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敢信吗，咱们中国人用了一千年的三样东西，创造者居然是个被史书钉在“昏君”耻辱柱上骂了一千年的亡国之君。每年过年家家户户都贴的春联，成都沿用至今的城市简称“蓉”，还有古代官府大堂立了近千年的廉政警示，全跟这个人脱不开关系。
公元965年，他以一国之主的身份走出成都城门，道路两旁是哭到震天的百姓，对面是刀枪林立的北宋军队。他叫孟昶，这顶“昏君”的帽子，一戴就是一千年，标签上明明白白写着贪图享乐、玩物丧志、亡国罪人。
五代十国那会有多乱，说出来你都不敢信，短短五十多年，中原换了五个王朝，打来打去没一天安生。老百姓种个地都不安稳，今天你家地头归这个皇帝的兵收税，明天说不定就换一拨人再来抢一遍，北方几乎找不出一块能喘气的地方。
蜀地不一样。后蜀偏居西南，四面都是山险挡着，战火没那么容易烧进来。孟昶他爹孟知祥打下后蜀江山，孟昶十六岁就接了班，手里本来就是个安稳摊子。
他上位头一件事不是扩军打仗抢地盘，是先把国内的吏治整顿了一遍。后蜀立国三十一年，没发动过大规模对外战争，赋税比中原轻不少，粮食够吃，物价也稳。乱世里能过上这种日子，已经是普通人求都求不来的福气了。
孟昶本身自带文人buff，爱诗词好音乐，对文化发展格外上心。他在位的时候，成都文风特别盛，读书人有地方安身，市井里天天都是歌舞升平的模样。
有人说这是纸醉金迷，换个角度想，一座城市能养出这种松弛氛围，前提不就是社会稳、百姓手里有余钱、不用天天躲战乱吗？
他给成都留的名字，用到今天还在用。公元950年，孟昶下了一道命令，让成都城内外大规模种芙蓉花，不是种几棵当点缀，城墙上、河岸边、官道旁全种满。
每到秋天开花，整座成都都被芙蓉花盖住，红的粉的白的层层叠叠，开得热热闹闹。时间久了外地人一提成都就叫“芙蓉城”，后来简称“蓉城”，这个称呼用到今天，成都出租车、地铁、官方文件里全能见着，一千年前一道种花令，就这么让一座城市记了他一千年。
离亡国还有一年的时候，孟昶还不知道自己的命运，照样过安稳年。按宫里旧规矩，年前要让翰林学士在桃木板上题字，挂在寝宫门口辟邪纳福，这个习俗叫“题桃符”，算是门神的前身。
那年写桃符的是翰林学士辛寅逊，写完拿给孟昶看，孟昶皱着眉头不满意，觉得辞藻太陈腐，文气也不对付。干脆自己提笔，在桃木板上写了十个字：新年纳余庆，嘉节号长春。
就这十个字，成了中国历史上有文字记载的第一副春联。这事本来就是宫廷里一件不起眼的小事，哪想到后来巧合得离谱。
宋军攻破成都，孟昶投降，北宋派来管成都事务的第一任知府叫吕余庆，刚好对上“新年纳余庆”里的“余庆”二字。更巧的是，宋太祖赵匡胤的生日被定为“长春节”，刚好对上第二句“嘉节号长春”。
这事到底是天意还是后人附会，现在已经说不清楚了。真正重要的是，从孟昶之后，桃符上不再只是神名符咒，大家慢慢都开始用对仗工整的句子写桃符，慢慢就演变成了现在过年必贴的春联。直到今天，每逢腊月家家户户裁红纸写春联的场景，根源还在一千多年前那个不满意旧作、亲自提笔改写的冬夜。
更离谱的是，这个被骂“昏君”的人，还留下了一篇被历朝历代当成廉政教材的文字。公元941年，孟昶刚亲政，年轻气盛一心整顿吏治，亲自写了一篇九十六字的《颁令箴》，专门给地方官员看，告诫大家要清廉奉公、爱护百姓，不能欺上瞒下中饱私囊。
那时候各国都发过类似的政令，本来没人当回事，哪想到四十多年后，宋太宗赵光义翻旧资料，从这九十六个字里摘出十六个字，下令让全国各地官府都刻在石头上，立在公堂最显眼的地方，当官的抬头就能看见。
这十六个字就是：尔俸尔禄，民脂民膏。下民易虐，上天难欺。意思直白得很，你拿的俸禄都是老百姓的血汗钱，老百姓好欺负，老天爷可盯着你呢。
这块刻着字的石头，从宋代传到元明清，几乎每个官府衙门都有。约束力多大不好说，但摆在那里就是一种态度，时时刻刻给当官的敲着警钟。后来宋高宗还嫌各地刻的字体不统一，专门下令用黄庭坚的手书做标准版本，全国统一刻制，《戒石铭》就这么成了定规。
孟昶当年写这篇东西，不过是想约束自己治下的官吏，让蜀地百姓少受点盘剥，他哪里能想到，自己写的话会被敌对政权推广到全国，成了中国古代廉政文化里最有代表性的符号之一。
公元965年北宋灭后蜀，宋军只用六十六天就结束了战斗，后蜀几乎没组织起像样的抵抗。孟昶晚年确实放松了军备，军队战斗力下滑，这是他逃不开的失职，乱世不修武备，等于把国家命运赌在别人不来进攻上，这个赌注他输得一点不冤。
有意思的是，孟昶出城投降的时候，成都百姓自发聚集在道路两旁哭送，足足送了几百里，这个细节不少史料都记着。百姓不是哭什么千古圣君，只是三十年安稳日子到头了，不知道新来的统治者会怎么对待他们，心里没底，这份不舍是真真切切的。
孟昶到了汴梁，赵匡胤封他做秦国公，接待规格看着不低，可才过六天，孟昶就暴病而亡，年仅四十七岁，史书没写详细死因，真相到底是什么，至今也没有实锤。
孟昶死了，给他定性的工作就开始了。北宋要正统性，要证明征服后蜀是正义的，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把被征服者说成活该亡国。把孟昶定型成昏君，那自然就是天命转移，北宋得天下名正言顺。
刚开始官方修史还没骂得太狠，只说孟昶“颇亦奢侈”，那时候离亡国才几十年，不少经历过后蜀的人还活着，瞎编容易穿帮。真正把他钉死在耻辱柱上的是欧阳修的《新五代史》，不仅把他骂得狠，还收录了七宝溺器的故事，说他奢侈到用七种宝石镶夜壶，赵匡胤见了都大怒，说这样不亡国才怪。
可这个故事，最早是孟昶死了五十年才出现在一本私人笔记里，本身就值得存疑。可欧阳修把它写进正史，就成了历史定论，孟昶的昏君标签也就这么固定下来，一骂就是近一千年。
帽子摘不摘其实没那么重要，那副春联还在年年贴，蓉城的名字还在天天用，《戒石铭》的拓本还安安稳稳藏在博物馆里。这三样活在中国人生活里的东西，比任何史书上的评语都更有分量。
参考资料 人民日报 《被骂了1000年的“昏君”，却留下三样东西，中国人用了一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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