指，蒙军只能望舰兴叹。至元五年（1268）正月，不得不靠忽必烈下令，由陕西四川行省拨付来“战舰五百艘”，但仍于事无补。蒙古人渴望水师腾飞的心情急得口干舌燥。
靠500艘战舰草创的蒙军水师，无法阻挡宋军的水战优势。如南宋沿江制置副使夏贵从汉江下游长途援襄，还能够运送粮草抢滩襄阳城下，虽然因为怕蒙古军掩袭，只敢“与吕文焕交语而还”。
蒙元水军的突飞猛进，既有忽必烈的高瞻远瞩，更有刘整的战略独到。急在心里的刘整与阿术商量：“我精兵突骑，所当者破，惟水战不如宋耳。夺彼所长，造战舰，习水军，则事济矣。”二人的见识与远在大都的忽必烈不谋而合，他命令刘整“乘驿以闻”，到京城当面商量筹定。
刘整领受忽必烈的殷殷期望返回襄阳前线，立即着手实施建造五千艘战舰的计划。同时7万熟悉水性的士卒，被夜以继日地投入训练，“虽雨不能出，亦画地为船而习之”。短短两年后的灌子滩决战，蒙元战舰规模扩充十倍，增至5500艘，终于与强大的南宋长江水师一决雌雄中占得上风。
襄阳蒙古水师拥有战船5500艘，兵员只有7万，平均一艘不到13人，要嘛就是船小，要嘛就是后勤辅助人员庞杂，如士兵只负责对敌作战，划手另由俘虏、奴隶或者“民工”担任。但是十二三人的小船，不可能在灌子滩打败宋军。这样看来，蒙军水师应该配备有多于战斗部队的辅助人员。可以这样认为，刘整直接指挥的水师，需以7万为基点，成倍计算，接近甚至超过20万各类人员。
襄阳围城，刘整训练出强大到20万左右的水师部队，是论者从来没有注意到的一个细节，蒙元水师自然控扼汉江中游不在话下，也为随后伯颜能迅速取得长江突破，找到了一条重要的依据。
不过从刘整阻截张贵之军必须采用“火牛阵”来看，蒙元水师战船速度赶不上宋军。沿襄阳-宜城汉江大堤漫步，我又仿佛看到宋、元水师夜战龙尾洲的情景。首先看到元军的战舰“缚草如牛状”般的鬼魅身影，狡兔般静静埋伏；随后看到上游方向，宋军的“轮船”一只连一只快速驶来。突然，“牛影”晃动，草牛船哗啦啦全部燃起通红的火光，一下子把整个江面照耀如白日般光亮。
大惊失色的宋舰慌不择路，在江中东奔西逃，虽然有“轮船”的速度优势，还是抵挡不住元军水师的凌厉绞杀。
我眼前浮现的不是梦境，是宋咸淳七年、元至元八年（1271）真实发生的一幕，时间又在九月。南宋水军张顺、张贵率3000人的小股宋军，出其不意从汉江上游支流运载辎重到襄阳后，乘夜突围出城的张贵一军，被刘整指挥的元军水师阻击的情景，有史料支撑的原文是：
（刘整）谋知（吕）文焕将遣张贵出城求援，乃分部战舰，缚草如牛状，傍汉水，绵亘参错，众莫测所用，九月，（张）贵果夜出，乘轮船，顺流下走，军士觇知之，傍岸爇草牛如昼，整与阿术麾战舰，转战五十里，擒贵于柜门关，余众尽杀之。”
张顺、张贵在援助襄阳的战斗中，表现堪称英勇，双双殉国，宋遗民留诗曰：“一死英名垂万古，双庙香火共昭然。”表明即使到了元代，襄阳民间仍然不管不顾，专门立庙祭祀二位宋将。他俩的事迹研究者耳熟能详，不再赘言。这里我只想就二张水军的“轮船”表明一点，刘整的水军虽然取得汉水控制权，但船速还无法与宋军一较高下，只好借草牛船熊熊火光，慢慢去围咬目标。
宋军“轮船”靠人工划轮子作动力驱动的战舰，远超划桨速度，这也是宋军保持水上优势的传统法宝。但在没落势力与新兴势力拉锯之间，即使先进的“轮船”再威风，也必被扫到历史的垃圾堆里，元军水师成为困住襄阳最为有力的绞索之一。
