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著名书法家、中国书法家协会篆书委员会委员、中国书法院研究员、中国书协培训中心教授，原平谷区政协常委、平谷区文联副主席、平谷区书法家协会主席王友谊先生因病医治无效，于2021年6月13日凌晨2时34分在北京平谷逝世，享年72岁。

“上元雅集”由平谷籍著名书法家王友谊先生创设，以篆书为核心，集讲学、展示、评比、交流等于一体，已历时十二届，遐迩闻名，形成了响誉全国的篆书品牌，书写并呈现了国内书法艺术界的时代景象。欧阳中石先生倾情为展览题字“上元雅集，桃李成行”。活动以传承国学经典为载体、以凝聚中华文化精神为核心、以提升学术含量为重点、以培养德艺双馨人才为目标，以良好的学术氛围和人文精神展现了中华篆书的正大气象，展现了古老篆书在当代所焕发的青春光芒。

第十二届‘上元雅集’暨‘友谊奖’书法作品展”首次公开亮相《王友谊篆书大系》之“尚书”、“周易”、“道德经”系列、“论语”精粹系列等传统文化经典，线装彩印，具有收藏价值，成为当代中国书法史上一大文化工程，表现了王友谊先生献身篆书事业的忘我与无我精神。

“上元雅集”活动推动了平谷书法事业的发展。2012年，平谷区荣获北京首个“中国书法之乡”称号。在平谷区委、平谷区政府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之下，平谷区持续推进“中国书法之乡”建设。目前，拥有广泛的书法群体，25位国家级会员、127位市级会员、355位区级会员，专业书家队伍庞大可观。上至八旬老人，下至3岁幼童，约4万人提笔写字，130余个基层书法班遍地开花，形成全民书法热潮。“篆书平谷论坛全国篆书名家邀请展”活动列入2019年度全国书坛十大新闻之一。有高度、有深度、有广度、有温度的书法创作和如此规模的书法人才聚集现象，构成了平谷在全市文化领域的一个鲜明特色，书法成为平谷文化的一张金名片，同时也成为平谷区建设文化高地重要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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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友谊 | 我的书法观

书法，这个笔墨挥洒的线条艺术，它仿佛世代吟诵的美妙乐歌，流淌在我的血液里，渗透到我的骨髓中。成为我永生永世的梦想与追求。

200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召开的一次会议上，正式把中国书法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以此为标志，中国书法迈上了“输出”全球之路。汉字在汉代完成字体演进的全过程后，审美也步入成熟的自觉期，“晋尚韵，唐尚法，宋尚意，明、清尚态”，这些不同历史阶段的审美诉求，是“书法”围绕“中庸”这一中华民族核心审美观，所作的或右或左、或激进或保守的审美领域的拓展。

近年来，我先后用篆书创作完成了《四书.王友谊大篆写本》、《说文解字叙.王友谊篆书写本》、《道德经.王友谊大篆写本》等传统经典的篆书写本。

用篆书书写四书，是我多年的梦想。开始只是一个音符，渐渐地，有了舒缓的节奏，再后来便形成了铿锵的乐章……甲申年，在因病住进医院的时日里，我目睹了一些病友，或年龄长我者，或年龄小我者，带着对未来的憧憬离开了人世。面对鲜活生命的远逝，我曾陷入深深的苦恼。但是死者长已矣，还是珍爱生命，在有限的时间内做些有意义的事情？用篆书书写四书，这个曾经的愿望便成为我痛定思痛后的不容改易的答案。于是我开始查阅各类古文字书籍，与多种版本的四书、四书集注等。经过大量的前期准备后，丁亥年中秋过后，我开始自信地动起笔来。至庚寅暮春之初，书篆完毕，屈指算来，已是寒暑三易。

这期间，无论春去春回，无论天南地北，笔墨纸砚总不离左右，篆书四书的笔法样式，总在我魂牵梦绕之中寻寻觅觅。有时夜半醒来，万籁俱寂，静对明月古书，佳兴勃发，便潜心于墨海，享受创作的快乐，每不知东方之塈白。

