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现代教育史上，西南联大毫无疑问是最好的大学。
这个成立于战火纷飞的年代、办学不到十年（1938-1946年）的临时大学，培养了中国20世纪以来最优秀的一批人。
他们中有刚刚离世的历史学家、翻译家何兆武先生（ 点击回顾 ）；
有同为翻译家的巫宁坤先生、许渊冲先生；
有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杨振宁、李政道教授；
......
西南联大校门。
图片来源：Wikipedia
那么，应该怎么办好一所大学呢？
一个众所周知的答案是蔡元培先生的「兼容并包，思想自由」。
他出任北大校长时，辜鸿铭、梁漱溟、朱希祖、胡适、李大钊、刘半农、鲁迅等名家，尽管彼此观点相左，但并列讲坛，北大亦从衙门式的旧学堂成了一国之学术中心，盛况空前。
百年之后，北大的名气依然受惠于民国的这段历史，或者更刻薄地说，依然还可以挥霍民国老北大遗留的荣光。
一百年前，1919年5月4日，北大学生带头，「五四运动」爆发，并迅速向全国蔓延。
5月7日，北京政府提出解散北大、撤免校长蔡元培。
5月8日，为保全北大，也为不让无辜学生受难，蔡元培，这位最具洁癖的政治家，留下一句「我倦矣」，放弃北大，自行辞职，连夜离京。
胡适特别生气，写信指责蔡元培：一是一大批朋友先前看在蔡元培的份上制定了五年十年计划，现在忽然一抛，太不负责；二是蔡元培主持北大时曾邀请胡适的导师杜威来讲学，现在杜威已经到了上海，蔡元培却不辞而别，让留在北大的朋友很尴尬。
蔡校长可以不在乎北京政府，却不能不考虑胡适这一班朋友，再三考虑之后同意复职。
但他当时的身体状况确实非常不好，之前又信誓旦旦地表示绝不回北大，马上回去面子上太不好看。
于是，有人提出了一个折中方案：蔡元培复职，但不用马上回去，由他的学生、胡适的同学、杜威的另一个亲传弟子，34岁的蒋梦麟，暂时代理北大校长。
蒋梦麟，曾任国立北京大学校长（1919-1927年）、国立浙江大学校长（1927-1930年）。
1930年之前，蒋梦麟像这样代理北大校长，前后三次，都不顺利。
他太年轻，没有蔡元培的威望，很多老教授都不听他的。
更何况「五四运动」之后的十年，中国处于乱局，所谓的中央政府，是你方唱罢我登场。
1926年，张作霖占领了北京，蒋梦麟跟南方的国民党素来关系密切，不敢再留在北京，被迫南下。那几年，他先是创办了国立浙江大学，又当了两年教育部部长。
1928年，国民党北伐成功，但北大已经被折腾得元气大伤，到1930年蒋梦麟回到北大正式成为校长时，北大已经彻底变成了烂摊子。
当时的北大教授们整日四处「走穴」，给别的学校上课，北大的教学却基本停止了。
类似的事在蔡元培治下也发生过，说到底是因为一个字：钱。
民国时期的大学教授地位极高，外出讲课能挣不少钱。
蔡元培做校长时期，社会相对平稳，政府教育经费给得足，教授们出去只是挣点「外快」，问题没那么严重。
到了蒋梦麟的时代，情况却发生了变化：政府天天换人，有钱都得先拿去打仗，没人管教育，北大经常发不出工资，教授去校外上课是为了「糊口」。
作为校长，蒋梦麟没机会像蔡元培那样醉心学术，必须每天到处找人走关系，像个商人一样四处找钱。
在许多学校因为经费问题无以为继时，北大靠着校长的关系艰难度日，熬过了最困难的时刻。
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曾因四处筹款被学生质疑，他说：我虽然有时向人求见、筹款，被其挡驾，有辱于脸面，但我不是乞丐，乃为兴学而作，并不觉难堪。
1930年底，蒋梦麟联系到了中华教育基金会，得到一大笔补贴，不光能保障教授的收入、提供好的设施，甚至可以资助学生留学。
如此这般，蒋梦麟的改革也才能开始。
他改革的第一刀，是蔡元培的「教授治校」，就是校长和教授商量着治校，主要听教授的。
蒋梦麟没有蔡元培那样的威信，学习杜威教育学的他也非常清楚地知道：蔡元培以后，不会再有蔡元培那样的校长。北大要长期保持活力，需要学习西方现代化大学的学术制度，进行制度性的改革。
他提出新的分工：校长治校，教授治学，学生学习，员工服务。
不止权力结构要改革，学术结构也是。
蒋梦麟力排众议，引进了40多名特聘教授，同时态度坚决地淘汰了一批学问不行的老教授。
他一系列的强势动作，引来了非议和质疑，甚至被批评为「独裁」。
争议也好，独裁也罢，三十年代的那几年，如今回望，的的确确是老北大新的「高峰」。
可惜，好景不长，时间很快就到了1937年。
