属悉刘伯温历史的人都知道，大明开国后的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刘伯温和朱元璋之间发生了好几件不愉快的事，致使在该年八月被朱元璋革掉了御史中丞的职务，黯然回家。

开国之初，虽然是百业待兴，但处处生机盎然，处处新风新气象。

刘伯温却被革职为民，落魄还乡，心情之糟糕，可想而知。

返乡途中，刘伯温百般委屈，伤感莫名，一口气写下了《旅兴》五十首，其中有一首发牢骚说“身世且未保，况敢言功勋”；另有一首自怨自艾，仿佛已看破红尘，虽不说要削发为僧，却也立下了退隐的志向，云：“探珠入龙堂，生死在一瞬。何如坐蓬荜，默默观大运。”

回乡隐居之后，刘伯温仍是愁怀难遣，又写了一首《老病叹》，伤生忧世，叹自己百无一用，称“我身衰朽百病加，年未六十眼已花。筋牵肉颤骨髓竭，肤腠剥错疮与瘸……”

的确，换谁摊上刘伯温这种境况，谁的心理都难以平衡。

从至正十九年（1359年）刘伯温到应天投奔朱元璋时算起，时间已有七八年了，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好歹也算是从龙之臣，开国元勋，朱元璋倒好，一言不合，马上翻脸不认人，真是刻薄寡恩，无情无义！

朱元璋是否真的不讲一点情义呢？

不是的，多少都有点吧。

因为，当年十一月十八日他就下诏要刘伯温尽快回京，诏书上说，“（汝）去久未归，朕心有欠。今天下一家，尔当疾至，同盟勋册，庶不负昔者之多难”。结尾还特别申明：“言非儒造，实己诚之意，但着鞭一来，朕心悦矣。”

看得出，朱元璋对自己草率严办刘伯温是有几分内疚的，所以在打了一棒之后，马上发几个糖果来哄了。

如果说，刘伯温真抱定了“何如坐蓬荜，默默观大运”的隐居决心，完全可以以老病推托的，毕竟，这一年，他也已经五十八岁了，他自己也作诗说了“我身衰朽百病加，年未六十眼已花”，但刘伯温并非后人神化中的“圣人”，行为没那么高洁，和我们普通人一样，忍受不住高官厚禄的诱惑，欣然赴京。

刘伯温一返朝，马上官复原职。

该年（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朱元璋还发了一道追封刘伯温祖父母、父母的诰书。

恢复了官职，父祖辈又得到追封，刘伯温之前的所有牢骚、所有愤懑、所有委屈，都一扫而空。

洪武二年二月壬辰日，志得意满的刘伯温还有些忘乎所以地向朱元璋进言，说：“古者公卿有罪，盘水加剑诣请室自裁，未尝鄙辱之，存待大臣之礼也。”

刘伯温的这个建议，应该是有感而发的。

去年被革职遣返，让他在乡里抬不起头，堪称毕生大辱。

唉，臣子之于皇帝，有时真的猪狗不如。皇帝高兴了，可以让你人前尊荣，享不尽荣华富贵；皇帝不高兴了，可以瞬间把你打下十八层地狱，生不如死。

当时，侍读学士詹同侍坐，也有同感，援引《大戴礼》及《贾谊疏》附和，说：“古者刑不上大夫，所以励廉耻，而君臣之恩义两尽也。”

在《明太祖实录》的记载里，朱元璋对两人的建议是“深然之”。

可以说，从洪武元年十一月末到洪武三年六月的这段时间里，刘伯温很是过了一段舒心日子。

洪武三年二月，朱元璋定朝服、公服之制，刘伯温以太史令的身份参与其事，会同省部官员参考历代旧制以定。

该年四月，朱元璋置弘文馆，以胡铉为学士，命刘伯温、危素、王本中、睢稼皆兼学士。

朱元璋给刘基的诰书中，还称：“尔资善大夫、御史中丞刘基，朕亲临浙右之初，尔基（指刘伯温）慕义。及朕归京师，即亲来赴。当是时，栝苍之民尚未深信，尔老卿一至，山越清宁。节次随朕征行，每于闲暇，数以孔子之言开导我心，故颇知古意。及将临敌境，尔乃昼夜仰观乾象，慎候风云，使三军避凶趋吉，数有贞利。”

