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封建制度的发展进程当中，其中存在一个贯穿始终的线索——中央和地方权力的斗争。对中央来说，只有将地方紧紧控制，整个国家和社会才能够算得上稳定，自己的政权也才能算牢固。对地方来说，如果能够将中央推翻，那么它就可以成为天下共主，建立一个新的中央。

因此，中央与地方的争斗在中国历史上几乎从未停歇，而每一次斗争也都伴随着一阵腥风血雨。而在西汉时期，当时的中央和地方就在财政方面进行了长期的斗争，对整个西汉王朝的兴衰造成了重大影响。

一、西汉中央和地方在财政收支方面有着巨大差异

1、西汉地方与中央之间有着激烈的争抢财政行为

在中国古代社会，农民是一个政权最重要的统治基础，农业则是古代政权的支柱性产业。只有保障了农业发展和农民生活的安然无恙，一个政权才能够长久地存在下去。但是，正因为农民处于社会最底层，所以他们也常常遭受着最深重的苦难。

为了避免出现秦朝灭亡的悲剧和为了修生养息，西汉政府在其初期制定了相当温和的农业政策，不仅使农民们能够做到有田可耕，相关农业税收也相当之低，为三十税一。

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之中，农民们自然也不负众望，充满了耕作的动力和愿望，使西汉政府即便税率较低，也能够做到国库充盈，快速从秦末战乱当中恢复元气。

但是，由于中央征收税赋需要依靠地方来完成，农民也无法直接联系中央，这就为地方在这两者之间牟利提供了机会。一方面，地方豪强和官员或吞并国家的公田以作私用，或采取各种强取豪夺的手段来侵占民田，使自己所占有的田地越来越多，自己掌控之下的佃农也越来越多，从而不断发展壮大。

另一方面，地方豪强和官员还私自增加税率，在加大对农民的剥削之时，也减少了政府的税收。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央政府不仅实际所能收得的税收不断减少，农民们的日子也变得越来难过，只有这两者之间的地主、豪强和官员们赚得盆满钵满。一旦中央政府再黑心一点，农民们可就真的难以维持生计了。

除了土地税之外，地方和西汉政府还在人口税方面存在对半分的情况。人口税，顾名思义，即是根据每一家的人口数量来进行征收，西汉初期只有成年男子是征收对象，汉武帝之后扩大到儿童。

随着西汉社会生产的恢复和经济的发展，西汉人口也开始不断增长，这就使人口税成了西汉政府财政税收的一个重要来源。但是，由于西汉实行的是郡国并行制，导致各郡国的诸侯可以根据自己等级而在自己的封国内享受相应的租税，人口税就是这种租税的表现形式。在这种情况下，本应属于西汉政府的税收收入便再度减少，流入了地方的口袋里面。

2、西汉政府独自负担着全国的绝大部分开支

与西汉政府财政税收无法做到全国税收呈鲜明对比的，是西汉政府独自承担着全国绝大部分事务的开支。从官员俸禄到民生工程，从救济灾民到军费开支，从官员公费到开垦荒地，所有事务的支出都需要由政府独自承担。

但是，地方豪强们却在面对这些事情时没了声音。他们平日里搜刮财富，甚至不惜侵占中央政府的经济利益，一到需要花钱的时候便闷不作声，一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模样。

如在汉景帝“七国之乱”时，中央政府下令向全国商人筹措资金以讨伐叛兵，响应者却寥寥无几。在这种情况下，西汉中央政府便在财政收支方面逐渐陷入了一种不平衡状态。

若是在平常时候倒也还好，可一旦到了战争时候，需要的财政开支便开始呈几何倍数增长了。既是为了洗刷之前的耻辱，也是为了实现自己心中的宏图霸业，汉武帝即位以后力主发动对匈奴的战争。然而，即便有着之前文景之治所留下来的财富，战争所带来的消耗依旧是西汉政府难以承受的。

因此，为了维持战争的进行，为了国家的安全和社会的稳定，中央必须扩大自己的财政收入，将财政大权从地方夺过来，哪怕是采取极端的方式也在所不惜。此外，如果能够从经济方面对地方进行打击，也能够对维护中央政权的稳固起到一定帮助作用。

二、汉武帝的经济政策使财政大权尽归中央

1、货币铸造权开始为中央独有

由于西汉初期实行了较为开放宽松的经济政策，使得货币铸造权其实并不归中央政府独有。在当时，只要你有足够的实力、技术和资源，便可以发行货币，而货币铸造能够带来的经济利益无疑是巨大的。

