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家国情怀寄尺素——江门五邑银信（侨批）专题展”在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开幕。展出的银信极具历史价值，不过从数量上来说，仅仅是现存银信的极小一部分。2013年，银信档案入选世界记忆遗产名录，其中四万多件银信出自广东江门五邑地区，目前发现的最早的银信也来自江门五邑地区。

银信又称侨批，是指近代海外华侨通过民间机构汇寄至国内，连带家书或简单附言的汇款和领取包裹的凭证，简单点说，就是“外汇书信银两”的简称，是一种信汇合一的载体，也是海外华侨连接家人和家乡的核心纽带。数据显示，仅仅20世纪50年代，广东省每月的侨批数量就达30余万封，目前尚有大量侨批流转于民间。

广东江门五邑地区，指江门下辖的新会区、台山市、开平市、恩平市与鹤山市，是中国最大的侨乡。银信作为五邑华侨与家乡沟通的记录，也是侨乡经济的象征。

晚清民国时代的五邑侨乡经济有多厉害？你根本想象不到。如今说起五邑地区，名气最大的当然是拥有碉楼并入选世界文化遗产的开平，一栋栋碉楼的拔地而起，本身就是巨额侨汇的成果，但最能体现旧时侨乡经济的当属台山市。

曾有一篇名为《台山：一场尘封百年、戛然而止的现代化》的文章，指出台山城市化进程的奥秘——“如果说澳门、香港、上海、汉口是中外条约体系下‘因商而兴’的城市化，北京、开封、洛阳、西安是中国集权体制下‘因官而兴’的城市化，那么，遍布台山的侨圩城镇网络，则是一种典型的‘因居而兴’的城市化。”

所谓“因居而兴”，是指台山华侨将积蓄汇回家乡置业，带动了家乡的城市化进程。这可以说是中国最早的“农民上楼”运动，在侨汇支持之下，一个个模仿西方城镇格局的新式村落平地而起，一栋栋洋楼成为台山人的新居所，地价也随之暴涨。台山当年侨汇之巨，实在令人惊讶，仅仅1930至1937年间，台山每年侨汇就达3000万美元，区区一个小县城就占全国侨汇的1/3份额。

这笔钱拿来干什么了？秘密藏在银信里，也藏在台山的土地上。

台山侨圩，被遮蔽的中国近代商业典范

在台山城区不远处，有一个破败的圆山圩。这是一个建于1929年的村中圩市，道路极其宽敞，可容多车并行，两侧骑楼建筑都是中西合璧的洋楼，当年遍布各色商号，衣食住行无所不包。

从格局上来说，圆山圩采用了欧洲城镇集市的理念，即以洋楼建筑围绕广场，兼顾固定商业与非固定集市。同时，它极具现代意识，预留了大量公共空间，广场中央不但可以承担集市功能，也可用于各种集会。从交通和运输物流角度来说，宽敞道路即使应付如今的汽车时代也毫不费力，可见超前。

因为十分兴旺，当年圆山圩旁设置了候车室，并建有大型早晚茶楼，供来往民众使用。水路上还建立了水上航运码头，自购电动机船，每日来往航行运送来往客商，直至抗战期间台山沦陷之前，每日仍有八班船往返。可惜的是，它目前已十分破败，十室九空。

曾有人说，旧时台山一个村圩的集市，胜过当时内陆地区许多大城市，此言着实不虚。一个小村子的圩市竟然可以构建出完整的近现代商业体系，简直让我感觉不可思议，但这却是旧时台山的常态。

▲台山华侨捐建了九十多所乡村新式学校，是近现代县域教育的奇迹。图为端芬镇庙边村庙边学校与操场，当时这些学校的校舍和设备师资，许多大城市都无法相比

▲台山台城中心的陈宜禧雕像

如今驾车于台山，隔几公里便可见旧时圩市。台山人称“墟”为“圩”，即集市之意。又因存留至今的圩都是侨资所建，也称侨圩，为台山特有。据统计，台山侨圩有大大小小近百个，密度极大。