这期间，病痛一直折磨着我嬴弱的身躯，有时天旋地转，不得不辍笔卧床。唯心有所系，待身体稍有好转，便又投入创作。

这期间，基本上谢绝了各种笔会与宴请，中断了与书界友人的沟通，独处一隅，心无旁鹜，甘于寂寞，全情投入，用毛笔与古人对话，向先贤求教，优哉！游哉。

这期间，写废的手稿不计其数，它们理解我的内心——崇敬先贤，尊重读者——故它们默默地看着我，发出无声的叹惋……

庚寅年三月初九，用三载之时，终于将《四书》以风格有别的篆书抄录在三十六本册页之上。当写完最后一笔时，身心倍感轻松，如释重负。

我以花甲之年倾心竭力完成《四书》大篆写本是出于以下考虑：

首先，《四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经典。称为“经典”是指蕴含了关乎天地人伦的常道常理，教化人生的常则常行。《论语》为孔子弟子所记先师广告，不仅喻示了夫子的伟大品格，而且教给后人为政，治学与做人的道理。像“立于礼”“恕”“已之不欲，勿施于人”“已欲立则立人”“已欲达则达人”等。其微言大义为千秋万代受用不尽的。又如《孟子》说“仁”兼说“义”，辨析“义”“利”“性善”，论及“养浩然气”，“至大至刚”“配义与道”等，都是人生修养最高境界的哲理。再如《大学》中，“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均为初学者入得的门经，是垂世立教的大典，尤其要求治国理政者务必以身作则，好恶与民同，物质生产不要违天时；不与民争利等，都具有进步意义。《中庸》篇意在宣扬中庸之道：“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其倡导的以天地和、人人和、身心和为核心的理念，已成为我们建立和谐社会的思想武器。这些经典经历了历史风雨的激荡与洗涤，更加熠熠生辉，在无限的时空当中将充分展现其永恒的价值。故以篆书而记之，为光大古代先贤之思想，略尽绵薄之力。

其次是在篆录四书的实践中，增加自身修养。诚如梁启超先生所说：“《论语》为二千年来国人思想之总源泉，《孟子》自宋以后势力亦与相将。此二书可谓国人内的外的生活之支配者。故吾希望学者熟读成诵，即不能，亦须翻阅多次，务略举其辞，或摘记其身心践履之言以资修养。”相对“论语”“孟子”答问形式的先贤语录，“大学”“中庸”则以综论的形式，阐述了上古以来中华传统的核心理念。这些历久弥新的哲学思想，其普世价值应成为我们的人生指南。

其三是为后人留下一部完整的篆书《四书》。四书成书于战国，最迟不过汉初，当初的简帛抄本，应为其时通行的古文或篆书。近年出土了大批战国秦汉竹书，但迄今未见有四书遗简面世。晚清吴大澂曾以大篆手书《论语》，民国李准以大篆抄录了《大学》《中庸》。但是，一部完整的四书篆书写本仍然付之缺如。今以我多年孜孜以求的书艺修为，利用不断富积的古文字资料，创作一部全新的四书大篆写本，借以回馈先贤，留赠后彦，乃是我辈肩负的责任，也是录写本书的初衷。

用大篆录写《四书》，是一项大规模的工程。一些相关问题事先谋划并成竹在胸是必须的：一，《四书》版本的遴选；二，《四书》用字在现存大篆资料未见文字的借用；三，《四书》各篇书法风格的统一与区分。我是一个视书法为生命的人，但就学养而言，我确实涉识未广。几十年间，我的工夫主要是在书论与书法实践，有关经典文籍，虽曾用心研读，却未曾关注到版本的优劣。出于自学《四书》的需要，我便从新近出版的《白话本》、《全译本》入手，而出于篆录四书的考虑，又研读了清人吴大澂篆书《论语》与民国李准大篆《中庸》、《大学》。但最终没能采用中华书局版《四书》作为书写底本。为弥补这个缺憾，我采纳朋友建议，用上海辞书出版社2007年刊出的皇家读本张居正讲评的《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作为终校的第一版本。

留存至今的先秦大篆，汉代又称“籀文”，主要是指西周，春秋至战国初年的钟鼎文字与少量秦人石刻文字，见于《说文》一书所存的籀文，字量很少。用大篆书写《四书》，现有大篆资料篆字不足是主要障碍。必须下大力气，费很多心思，力争做到合理借字用字。业师欧阳中石曾多次叮咛在用字上“不可出硬伤”，就是就这个问题对我的鞭策，面对这种现实，我只能在资料上做足工夫。广泛置备上自商周甲骨文字，钟鼎文字，下至战国秦汉的陶石文字，古玺泉货文字，简牍缣帛文字等出土资料以及基于这些资料编纂的字典、字汇、词典、诂林等，用心学习研读，务在辨明字形结构，篆法，笔法并力求烂熟于心，然后再提笔抄录。在用字借字方面，我秉持下述几条原则：一，以两周钟鼎，秦人石鼓已有文字及篆法、笔法为首选；二，大篆资料不足则上觅商周甲骨，下取战国古文而以大篆笔意成之；三，以上两项资料仍然缺少的文字可采其时已经通行的假借之法；或以《说文》小篆进行偏旁部首移位，变其结构和笔法，使其转换成与大篆风格相统一的篆字。四，《说文》亦无或少量无假借字可用者再采用偏旁部首配置造字的方法，作为不得已而为之的补充手法；五，同字异体一字多形者可用以变换行款章法。