刘整在襄阳作战期间，职务不断变化，事权不断扩大，其中就有“统水军四万户”一职，下统的3个“水军万户”解汝楫、张荣实、帖木儿不花，人人了得。后二者一个“擒张顺”（应该是张贵），一个“与宋将范文虎战于灌子滩，手杀四十余人，夺其战舰，追至云胜洲，大败之”。从而更加证明是刘整把水战孱弱的蒙元军队，华丽锻造为能抗衡南宋长江水师的劲旅。刘整，是一个以水师为绞索，并把绞索使出吃奶力气恶狠狠困死襄阳的人。
五、泸州：宋刘整的金瓶
作恶襄阳的蒙古刘整，系在泸州降蒙所催生。一座川南古城，一座江汉雄关，因一人紧密勾连，改写了宋元两代王朝的历史走向。
刘整围攻襄阳前，自己作为南宋潼川府路安抚副使兼泸州知州，也在泸州被宋军包围数月，局势紧迫到几至城破。最后，不得不放弃孤城，撤退川西。
抵抗外族入侵，如果君民一心，上下协力，自会“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恰恰相反，南宋国君昏聩，将帅倾轧，刘整遭权臣猜忌构陷，无处申冤，于宋景定二年、蒙古中统二年（1261）元月，举泸州军民降蒙。
刘整降蒙，事出有因。乃南宋内部矛盾积压到一定时候的总爆发，起因就是贾似道大搞“打算法”。
所谓打算法，即贾似道景定元年（1260）入朝当宰之时，“恶阃外之臣与己分功，乃行打算法于诸路，欲于军兴时支散官物为罪系去之”。一句话翻译，就是借防“军阀化”为名，行排异己之实，特别想整治之前不尊重自己的方面大将。结果，抗击蒙古有力的将帅基本被清洗，向士璧、曹世雄逼死狱中；李曾伯、高达等罢官。人人自危中，刘整的顶头上司俞兴的报复也开始霹雳而来。
泸州治所时在今合江神臂山，是曹致大知泸州所营，称为神臂城。此时的刘整帅府，忧心如焚的他与一帮幕僚反复商量，定出三策：金瓶、母亲、告告御状。
第一条精彩，容后再叙。
第二条是派人去江陵（荆州）求助俞兴之母，请其写信劝告其子。第三条是向宋廷求助，派人奔临安面见宋理宗。但是，无一奏效。
用金瓶行贿俞兴，是刘整降蒙前夕比较值得重视的细节，从中可以分析出他在“打算法”高压下，已经到了退无可退的无奈境地，先看史料原文：
及（俞）兴帅蜀，泸乃其蜀郡，遣吏打算军前钱粮，（刘）整及通判以下将谋纳贿焉，计无所出。通判曰：“库金七百两可借用也。”整曰：“今打算钱粮，又用库金，可乎？”通判曰：“吾等自偿金，不以累安抚也。”于是取金造瓶□遣干者献之。兴拒不纳。
刘整“计无所出”，但也不愿意再生枝节，让俞兴及其背后的人抓住新的把柄。作为叱咤风云的赛存孝，此时说出“又用库金，可乎？”既是设问又是反问的话语，硬生生把他的焦躁和惶恐和盘托出，隐隐约约也透露出他不愿意断然叛宋。看来，刘整虽然是南宋叛臣，但与战败投降、贪生怕死、追爵逐利人等不可同日而语，他的个人品行不是那种为达到目的无所不用其极的无耻之徒，他还有廉耻与责任的底线。
忠心耿耿的“通判”及其同僚们为救主帅，宁可自筹经费偿还700两库金，也要打造出金瓶送到驻守嘉定（乐山）的俞兴手上。但是俞兴根本不接受，铁了心要“打算”刘整。
俞兴为什么对刘整恨之入骨？起因是刘整自泸州前去嘉定解围俞兴，取得“泸州大捷”。但是俞兴不送迎，不宴犒，轻漫地安排属下小吏送点羊和酒。本性骄傲的刘整，抓住小吏就打板子。此时俞兴与刘整平级，虽然吃了哑巴亏，还没有本钱报复，只留下“宿憾”。