看得出，朱元璋还是很看重刘伯温的。

但是，从六月十五日起，刘伯温迅速陷入了一个新的困境中，并从根本上动摇了他在朝中的地位。

话说，元顺帝安欢贴睦尔病从北京仓皇出逃后，蛰居于应昌(今内蒙古克什克腾旗西北)。左副将军李文忠于该年五月十六日率大军攻克应昌，逐走了元嗣主爱猷识里达腊，意外获知元顺帝安欢贴睦尔已于这年四月末就病死在应昌(今内蒙古克什克腾旗西北)了。李文忠欣喜之余，于当日发捷报回朝。

《明太祖实录》卷五十三记：(洪武三年六月)壬申(十五日)，左副将军李文忠捷奏至。时百官奏事奉天门，闻元主殂，遂相率拜贺。

即捷报传回到应天的时间是该年六月十五日。

元顺帝死，大明万民欢庆。

朱元璋本人也喜形于色地说：“元主守位三十余年，荒淫自恣，遂至于此。”

朝臣纷纷加额称庆。

但是，朱元璋突然把目光停留在治书侍御史刘炳身上，拉长了脸，语气冷峻地说：“尔本元臣，今日之捷，尔不当贺也。”

此语一出，朝堂上的气氛突然变得微妙起来。

那些草根出身，跟随朱元璋一步一个脚印打天下的，心情自然是更加舒畅，似喝了一壶老酒，扬眉吐气。

而曾在元朝做过官的，就无比尴尬了。

朱元璋的话虽然不是直接对着刘伯温说的，但就跟直接朝刘伯温脸上扇耳光差不多了。

要知道，刘伯温这时可是朝廷中任职最高的曾食元禄者！

人们看朱元璋在说刘炳，却都纷纷把视线投向刘伯温。

一刹那，刘伯温无地从容。

但刘伯温的羞耻并不仅仅止于此。

朱元璋回头命礼部榜示：凡北方捷至，尝任元者不许称贺。

两百多年后的大史学家谈迁著《国榷》，著述至此，仍感觉得到当年刘伯温无尽的羞耻和窘迫，感慨万分地说：命故元臣毋贺，于以砥节，至严也。诸君子舍彼介鳞，依光日月，方灌磨自效，而竟以首阳风之，不扪心自愧乎？总管府判刘基、翰林国史院编修宋濂，俱食元禄，为开国第一流，当日何以处之？

谈迁同时也指出，朱元璋虽然并非要求朝中任职的元朝旧臣都像不食周粟的殷人伯夷、叔齐那样饿死于首阳山，但必须要借此举让他们扪心自愧，以宣扬“忠君”之道。

补一句，谈迁在此把宋濂与刘伯温相提并论，其实是不妥的。宋濂在至正九年虽有翰林国史院编修之命，实际未赴任。宋濂本人也多次辩解过“臣本一介书生，粗读经史，在前朝时虽屡入科场，曾不能沽分寸之禄。”

再说回刘伯温。

朱元璋在六月十五捷报传回当日，虽然没有直接指责刘伯温什么，但是，五天之后，即六月二十日，他专门向刘伯温作出提问，说：“朕本农家，乐生于有元之世。庚申之君荒淫昏弱，纪纲大败，由是豪杰并起，海内瓜分，虽元兵四出，无救于乱，此天意也。然倡乱之徒首祸天下，谋夺土疆，欲为王伯，观其所行，不合于礼，故皆灭亡，亦天意也。”要求刘伯温“试言元之所以亡与朕之所以兴。”