“七国之乱”当中的吴王刘濞之所以能够发动叛乱，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他掌握有货币铸造权，为自己积累了丰厚的财富。到了汉武帝时期，他开始将货币铸造权收归国有，并且在全国范围内统一了货币样式和质量，甚至还有着所谓国债的出现。

这还不算完，由于货币铸造权和解释权都在中央政府手中，当时的西汉政府因此多次凭借政策上的便利收取了对自己毫无损害的“通货膨胀税”，从西汉民众手中搜刮了巨额财富。直到西汉民众破产，都还不知道这是政府搞的鬼。

2、盐铁国营政策为政府创造了大量利润

盐铁行业之所以能够为政府带来大量的利润，最主要的原因就在于它们是人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无法离开和避免的事物。人总要吃饭，吃饭就得吃盐；人总要种田，种田就得要铁器。哪怕是隐居深山老林，这两者对人的生存来说也是必不可少的。

在汉武帝时期，盐铁行业已经在之前大量商人们的经营下变得无比兴盛繁荣，而汉武帝直接命令部分大盐商和大铁商来策划政府的盐铁官营之事，就相当于是融合了商人的经营智慧和政府的政策便利。

这样一来，盐铁官营自然便创造了大量的利润出来。此外，正是因为获得了行业的垄断地位，使得即便官营的盐铁产品质量粗制滥造到了极致，普通民众也不得不购买，因为他们根本没有任何选择的余地。

3、算缗告缗政策的实施使商人的财富被政府剥夺

既是为了惩罚商人，也是出于充实财政的目的，汉武帝针对商人群体发布了相当严苛的赋税政策。也就是说，商人的财富需要经过政府的计算后来缴纳相应数额的财富。就算是正常计算，绝大部分商人也无法承担这一结果，而当时的西汉政府在计算财产数量时还往往添油加醋，怎么搞怎么算。

这样一来，商人们对这一政策自然极为抵制，开始纷纷装穷。在这样的情况下，汉武帝又发布政策鼓励人们互相举报，谁有钱你就举报谁，等政府把他的财产没收后就分你一份。依靠着这样的政策，商人们的财富被尽数剥夺充入国库，使西汉政府好好地富了一把。

4、西汉王朝由此达到了鼎盛

除了上述政策之外，其余诸如卖官鬻爵、平准均输等政策也为汉朝政府积累了大量财富，为汉武帝发动战争提供了坚实的基础。虽然这些政策同时也带来了大量农民的破产、社会经济发展的凋敝，但终究使汉朝的外部威胁被基本扫灭，不用再有国家安全方面的担忧。

因此，在之后的汉宣帝即位之后，西汉综合国力达到了其历史上的鼎盛时期，国家内部安定繁荣、社会和谐，国家外部没有强敌、诸国臣服。而之所以会形成这样的结果，中央掌控财政大权是最重要的前提。

三、地方强大之后使汉朝不断走向衰弱

正所谓物极必反，由于汉武帝之前对地方的压制太过严重，使得之后地方豪强们的反弹也越来越强烈。汉昭帝即位后，他与部分地方豪族势力的代表们进行了一次名为贤良文学的讨论，中央政府的盐铁官营政策开始遭到削弱。到了汉元帝时期，多项国营经济政策再度被废除，地方豪强们再度开始染指经济。

此外，土地兼并现象也在伴随汉朝的发展而不断严重，国家最基本的农业税在征收上面开始出现问题，这代表中央政府的财政大权正在被地方逐步蚕食。到了西汉末、新朝初，王莽试图以全面国营的经济改革方式来使汉朝起死回生，最终却引发了社会经济的全面崩盘，标志西汉中央政府与地方斗争陷入失败。

四、总结

总的来说，纵观西汉的兴衰过程，与其对财政大权的把控程度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虽然西汉初期对于财政的放权政策使其逐渐从战乱当中恢复过来，形成了“文景之治”的盛世，但西汉真正迎来鼎盛时刻却是在汉武帝独揽全国财政大权的政策之后，使中央政府极大加强了对全国事务的控制力度。

之后伴随着地方势力对国家财政大权的不断侵蚀，西汉中央政府表现出愈发疲敝的态势，其国力也不断衰弱，并最终走向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