恰值长期嫉妒刘整战功的吕文德兼职帅蜀，故意诬告刘整跋扈，早就刘整桀骜不驯极端不满意的贾似道，“借机讽俞兴使图之”。
吕文德长期献媚贾似道，兄弟子婿各领一军，成为南宋末期势力强大的吕氏军事集团。作为集团大佬，因与贾共有贪婪之性，深度绑定为利益共同体。为了抑制刘整，贾、吕故意提拔俞兴作四川制置副使，让这一对冤家死掐：
整以北方人扞西边有功，南方诸将皆出其下，吕文德忌之，所画策辄摈沮，有功辄掩而不白，以俞兴与刘整有隙，使之制置四川以图整。
军人内心的骄傲就是战场立功，没有血染的风采指挥不动添血为生的手下。刘整用命换来的功劳一再被吕文德“掩而不白”，最出名的就是“断桥之役”所立的所谓“断桥之功”。
断桥事件发生在开庆元年（蒙哥九年，1259），宋军逆流冲断蒙军涪州蔺市所架浮桥，成功抵近被蒙古大汗蒙哥包围的合州（重庆合川）钓鱼城。宋将曹世雄、刘整最先断桥，贾似道故意“夺其功以归文德”，记首功在吕文德头上。
一脸茫然的刘整此时似乎没有政治斗争经验，居然天真地查问究竟，直到去重庆看到上报的战功存档，才明白吕文德搞鬼，遭了暗算，自然“意大不平，大出怨詈之语”。
自古不缺打小报告的小人，刘整祸从口出，吕文德及朝中后台贾似道听闻，更欲置之死地。如果只有俞兴“遣吏至泸州，打算军前钱粮”，还促不成刘整的泸南之变，宋刘整被转型为蒙古刘整，是贾似道、吕文德、俞兴为代表的南宋“官场黑社会”上下其手所致：
（刘整）骁将，号铁胡孙。断桥之役，曹世雄功第一，整次之。大将吕文德忌二人，指世雄罪，逼以死。整惧祸及己，遂叛归北。
“北”就是指代蒙古。风萧萧兮“泸”水寒，刘整一去兮不复还。入元以后，诗人汪元量还因此感叹：“师相平章误我朝，千秋万古恨难消。萧墙祸起非今日，不赏军功在断桥。”
刘整被激变，俞兴高兴之余岂肯就此罢手，立即点击齐属下五万人马、战舰三千余艘杀向泸州，调集张桂、金文德、王达（史料误为屯达）、同鼎等将领，四面包围神臂城。
再说蒙古方面的反应。刘整主动纳来降表，令成都经略使刘黑马大吃一惊，帐下众将狐疑不定。因为此时距蒙哥死亡不到两年，忽必烈正全力以赴用兵漠北内斗，无暇南顾，宋蒙之间只有局部战事，南宋还因此认为天下太平。此时，对方刚刚嘉定收功，却主动来投，岂非使诈？
在一片反对声中，刘黑马及其长子刘元振力排众议，当即决定由刘元振去泸州接触刘整，以辩真伪。临行，老子还是不大放心，叮嘱儿子作好最坏打算：“刘整，宋之名将，泸乃蜀之冲要，今整遽以泸降，情伪不可知，汝无为一身虑，事成则为国家之利，不成则当效死，乃其分也。”
总之一句话，不成功便成仁。
刘元振认为刘黑马多虑。他分析刘整本非南宋之人，驻守泸南重地，在“宋权臣当国，赏罚无章，有功者往往以计除之，是以将士离心”的背景下，“此举无可疑”，立即兼程前往泸州。
这位蒙古汉军将领值得大书一笔。没有蒙古刘元振的宽容接纳，就没有宋刘整的真心来归。刘元振与刘整神臂城下初次见面，史料极力渲染其风采，为我们留下蒙古帝国不兴旺发达绝不可能的印象：
（刘元振）遂奉命率甲卒二千直抵泸州，遣使与整相闻。整即开壁出迎，交拜马前，握手道诚款，笑语如旧知。明日，整请燕从者于城中，公释戎服，与整联辔而入。燕酣，以白金六千两、男女五百人为献。公即以金分赐将士，一钱不入己；男女择取幼者四人，余悉各还其家。
