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国集团（G7）财政部长达成一项历史性的全球最低企业税率协议。当地时间6月5日，在伦敦举行的G7财长会议上，G7成员国同意把全球最低企业税率设为15%，并将在改革国际税收规则、取消数字服务税等领域进行协调。

G7达成的税率协议，具有三重内涵：一是消弭美国和欧盟之间的数字税争议；二是给全球跨国企业既定最低税率也定纳税规矩，避免其通过“游击”实现避税；三是通过制定税收协议，使富企避税利益最大化变成富国利益最大化。

跨国企业是全球化时代的主角。这些跨国企业在全球市场中纵横驰骋，不仅赚取了全球利润，也突破了主权国家的税收体制障碍。有些国家的税率较高，有些国家的税率较低，跨国企业就利用了不同国家的税制差异，把在本国产生的收入转移到税负较低的国家，获取更多利益。从经济人理性原则言，跨国企业的这种趋利本能无可厚非，但对税率较高的国家言，这种行为具有逃税嫌疑。

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预计，跨国企业通过在各国间转移收入来降低税负，使全球各国政府每年损失高达2400亿美元。自2013年以来，在经合组织的支持下，全球137个国家致力于解决如何在全球化数字经济中对企业征税的问题。欧洲一些国家采取的是对一些科技巨头企业征收数字税，由于这一税种主要涉及美国科技巨头企业，从而引发美欧之间的贸易冲突。

跨国企业也逐渐意识到税制不统一带来的问题。跨国企业固然可以利用合理规则在全球市场实现避税，但国际税收体系的混乱也可能会带来重复征税或者被增加新的税负，如欧洲的数字税，甚至会遭遇和避税看似联系不大的反垄断调查，谷歌、苹果和微软都曾领教过欧盟反垄断调查的雷霆手段。

国际社会达成全球统一的最低企业税率协议，对跨国企业言也未必不是好消息。因此，G7财长达成的税收协议，就是在给跨国企业定明规矩，使其不再采取潜规则。虽然跨国企业多交了税收，但也少了不少麻烦。从全球化的立场看，给跨国企业统一最低税率，也有助于破解长期存在的全球税制混乱，对疫后经济全球化具有积极影响。

按照新的税收协议，征收对象是利润率至少为10%的大型全球性公司。根据协议，大型跨国企业应该在产生销售收入的每个国家缴纳至少15%的最低税率。这样每年可为全球各国政府筹集1000亿至6000亿美元的收益。不过，统一最低征收税率要想真正落地，光G7说了不算，还要达成全球共识尤其是重要的利益攸关方认可。

既然G7达成的税收协议涉及到20国集团(G20)的利益，那就要经过G20以及经合组织“包容性框架”下的135个国家支持。从国际金融危机开始，G20在全球经济领域的话语权开始提升，尤其是中国等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对此，中国的立场很明确，中方支持按照G20的授权，在多边框架内推动2021年中期就经济数字化税收方案达成共识。中方认为，应妥善处理各国的重大关切，在方案设计上体现包容性。

此外，即使全球达成共识，也要经过本国立法机构的同意。这显然是一场可预期的冗长过程。尤其是，这一协议涉及不少美国跨国企业，尤其是独角兽科技企业。在这些企业背后，都有为其代言背书的利益集团，美国国会能否就此达成共识尚未可知。

更重要的是，税收协议是否阻滞疫后经济全球化，G7富国集团作出的决定是否会引发全球逆反，富企又会如何应对？这场富国和富企的游戏才刚刚开始。

(张敬伟系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客座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