刘伯温能怎么说呢？他只能搬出屡试不爽的“华夷之辨”了。

《明太祖实录》如实记载了刘伯温的回答，为：“自古夷狄未有能制中国者，而元以胡人入主华夏几百年，腥羶之俗，天实厌之，又况末主荒淫无度，政令堕坏，民困于贪残，乌得而不亡。陛下应天顺人，神武不杀，救民于水火，所向无敌，安得而不兴。”

刘伯温以为，祭出“华夷之辨”就可以摆脱自己曾经仕元的“不忠”窘境，也能为造反派头目朱元璋所接受。

但是，形势已经变了。

当年为了驱逐蒙元，朱元璋是在《奉天讨元北伐檄文》里称：“自古帝王临御天下，皆中国居内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国，未闻以夷狄居中国而制天下也。”但是，现在北伐已经成功，顺帝已亡，天下将定，“华夷之辨”已非当前基调了，应该以“忠君”为主旋律了。

但是，既要提倡“忠君”，朱元璋本人也是元朝的子民，光用“华夷之辨”是不能洗白他的造反行为的，所以，开首他就说了“乐生于有元之世”之语——用意很明显：我本来是个农家子，非常乐意生活在元朝统治之下——我是好公民，是忠于元朝的，至于后来又为什么起兵呢？

朱元璋一本正经地作了解释，说：“当元之季，君宴安于上，臣跋扈于下，国用不经，征敛日促，水旱灾荒，频年不绝，天怒人怨，盗贼蜂起，群雄角逐，窃据州郡。朕不得已，起兵欲图自全，及兵力日盛，乃东征西讨，削除渠魁，开拓疆宇。当是时，天下已非元氏有矣。向使元君克畏天命，不自逸豫，其臣各尽乃职，罔敢骄横，天下豪杰曷得乘隙而起？朕取天下于群雄之手，不在元氏之手。”

朱元璋这一句“朕取天下于群雄之手，不在元氏之手”，与三百年后多尔衮、康熙、雍正等人多次提到的“大清江山取于闯贼而不是取于大明”可谓如出一辙，但朱元璋的说法显然更加牵强。

但无论多牵强，他是皇帝，他说了算，他算是给自己的造反行为洗白了。

而刘伯温的“不忠”，却已经是注定的了。

实际上，刘伯温在仕元的日子里，也的确是对元朝忠心耿耿、死心塌地。

曾经，在至正十四年(1354年)的四月十七日，该日是元顺帝的生日。按照元朝制度，皇帝的生日称为天寿节，臣下须行庆贺礼，“内之大臣宰执百司行干朝，外而省台郡县行于治所，其寓公、出使官及居家需次大夫士则于近地寺观行之”。

刘伯温当时在绍兴，他和寓居绍兴的元朝官员们一同在绍兴城南龟山宝林寺里举行了庆贺礼。

庆贺过程中，他即兴写了一首题为《天寿节，同诸寓臣拜于宝林教寺，礼毕、登槃翠轩，分韵得稽字》的五言诗。

此诗很有名，诗中热烈祝贺元顺帝“万年主寿长，百拜臣首稽”，大赞当朝太师脱脱为“太师祗园英，聪明实神启”，歌颂大元江山“巍巍世皇业，乔岳深根柢”，指责农民起义军是“螳螂亢齐斧，碎首堪立溪”。

必须指出的是，刘伯温这首贺诗并非纯粹的应景之作，只要通读全诗，就可以体会得到诗中是灌注入刘伯温对元廷的全部爱戴感情的。

如果单单是写颂诗就算了，刘伯温还参与到对抗农民起义军，包括朱元璋所部的红巾军中，这个问题就非常严重了。

至正十六年(1356年)三月九日，刘伯温从绍兴前往处州投奔元朝处州分元帅府同知副都元帅石抹宜孙，投奔之日，不无自豪地写《石末公德政碑颂》，称“今予以行省檄，与公(石抹宜孙)同议招辑事”。而两年以后，至正十八年，他又在《倡和集序)中说：“予至正十六年以承省檄，与元帅石抹公谋括寇。”