还有另外的记录，大体一致。日本学者衣川強1988年9月就发表过感叹，“像这样来受降，真像是小说里的场面一样”：
元振至泸，整开门出迎，元振弃众而先下马，与整相见，示以不疑。明日，请入城，元振释戎服，从数骑，与整联辔而入，饮燕至醉，整心服焉。献金六千两、男女五百人，元振以金分赐将士，而归还其男女。
神臂城城二刘相见，刘元振渲染出一副感人的场面。他抢先下马，从队伍里面一个人上前与刘整握手。文中“握手”一词与宋代奉行的作揖之类礼仪完全不同，大有今人穿越之感。第二天“释戎服”脱下战袍，“与整联辔”进城喝单碗（泸州话“单碗”就是酒），首次喝就放心“至醉”。更为重要的是，刘元振不私收刘整所送金银与奴婢。如此磊落廉洁的蒙古官员与南宋的贾似道、吕文德鲜明立判，之前内心忐忑的刘整立即“心服焉”。
接下来共同对抗俞兴围城中，二刘结成生死与共的战友情谊。俞兴将兵昼夜急攻，“城几陷者屡矣”时，刘元振部下劝说：刘整不是我们自己人，今与俱死，有什么好处？不若突围而去。此时，刘元振的耿直和担当立显，郎声而说：“人以诚款归我，我来应接，是已受其降矣，岂可以小有艰阻，辄为改图？”
随即，刘元振毫不拖泥带水地做了5件事：一精神奖励。“擅造金银符二十余，择有功者与之”；二物质明确。“食将尽，乃杀所乘马以犒将士”；三措施有力。命令善水者带上蜡书，泅水出城到成都求援；四自身勇猛。与援兵内外合势，出城冲锋；五磊落光明。泸州解围，向忽必烈“自陈擅造金银牌罪”。当然蒙古大可汗岂是鸡肠小肚，不仅表扬他善于临机应变，还赐锦衣一袭、白金五百两。陪刘整一同入朝觐见时，又获黄金五十两及弓矢、鞍辔的奖赏。
刘整一生总体还算幸运为主，虽有起伏，但每遇到第一位新主，都能得到一颗真诚相待的心，孟拱如此，刘元振如此。他作为小校时候的体会，自然没有大将时候的体会深，当然，从小校成长为大将的过程中，从没有受过金主、宋主召见。之所以从战术大将成长为战略大将，乃忽必烈若干次礼贤下士的“召对”所催生。因此可以认为，刘整金、宋的拼搏，最终为蒙元储备出一位百年难遇的将才。泸州，不幸成为损失这位将才的痛心之地。
从宋刘整变脸蒙古刘整后，他能在战场上以“谢主隆恩”的方式倾情回报，也是其情动于衷的自发表现。人才，你不用他不会生锈，在另外的天地自有锃亮的光泽。
刘整的蒙古主子，确实乐意看到他锃亮的砍刀屠向南宋，忽必烈多次召见，都勉励他对它的挥舞。从蒙古刘整身上，我们可以一窥这个草原民族强大起来的真谛，他们对位自己卖力的人，始终在认真使用或者说叫使劲利用。以军队为例，蒙古乃至1271年改称“大元”的狂飙之师，在对南宋的战争中，军队兵员体系分明，既有蒙古军，也有色目军，还有汉军，更有“新附军”。后二者都有汉人籍属，只是汉军是襄阳围城前投奔蒙古的汉人或者契丹人、女真人武装集团，新附军是之后投降元朝的原宋军部队。刘整控制的军事力量属于汉军，与叛宋时投效的刘黑马、刘元振部队，以及张弘范部队都属同类性质。
蒙古军队中的汉籍军队，战力不亚于蒙籍和色目籍军队，刘军就是表率。刘整从泸州撤退后，蒙古没有把他的军队拆解，由他有职有权指挥，在四川地域与南宋对抗了整整5年。他的儿子刘垣、刘埏、刘均、刘垓，皆骁勇有加。其中生于1250年的小儿子刘垓，泸州出降时年仅11岁，两年后即以少年兵姿，跃马横枪，殊死与宋军相搏，屡立战功。还收嘉定、紫云城、叙、泸等千五百余里，招降嘉定昝万寿和各少数民族首领，完成四川、贵州归元的最后一击。天下一统后，忽必烈以“朕未尝忘尔父也”为由，还为其加官进爵。