圩市一词，圩与市各有其义。圩是乡民们在约定时间里将货物集中在空阔地带进行交易，北方称为“集”，在此基础上则慢慢发展为“市”，即有固定建筑和铺位的交易区。

到了清代，台山圩市因应当地高温多雨气候，加之侨资和西方建筑风格的流入，多数建成骑楼式建筑。

中国第一条民营铁路，第一个股份制贸易市场建筑群

从开平碉楼到台山侨圩，其实是侨资用途的转化，即从“光宗耀祖”式的村中豪宅，向商业领域转变。这其中的关键当属新宁铁路的开通运行（旧时台山称新宁）。

1904年，在美国西雅图早已风生水起的知名商人陈宜禧毅然回国，以“不收洋股，不借洋款，不雇洋工”的原则，在家乡台山主持建造了中国第一条由国人自筹经费、自行设计、自行修建和管理的民营铁路——新宁铁路。

1920年，新宁铁路正式通车。面对各种地形和技术难题，台山人想尽办法去克服。比如在如今的台山斗山镇设置过一个半圆形转盘，首创了火车绕转盘180度掉头的壮举，而在通过谭江时，居然还以轮渡载运列车通过400米宽的江面。当年巴金曾有乘铁路轮渡过谭江的经历，并写下散文《机器的诗》。

铁路的开通运行使得运输更为便利，钢筋水泥渐渐成为侨乡商业建筑标配，台山圩市迎来了侨资投入的高峰期。其中，新宁铁路沿线便有四十多个圩。

这段时间新建或重建的侨圩，都以西方城镇格局为参照，建筑也大量吸收西式元素，而且风格跳脱，将罗马式、希腊式、哥特式和巴洛克式等建筑风格杂糅，形成如今可见的侨圩样貌。最能代表台山侨圩的当属《让子弹飞》的取景地之一——汀江圩，也就是俗称的梅家大院。

▲又称梅家大院的汀江圩

上世纪30年代初，汀江圩建成，占地80亩，拥有104座骑楼和40亩空地。它整体呈回字形，104座骑楼面向广场，都是商铺。中间的广阔广场旧时可供商贩摆卖，每逢圩市时间都极热闹。

台山无论侨圩还是村落，大多十分规整，百年前便已呈现出现代城镇格局。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它们与中国传统集市和村落大不相同，华侨和乡民从一开始就接近西方国家的资本运作方式，采取集资入股的方式，建立基金、制定章程、统一规划后进行施工，建筑的高度、深度和公共空间都有标准。

当年汀江圩的集资入股，按骑楼数量来定，共分104股，由梅、丘、曹、江、伍、黄和张等多姓认购。其中梅氏一族共出资52股，是第一大股东，汀江圩也因此被称作梅家大院。虽然梅家股份占优，但并非一言堂，按照章程，每姓都有人参与管理。在规划上完全打破中国传统的汀江圩，同时也打破了家族和村落的界限，完全遵从了现代商业潮流。甚至有学者认为，汀江圩是中国第一个股份制贸易市场建筑群，而且也是第一个融入国外超市概念的圩市。

汀江圩落成后一度万商云集，各种土洋杂货、茶楼餐馆、金银首饰、中西药房，乃至银行当铺，可算是应有尽有。可惜的是，抗战打断了一度欣欣向荣的发展历程。1940年1月，日军轰炸汀江圩，部分建筑被炸毁，汀江圩渐渐凋零，再难恢复元气。

曾经的“小广州”，是台山城市化进程的见证

伴随着城市化进程，台山的交通、教育、商业和金融业都飞速发展，城市基础建设也足以与大城市看齐，这个隐于南粤山间海畔的小县城，论历史与规模远不及广州，论底蕴远不及佛山，论地理位置和商业辐射远远不及临近澳门、又与香港隔海相望的香山县（今中山与珠海），可却是当时中国最繁华的县城之一。

