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探秘：《论语》一书，是中国古代儒家文化的重要源泉，在塑造中国人文价值和人道精神上具有深刻而隽永的影响。现今，我们很多道德伦理、人生情趣和精神底蕴，都与之有着基因传承的关系。在增强和践行文化自信中，有必要探究文化基因的精髓，知道我们中国人的生命意义所在，人生志趣和人格理想为何，做一名中国人意味着什么。

人生有追求，方有价值目标和奔头，而不成为无根的浮萍，随波逐流而碌碌无为。人生有所追求固好，然追求又分有不同的成色和层次。知者、好者和乐者，就是人生追求上的三个不同层次和境界。

这一人生追求上的三个不同层次和境界，就本自孔子的论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论语·雍也》）孔子的这一论说，注重从心性所向的不同志趣和兴致入手，揭示人生不同的追求能为以及所体现的价值层次。

在“知之者”“好之者”和“乐之者”的三个品阶中，“知之者”为最低层阶，“乐之者”为最高等阶。最高修为层阶来自于最低层阶，最低层阶可上升为最高修为层阶。

知之者，是明晓善之价值的人生求知修为。

“知之者”，之所以为人生修为的一个层次，就在于求知行为体现了人生的志向和志趣。孔子的“吾十有五而志于学”（《论语·为政》），就是志趣所致。自觉求知的行为，乃是“尊德性而道问学”（《中庸》）的修为。先有德性之尊的志趣，方有人生问学之道。

基于“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大学》）以及“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的修为内涵，“知之”乃是人生修为基本而不可或缺的学问工夫。

“好之者”和“乐之者”，必以“知之者”为基础和前提，但“知之者”不必能成为“好之者”和“乐之者”。“知之者”，分为“或生而知之，或学而知之，或困而知之”（《中庸》）三者。其中，“困而知之”者就非是好学者。非好学者，则必非“好之者”。

除非“生而知之”能够“安而行之”之外，“学而知之”，就在“利而行之”。利行者，就在于以知导行，依靠知识达致人性的自觉；“困而知之”，就在“勉强而行之”。

“知之者”，虽知人生修为之有益，然或有计算利害、权衡得失之凿伪。甚至虽知有是道，然因不能好乐之，而是“莫不知，莫能行”（《老子》）。“知之者”，在道德行动上或是在外在压力下的被动接受型，或为计较利害而达致某种目的权谋凿智型，故言不如“好之者”。

好之者，是相信体认善之价值意义的修为。

“好之者”必以“知之者”为前提，然又高于“知之者”。既言“好”，则必是心向往之，而为积极行动的自主型。“好之者”，既知学以为己，就能为仁由己。

人生之所以能“好之”，就在于知此道为己身不可不由，乃为性分之必然，是成为人之必要。既能实现人性之价值意义，又能够体验自己的人格价值。

好虽原于知，然非好则求道不切，非知则见道不明。非智之好，乃是意识的冲动，而非是理性的自我认可和欲求。知此道，义理明白，则好之而行，方可主动、积极，甚至能够主动克服困难，经受各种考验，而终身笃行不怠。

“好之者”的人生价值体验，之所以高于“知之者”，就在于形成了认识自觉，确立了主体意识，明确了目标志趣，具有了责任担当，树立了恒心意志，实现了人格分定。

乐之者，是以践行善之价值为乐趣之修为。

“乐之者”，是基于又高于“好之者”的人生追求和志趣。“好之者”，之所以不如“乐之者”，就在于虽是态度端正，兴趣专一，然好有盈厌就有盛衰，不如乐之真诚。真诚，自能人生修为不息。

“乐之”虽原于“好之”，然又高于“好之”。这一人生修为层阶，是在自觉性、主动性和积极性的基础之上，达致了自然性和必然性的统一。自然性，是率性而为，“不勉而中”，由仁义行，自然而然。必然性的自然，是从容中道，从心所欲而不逾矩，为性分必然的洒脱自由。

人生修为，非是“好之”则不能“乐之”，非能“乐之”则体道不深。“乐之”者，方是“好之”者的根心分定。乐在其中，方能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乐而忘忧。

与“好之者”的责任担当不同，真乐者与道理为一，无入而不自得。在这一修为层阶中，为仁弘道，非但是兴趣所在，而且是乐趣所在，乃成为一种精神享受和价值体验。

“好之”的功夫之笃，不如“乐之”的行为之诚。“好之者”，是人知为自己而活，欲做一个名副其实的君子；“乐之者”，是人乐为于尽己之人性，体验道德崇高的自由境界。

中华文明五千年，历经沧桑而绵延不绝，已充分证明中华传统文化的顽强生命力，和迎接各种挑战的开拓能力。这一文化内涵，既本自“学·思·观”的探求真理而来，又呈现着“学·思·观”的理性自觉和开放思维。让我们齐心协力地一道投入“文化自信”的时代洪流之中，为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冷静的思考，清醒的应对，果敢的斗争，无愧的付出。坚信“文化自信”，践行“文化自信”，中华民族一定能够实现伟大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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