泸州神臂山下古玄武（赵晓东 摄）
六、神臂城：南宋军民的忠
刘整变节并非一帆风顺，遭到众多部属和民众反对，寄居泸州城内的南宋潼川府路简州（简阳）人、状元许奕之子许彪祖（又有史料称作许彪孙）是其中之一。刘整慕其名，使修降表。彪祖朝服以拜天地祖先，率一家由少而长自绞死。笔者在长期的史源探究中，淘得数首有关神臂城抵抗蒙元的古诗，如入元以后，南宋遗民有“科第昔曾夸冠世，衣冠今忍负平生？休教秉笔修降表，乍可捐躯肯献城”诗，极力称赞许彪祖一门忠义，不辱状元家风。
刘整泸州降蒙之时，有两支武装力量不属于他掌控。一支是黄仲文所率协助刘军戍守的三千士卒，另一支是奉令来泸征购军粮的廉节所率队伍，他二人拒不降蒙，惨遭杀害。同样有诗赞曰：“父天母地君知否，婢膝奴颜子勿言。”
刘整所杀之人，估计还有一名乃至多名无名之“吏”。上文有述，俞兴“遣吏至泸州”，对刘整行打算法，“吏”是何人，史无明据。不过刘整反叛，神臂城内俞兴派来的“吏”，即使愿意附降，刘整及其“通判”们也绝不答应，因为他们正是痛恨这些人的审查，才走上反宋之路。
泸南事变，震惊南宋。宋兵在四川制置使俞兴的统率下迅速合围神臂城，但在外来蒙古援军和城内刘军的夹击下，一败涂地。主帅俞兴跳上一只小船，狠命划向对岸黄氏坝，一气逃到重庆；王达最为狼狈，只身抓住马尾泅江得脱。只有从叙州（宜宾）来的张桂，和重庆来的金文德两支军队力战不退，传说全体殉难。刘整从城中突击冲出，“引兵袭都统张桂营，桂及统制金文德战死”。二人战死的过程极为悲壮，张桂武器战没，“犹握拳而血战”，赤手空拳对阵叛军森森然刀剑；金文德“力已穷而斗愈急”，似乎为力竭赴死。至今神臂山下尚有宋军万人坟流传，后人凭吊，留下赞咏：“祭纛有灵嗟二将，死绥无愧慨孤忠。”
张桂转战宋蒙四川战场威风凛凛，多次打败蒙军。包围神臂城时叙州知州，本镇守叙州一名叫老鼠隘的堡寨（暂不可考），被称为“老鼠张”，蒙古军讹为“老水张”，有诗“鼠曾守隘机潜伏”赞叹过他曾经的飒爽机智。
老鼠张受调围攻神臂城，刘整尤为忌惮，安排部下城头高喊：“吾今日放猫捕矣！”张桂毫不在意，指挥人马冲进城门。可惜一语成谶，老鼠张的上司俞兴指挥无能，看到天色将晚鸣金收兵，否则“鼠军”拔得头筹，再无刘整嚣张襄阳的后事。
刘整投降之际，蒙古正值争夺汗位最为激烈之时，对南宋以防御为主。蒙军短暂占领泸州，对泸州的控制无能为力，俞兴军溃败，更为强大的吕文德军潮水般扑来（吕文焕也在军中），刘整、刘元振等只得退出神臂城。
顺便纠正一则网络假“宣传”：刘整降蒙16年后的至元十三年（1277，宋亡后第二年），泸州最后一次城破时所谓遭元军屠城之事。先给出一方新发现的蒙古人墓志铭材料：
亡宋降将王世昌据泸以叛。时不花行院于蜀，表公帅黑衣军讨之。遂乃指麾将士，授以方略，且告之曰：（王）世昌叛贼，干宪逆命，固当即诛，城中居民，复何罪邪？城克之日，歼厥渠魁，胁从罔治。上副圣主吊民伐罪之意，下惬黎元傒苏望治之心，顾不伟欤。众曰：善。遂薄城而谕之，贼副将李从感悟，启东门而降。于是执贼魁世昌而数之，磔尸于市，居民咸赖以安。
文中的“公”为元军攻城将领之一的耶律秃满答儿。