抗日战争爆发了。
清华、北大、南开三所学校西迁昆明，合并组建西南联合大学。
新组建的大学，得先选个校长。当时的清华和南开，实力不如北大，呼声最高的校长人选自然是蒋梦麟。
出乎意料，蒋梦麟放弃了，把校长让给了清华的梅贻琦。
与蔡元培的被迫放弃不同，蒋梦麟是选择主动放弃。
他笑对梅贻琦说：我的「表」你「戴」着，你代表我去管理这个学校，我对你很放心。
说完后就练书法、写自传、吟风弄月去了，再不理校务。
北大师生不敢相信，那个铁腕治校的「独裁」校长，竟然如此轻易放弃了所有权力。
西南联大，是民国教育史上的传奇，却被北大师生称为北大最「黑暗」的几年。
三校联合，北大师生却干什么都没有校长支持。在他们眼里，那几年的北大，不仅不如清华，连浙大、武大都比不上了。
北大文科研究所所长傅斯年更是直截了当地说：
「我们这些年跟清华合作，清华倒是安定了，我们得到了什么？」
北大师生和蒋梦麟的矛盾终于在1945年爆发。
最后，蒋梦麟辞职，彻底离开了他奉献半生的教育事业。
其实，要理解西南联大时期蒋梦麟的放弃也不难。
在《西潮》这本自传中，蒋梦麟曾说：
「在动乱时期主持一个大学本来就是头痛的事，在战时主持大学校务自然更难，尤其是要三个个性不同历史各异的大学共同生活，而且三校各有思想不同的教授们，各人有各人的意见......虽然胃病时发，我仍勉强打起精神和梅校长共同负起责任来，幸靠同仁的和衷共济，我们才把这条由混杂水手操纵的危舟渡过惊涛骇浪。」
西南联大本是三校奉教育部之命临时组建的大学，师生都是穿越火线，冒着生命危险来到昆明，如果因为内部分歧，尤其是权力归属的分歧而导致师生离心，则与建校的初衷远矣。
《西潮》
作者：蒋梦麟
出版社：云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6年
在北大的最后一段时日，蒋梦麟跟同仁讲过一个比喻：他、张伯苓、梅贻琦是三大名校的校长，好比三个人穿一条裤子，如果三个人抢一条裤子，裤子只有两条腿，那么肯定是来回拉扯，什么都干不了，所以只能让一个人穿裤子，我们俩可以不穿裤子。
一个活生生的例子是1937年9月，由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北洋工学院和北平研究院等在西安组建成立的西北联大，不到一年就分崩离析。
西南联大要顺利建校，不因利益之争重蹈前车之鉴，需要有人做出牺牲。
由此可见，蔡元培提出的「兼容并包」，可以造就博大精深的学问；而蒋梦麟继承的「兼容并包」，有牺牲自我的胆魄，亦至为不易。
可以说，正是蒋梦麟的放弃，成就了后来群星璀璨的西南联大。
历史学家吴相湘甚至在《民国百人传》中这样评价：「蒋梦麟先生在民国教育史上的地位，仅次于蔡元培。」
当然，蒋梦麟自己却很淡然。
1950年，傅斯年在庆祝北京大学建校52周年大会上发表演讲时说：
「孟邻（蒋梦麟号）先生学问不如孑民（蔡元培字）先生，办事却比蔡先生高明。我的学问比不上适之先生，但办事却比胡先生高明。」
事后，蒋梦麟笑说，蔡元培与胡适是北大的功臣，而他与傅斯年则是北大的「功狗」。
可堪一笑。
《西潮》是蒋梦麟的自传，可它的价值绝非仅限于蒋梦麟的北大回忆。
在这部写于西南联大期间、躲避战火间隙的暗夜中的自传中，蒋梦麟回忆起自幼的经历，他看着宁静安详的小乡村随着清王朝的坍塌而匪盗并起，又随着新的中央政府的建立重归宁静，但是西方的影响已经开始波及小村庄。
「中国很想稳步前进，不敢放步飞奔。但是西方文化的潮流却不肯等她。西潮冲击着她的东海岸，泛滥了富庶的珠江流域和长江流域。并且很快弥漫到黄河流域。」
身处战乱的时代，家国随时代而浮沉，蒋梦生也处于西洋文化、革命思想与传统士大夫思想的交互碰撞中。
他念过私塾，参加过科举考试，认同「学而优则仕」的路线，他也接受了现代教育，并赴美留学，在国外时他以中国的传统文化标准对比消化西方文化，归国后参考西方的思想与标准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与问题。
毫无疑问，回应西潮，亦即中国该如何现代化，是蒋梦麟这一代知识分子的自觉使命。
悲伤的是，这本写于1940年代的《西潮》，蒋梦麟那一代人所面对的「西潮」问题，我们今日仍旧要面对。
而且，民国的大学之道，蔡元培、胡适、蒋梦麟诸位先生所开创的局面，似乎早已丢失殆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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