注：处州地临括苍山，隋唐曾名括(又作栝)州，后人沿袭，称处州为括，“谋括寇”，即讨伐处州境内农民军。

在讨伐处州境内农民军时，刘伯温还以行省左丞相(达识铁睦尔)使者的名义草拟并发布了一篇《谕瓯括父老文》。文告先称颂元朝统一八十多年来“帝德宽大……与百姓安乐太平”，指责“今父老子弟”“徙怨于天，乘间造衅，窃弄戈兵”以至“惊动天心”，要求“冀父老各体上意，约束其子弟”，否则，自己将对“拒命不从者辄擒诛之”。

在处州三年的时间里，刘伯温与石抹宜孙诗友唱和，其《文集》中保存下来的题赠和酬答石抹宜孙的诗多达八十余首，这些诗抒情言志，互相激励。他们以历史上的忠臣鲁阳公、蔺相如以及中兴唐室的李光弼郭子仪自勉，“相期各努力，共济艰难时”。

至正十八年(1358年)十月，朱元璋兵进处州，在石抹宜孙幕下效力的刘伯温还积极参与了策划抵御。（注：伪托为黄伯生所撰的《诚意伯刘公行状》刻意掩盖这一事实，把刘伯温弃官离开处州的时间挪到朱元璋下金华之前，但明末学者钱谦益早已作出了考证，否定了此说，称：十八年，我兵取兰溪，且逼婺，石抹遣胡深等救婺不克。上既定婺，即命耿再成驻兵缙云，以规取处。石抹遣叶琛、胡深等分屯以拒王师。公(刘基)虽不在行间，然未尝不在石抹院中，石抹盖倚之以谋我师也。）

因为“仕元”问题，因为对元廷的“不忠”，刘伯温这一辈子怕是难以抬得起头来了。

元朝进士余阙(字廷心)，于至正十八年守安庆，抵抗陈友谅的进攻，城破后，自刎身死。

另一元朝进士李黼，于至正十二年任江州总管，抵抗徐寿辉的进攻，城破后，以身殉国。

对此二人，朱元璋为宣扬“忠君”之道，敕礼官称：“自古忠臣义士舍生取义，身殁而名存，有以垂训于天下后世。若元右丞余阙守安庆；屹然当南北之冲，援绝力穷，举家皆死，节义凛然。又如江州总管李黼，身守孤城，力抗强敌，临难死义，与阙同辙。自昔忠臣义士必见褒崇于后代，盖以励风教也，宜令有司建祠肖像，岁时祠之。”

朱元璋此诏貌似与刘伯温无关，但余阙、李黼与刘伯温均为元朝进士，余阙还与刘伯温为同年，他下令褒崇前两位，就等于是变相斥责刘伯温了。

茶陵人李祁也与刘伯温在元同年举进士，他在为余阙文集写的序中就拿余阙文的“尽忠”行为与某些人的“不忠”行为作对比，说：“廷心（余阙字廷心）之孤忠大节足以照映干古，烨然斯文之光”，称某些人“为世之贪生畏死，甘就屈辱，而犹靦然以面目视人者，则斯文之丧扫地尽矣”。

李祁是元统元年进士榜上列第一甲第二名，授应奉翰林文字同知制诰兼国史院编修官，入明后自称“不二心老人”，拒不入仕，作文记事不用洪武年号，无疑，他认为自己是“忠君”的，他有资格唾骂刘伯温之类的“不忠”。

刘伯温既被定性为“不忠”之人，则御史中丞一职便不好再当了。

洪武三年七八月间，刘伯温再次被免去御史中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