墓志铭虽然以元军的视角记载泸州失陷，但可弥补神臂城最后一战的史实：一是泸州守城副将李从打开东门，做元军内应才导致城破。二是泸州守将王世昌非壮烈巷战牺牲，而是被活捉后，遭耶律秃满答儿当面数落“罪状”而被残酷戮尸，放在城中最热闹的街市示众。三最为重要，神臂城不仅城中居民“咸赖以安”，王世昌手下还一律没有被清算，更无守城军民“食尽，人相食”谎言。一句话总结，1277年泸州治所神臂城被元军攻破时，没有发生巷战与屠城，泸州民众得以存续，平稳过渡为元朝百姓。
回头再说景定三年（1262）正月，泸南之变正好一年，吕文德高调宣告收复泸州。为了纪念这一“伟大”功绩，宋廷把泸州改名“江安军”（有史料称江安州），意为此方地域完全高枕无忧，可以保一江平安。吕文德自然加官晋爵，更受贾似道倚重，二人在刘整降蒙问题上蛇鼠一窝，毫无愧疚。至于理宗皇帝，昏聩得更加昏聩，竟下诏称吕文德“今复泸无，其功尤伟”，直接宣称：“朕岂有忧此虏哉？”真正相信贾似道编造的蒙古无惧、天下太平的假象，一再在临安醉生梦死。
刘整从泸州究竟带走多少人？泸州地方史料当然愿意相信《元史》所谓“潼川十五州、户三十万”这个数字，但是仔细分析可知，实际上他是突破吕文德重重包围，只带出泸州一城军民而已。
自然也有佐证的史料支持，那就是刘整只“领麾下亲兵数千人，投北献策”。再有就是其一同出降的手下将领沙全（抄儿赤），史料原文记为：“中统二年，整以泸州来归，（沙）全与之同行。宋军追之，全力战得脱。”由此情况判定，沙全为刘军突围断后，这个任务需要“力战”才能甩脱追兵，也从侧面证明刘整不可能带领众多平民从容离城。
这些被刘整劫持而去的泸州民众，被蒙古安排散居今成都、三台一带。神臂城最后归元的百姓，目前尚不知所源。
七、尾声：熊文灿种菜
泸州老城里有一条繁华的街道叫苏公路，它因泸州知州苏琼对抗张献忠农民军时，一门八人皆死得名。张献忠二度起事最终占领四川建立大西国，就是因为泸州人熊文灿在襄阳招抚失败所致。
襄阳与泸州相隔千里，除了刘整使二城紧密关联，熊文灿这位明末悲剧人物也是其中之一。众人只知道他招抚“流贼”失败被崇祯皇帝处死，不知道他还收降鼎鼎大名的郑成功海盗父亲郑芝龙，预埋一桩“国姓爷”延平郡王惊天动地的抗清义举。
至于熊文灿庸鄙无能的一面，却更寡为认知。他一生酷爱种菜，驻节襄阳仅有的一年中，日用数十人灌溉官邸菜园。当年天旱，地方官员写来报告请求祈雨，他竟然批示：“（我）园蔬茁茂，禾苗何以独枯？”他自己的蔬菜长得郁郁葱葱，根本不相信襄阳民间的禾苗焦苦难耐？貌似聪明的糊涂蛋，不被砍头谁被砍头！
从熊文灿上溯宋元之际，贾似道也是一位“假精灵”（四川话：故作聪明的傻瓜）。他以其姊有宠于宋理宗开始发迹，权倾中外后，荒淫奢靡，进用群小，满朝正人端士，为其破坏殆尽。但也有论者认为，他对军阀，外戚、宦官以至学校，都按自己的意图采取了行动，可以说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
不过，他的拙劣表演也是史上之最，不断用“弃官去”“乞归养”“称疾求去”之类，威胁南宋最后一位成年皇帝宋度宗和满朝文武，掩耳盗铃恰如熊文灿种菜，焉不知人在做天在看？也如指鹿为马的赵高、种菜自娱的熊文灿，自己一叶障目，自认聪明罢了。
