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59年7月19日，天津港口。一艘英国商船靠岸，船上下来一队金发碧眼的洋人，引起了当地老百姓的围观。

为首的洋人叫洪仁辉，是一名英国人，身份是英属东印度公司的汉语翻译。洪仁辉为什么来天津呢？原来，他是打算去京城，找乾隆皇帝告御状。

一个洋人，千里迢迢、舟车劳顿地找乾隆皇帝告御状，这是受了多大的冤屈？我们还是从头说起吧。

洪仁辉的英文名字叫“James Flint”，即詹姆斯·弗林特。他很早就来到中国，并在广州生活多年，说得一口流利的中国话，给自己取了一个中国名字“洪仁辉”。英属东印度公司聘请他做汉语翻译，不久又升任为商船的船长。

那时候，清朝在东南沿海开设了4个通商口岸，分别是广州、厦门、宁波、连云港。广州是最大的通商口岸，也是外国商人云集的地方。在这里，清朝设置了粤海关，经常对各国商人敲诈勒索。粤海关招募的13家实力雄厚的商行，一边与洋人做生意，一边又承担管理洋人的职责，不讲诚信，拖延货款，更是让洋人叫苦不迭。

宁波之行，让洪仁辉等人赚得盆满钵满。尝到了甜头的英国商人，频繁驾船北上，在宁波等地开展贸易活动。这让乾隆皇帝产生了警惕。他认为，通商口岸火爆，并不是什么好事。这意味着，中国人将有更多机会与洋人接触，到时候发生什么“幺蛾子”就得不偿失了。而且，宁波离天津很近，大批洋人来到宁波，会对京城的安全带来隐患。

于是，乾隆皇帝下令，大幅度提高宁波口岸的税收，试图以此阻止洋人北上。可是，这种做法的效果并不明显。洋人经过权衡考虑后，仍然愿意到宁波来做生意。

乾隆皇帝见此，只好在1757年宣布关闭厦门、宁波、连云港的通商口岸，只保留广州一个通商口岸。这就是著名的“一口通商”。

一口通商的命令下达后，洪仁辉再次来到宁波时，全部货物都被地方官员扣留。船上防御海盗的火炮，也被搬走。

为此，英属东印度公司给洪仁辉准备了一艘7吨重的三桅快船“成功号”，由他驾船北上，前往天津告御状。

1759年6月13日，洪仁辉驾船离开广州，一路沿海北上。6月24日，洪仁辉来到舟山海面时，被巡视的清军发现。清军倒没有为难他，只是劝告他回到广东。洪仁辉没有听从，绕道北上。7月18日，洪仁辉一行终于抵达天津大沽，在那里弃船上岸。这就出现了文章开头的一幕。

洋人出现在天津，让天津的地方官员非常重视。直隶总督方观承亲自出面处理这件事。他了解到洪仁辉的诉求后，决定将此事上报。7月23日，方观承奏报乾隆皇帝，声称“（洪仁辉）若非实有屈抑，何敢列款读呈”，并附上了洪仁辉的诉求。

这是清朝立国以来第一次洋人告御状，实属前所未有。乾隆皇帝勃然大怒，下令“彻底根究，以彰天朝宪典”，派给事中朝铨前往天津，将洪仁辉带回广州。同时派福建将军新柱赶去广州，与两广总督李侍尧一起审理此案。

案情并不复杂。经过一番审讯，李侍尧、新柱等人了解清楚了案情，奏报乾隆皇帝。乾隆皇帝授权李侍尧进行处理，首先是将粤海关监督李永标革职查办，对参与敲诈勒索的粤海关役吏进行惩处。其次免除部分陋规杂费。第三是对洋人带来自己消费的食品和生活日用品豁免征税。

看到这里，是不是洪仁辉应该高呼“皇帝圣明”呢？然而，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就大跌眼镜了。

乾隆皇帝仔细琢磨案件后，认为洪仁辉能够告御状，少不了中国人的帮忙甚至唆使。这岂不是中国人和洋人暗中勾结？乾隆皇帝马上调转调查方向，指示李侍尧调查谁为洋人告御状提供了方便。在一番调查后，结果出来了：福建籍华侨林怀为洪仁辉撰写了状纸，四川商人刘亚匾进行了修改和誉写，安徽商人汪圣仪父子与洪仁辉关系密切，有暗中指使的嫌疑。

乾隆皇帝下谕旨，对这几名“汉奸”进行了严厉惩处：刘亚匾处罚最重，被处以死刑。汪圣仪杖六十、徙一年。林怀远不在国内，遭到通缉。洪仁辉则被以“勾结内地奸民，代为列款，希图违例别通海口”的罪名，在澳门圈禁三年，期满后驱逐出境。

至于洪仁辉提出的“自由通商”请求，则被乾隆皇帝一口驳回。不仅如此，乾隆皇帝还下令颁布《防范外夷规条》，条例一共有5条：一、禁止外国商人在广州过冬。二、外国商人到广州，应令寓居洋行，由行商负责稽查管束。三、禁止中国人借外商资本及受雇于外商。四、割除外商雇人传递信息之弊。五、外国商船进泊黄埔，酌拨营员弹压稽查。

《防范外夷规条》实施后，中国彻底关上了闭关锁国的大门。谁能想到，这与一个叫洪仁辉的洋人告御状有莫大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