吴大澂，李准以篆书录写《论语》《中庸》《大学》，至今已百年上下，今天我们得以传习的大篆资料，已远比吴、李所见丰富许多。以笔者二十余载的篆书实践与感悟，自信可以兼采商周以求各家之长，运用到《四书》的录写之中，并在篆法，笔法，章法与风格取向诸方面予以区别，拟用四种风格不同的面貌奉献给读者。

这里奉献给读者的四书，《论语》的篆法借鉴晚清吴大澂《篆书论语》，风格汲取《毛公鼎》的沉雄，《散氏盘》的恣肆，《颂鼎》的朴茂，吴昌硕《石鼓文》的苍润加以提炼、整理，使其有机地融合为一体，给读者以气象朴茂雄浑、韵致自然流畅的审美格局。

《大学》的篆法参照李准篆书《大学》，风格则参以春秋战国时《楚王盦肯鉇鼎》铭文及秦汉简牍笔意成之，以求疏放、自然、清逸、散淡，不激不厉的中和之美。

《中庸》的篆法亦参照李准篆书《中庸》。笔法圆厚遒劲；体势沉静古拙一气贯之；章法则与其它三书有别，源于商《小子 feng卣》《小臣俞尊》《葡亚角铭》等铭文有行无列重心贯穿式章法。“重心贯穿”即是上字与下字衔接时，以重心为准绳，将每行字贯穿在一个中心线上，字与字之间形成一种承上启下的衔接链，这种章法给人以匀称规整、平和简静的视觉效果。这种章法商代铭文之中多有出现，而且均无生硬板滞、不和谐不统一的感受，可见商代书家的艺术天赋已达至瑧至妙之境。

《孟子》，取西周《二式兴钟》《许子妆簠盖》，春秋《王孙遗者钟》等铭文简静灵和、萧散超逸的气象为创作法源。这类篆书的风格，即如清人王澍《竹云题跋》所说的篆书三要：“一曰圆，二曰瘦，三曰参差。圆乃劲，瘦乃腴，参差乃整齐”。故泱泱近四万言的大篆《孟子》，其总体风格不失空灵清逸、朴素淡雅的审美意味即得益于此。

儒家精神，是我安身立命的根本。多年来，我对国学经典宠爱有加，尤以《四书》为最。其千古永垂的至理名言，若《论语》的“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大学》的“三纲”——“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中庸》的“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孟子》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成为我为人处世努力饯行的指南。沐浴先贤的思想，承受先贤的恩泽，使灵性受到陶冶，心智得到启迪。

“书，心画也。”这是西汉着名的文学家、哲学家扬雄在《法言·问神》中提出的经典论断。这一论断使书法成为了人们更乐于接受的一门艺术，为书法艺术的不断发展奠定了基础。三国时期，魏国的书法家钟繇曾说过：“笔迹者，界也；流美者，人也。”他把书法看做是人们审美情感的一种流露。同时，书法艺术又是人们道德情操的一种展现。书法艺术不同于人们用来交际的一般文字工具，它是一种意象的表情艺术。书法艺术以书法家及书法爱好者的抒情达意为特征，渗透着人们丰富的情感，包含着人们不同的观念。书法艺术不但是书者人文灵性的表现，更是书者人生情感的真实轨迹。一幅隶书中堂“宁静致远，淡泊明心”，既可供赏玩，又是对人处世之道的警醒；一卷魏碑横幅“身无半亩心忧天下，读书万卷神交古人”，是敦厚君子的座右铭，更是感化人们、培养人们高尚情操的警世录。鲁迅写的“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质朴无华，刚柔相济。我们在欣赏它的同时，会受到鲁迅精神的感染，使自己的道德情操在不知不觉中得到升华。

理能服人，情能感人，书能鼓人。书法艺术作品在创作过程中“寄以抒纵横之志，托以散郁结之怀”，是情感的神经因受到触动而产生的艺术的共鸣。回首数十年来的砚边生涯，我深深感触到，正是众多的师友同道们的支持和勉励，时刻予我以慰藉心灵的温暖和感动，更是我进取的动力之源;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和书法艺术的无穷魅力又不由自主地引我进入到一种高尚的美的境界，给我以精神的振奋和性情的愉悦。

退笔如山未足珍，读书万卷如通神。我虽年过花甲，但在在书法艺术的追求中，我依然在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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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丨陈丽玲

主编 | 廖伟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