行将灭亡的政权，一般怪事频出；操纵怪事的人，都是贾似道之类的糊涂蛋。上行下效，吕氏军事集团的首脑吕文德同意开榷场如此，吕文焕本人也好不到哪里去。当他听闻朝中可能派遣赋闲的名将高达入援久困的襄阳，作为守城主帅，不仅不心生兴奋，反而“亦不乐”，谎报前线大捷加以阻止。所谓“捷”的真实情况是，他特意安排一队人马，抓住几个蒙元哨骑而已。危如累卵的孤城主帅，还做如此儿戏用以擅权，吕文焕之流之所以能成为南宋最后的大汉奸，自在情理之中。
贾、吕之类就这样沆瀣一气，互为依托，置赵宋家国于不顾。贾似道曾留经典名言：“吾用达，如吕氏何？”就是我假如启用高达，我吕氏那些兄弟伙怎么安排？临安清醒的朝士不得不叹：“吕氏安则赵氏危矣。”
反观勃勃兴旺的孛儿只斤家族，整个13世纪狂飙欧亚东西，实证乃黄金所铸。他们从成吉思到元世祖，都有一种昂扬的冲劲、务实的野心，积聚大批能臣武将，永远跳跃在创新与冲刺的路上。相形之下，赵家的人，已经无可救药。
无可救药的社会，自然会把宋刘整，拱手变身成为蒙古刘整。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南宋真正的灭亡始于泸州，成于刘整。仅就襄阳对垒的双方主将的经历来看，虽然无一例外都征战过泸州，但在襄阳已经大相径庭。刘整、吕文德、吕文焕与泸州的关系已有所述，青年阿术到过泸州知者甚少。他随乃父兀良合台从云南大理斡腹南宋，过境泸南时还被秃剌蛮（都掌蛮，见笔者另文）盗取战马1000多匹。大为恼怒之下，亲自攀崖上山，剿灭3个山寨才悉数追讨回来。
此时二吕与刘整正是战友，皆从荆湖战场抽调支援四川，全力防备云南蒙军的斡腹进攻。吕、刘二氏在播州（遵义）防拓，共同迫使兀良父子不敢再越“蜀背之路”进攻临安。
假如蒙古刘整还是宋刘整，襄阳之战还是刘吕联合，以阿术为代表的蒙元军队，要绝对攻占这个水路要冲，可能还会旷日持久。纵观襄阳战事各类史料，可以可以明显看出，名为蒙元主帅的阿术再勇猛，但在襄阳收获的每一条战功，背后都跃动着蒙古刘整的身影。
但是，战略、战术都声誉难掩的宋刘整，为什么在宋的空间里被迫挥挥衣袖愤而出降，不仅不思回头还变本加厉对付老东家？元世祖PK宋理宗，答案自晓。他俩共同之处是，在位时间相当，分别为35年、40年。不同的是，前者不管是方面之将还是位极至尊，绝大多数时间都在咆哮向南；后者可悲的是，坐北朝南的脊背，始终都不知道所承蒙元劲吹的朔风，是不是有嗖嗖的响动。
更为不同的是，忽必烈代表新生；赵昀代表龙钟。前一位忙碌军国大事，后一位痴迷在荒淫昏庸。
13世纪中国两位君主，其实也是在各美其美，各长其长。贾似道只有在南宋末期的土壤里才能茁壮成长；刘整只有在忽必烈的注视下才能跳起摸高。军事是政治的延续，从蒙元与南宋皇帝简单的对比，可窥元兴宋亡的必然。
从情感角度，定义刘整是南宋贰臣毫无悬念，但普通人对这位贰臣是怎么“炼就”的，却没有心思过多探究。我襄阳归来草就本文，就是想有一个新的思考。总之，历史是滔滔江水不会回头，文天祥《泸州大将》所写“西南失大将，带甲满天地。高人忧祸胎，感叹复歔欷”，算是对刘整叛宋较早的文学洗地。诗中对宋刘整不是愤恨和谴责，而是对南宋国祚的歔欷与感叹，眼见蒙古刘整驰骋冲杀，他一脸是无奈，满心是不甘。
2026年5月15日
来源：巴蜀文史
作者：赵晓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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