1924年，孙中山特许台山试行自治，如今的台城镇一带便是县城和新宁铁路枢纽的双中心。当时的台山县执政者主持城市改造，拓宽道路，铺设排水系统，沿街商铺统一规划，建成32条骑楼街，骑楼达1500多栋。这些中西合璧的骑楼高度和模式相近，但以立面装饰彰显个性，各种雕花极为精美，兼容西方不同时代艺术风格。骑楼内的商号更是让人眼花缭乱，南北货物、金铺银号、新式银行、衣食住行，无所不包。夹杂在洋楼之中的，还有县政府大楼、基督教堂等大型公共建筑，是当时中国难得一见的西方城市格局。

时人称台城为“小广州”，但若对比当年景况，台城并不比广州中心逊色，“小”字甚至可以省略。

银信是台山发展的倚仗

如今在台山市端芬镇，海口埠已焕然一新。在洋楼、侨圩与新式学校遍布的端芬镇，海口埠本不起眼，但它却是老台山人记忆中无法磨灭之地。

整个海口埠，不过是一条两侧都是骑楼的笔直道路，看起来平平无奇，但地理位置非常重要。它地处大同河与端芬河交汇处，曾是台山水上交通的枢纽之一，见证了端芬的繁华与衰落，也见证着百年前老一代华侨漂洋过海的奋斗史。

海口埠建于清朝咸丰三年，由端芬镇附近的各大家族联合筹建，最初命名“十户圩”，又称“海口埠”。最早飘洋过海到世界各地谋生的端芬人乃至台山人，多半都是在海口埠码头搭乘驳船前往广海湾，再换乘大船出海。他们大多数是“契约华工”、“赊单华工”，也就是俗称的“猪仔”华工。很多侨眷就是在这里送走他们的亲人。

当年，海口埠是远近闻名的商贸枢纽，粤西有水东船运载廉江牛、水东油、阳江猪和杉木来此贸易，而且有香港恒兴渡、江昌渡来往海口埠至香港、澳门，有大成省渡两艘船来往广州至海口埠。客商云集，川流不息。最繁华时，小小圩市云集了120多间商号店铺，其中仅仅西隆街就有万丰银行、钜信银号、永茂银号等6家银号。还有一间天佐药局也兼具银号的功能，它和另一家益元药局的信用度很好，出洋谋生的人只要交点手续费，药局便给他们盖章，作为担保。香港那边的承办公司一看是这两间药局的印章，就会接收前来谋生的人。换言之，街上这些机构承担了给华侨作为信用认证的功能。

抗战期间，海口埠码头遭遇轰炸，只剩一个土坡和一棵大树。抗战胜利后，当地政府修复了海口桥，海口埠重现经济活力。1953年实行公私合营后，海口埠的个体经济随即萎缩。1956年，因为取消墟期，农村活跃的集市经济交流被迫中断。1966年，大同河海口埠河段为了防洪排涝的需要，载弯取直，开凿一条长730米、宽60米的新河，原河段填土筑堤成内湖，海口埠的繁荣终成历史。

直至前几年，台山启动南粤古驿道海口埠示范点工程建设，建成银信博物馆、古码头、银信墙柱阵以及海口埠至梅家大院的6.3公里河堤观光道，还有陆上的7.5公里古驿道。

如今的海口埠纪念广场上，耸立着二十根“银信柱”。它们以八面设计，共有648片烧制的银信瓷片，呈现台山海外华侨的过往。

在银信博物馆中，存有大批珍贵的台山银信资料。1949年后，针对各地不同的叫法，政府将“银信”和“侨批”等名字统一为侨批。1970年，侨批局业务并入中国人民银行，侨批从此成为历史。

台山人移民海外，最早可以追溯到唐宋时期的对外贸易。至于侨汇，据《广东台山华侨志》记载，最早可以追溯到清同治初期。已知现存五邑地区最早的“侨批档案”，是台山水步镇“燎记”商号的《燎记同治十二年各埠来银总数部》。“燎记”商号是水步镇许氏家族经营的典当铺，创办于清朝乾隆年间，后来一些族人出国，在典当铺赊账做车船费，出国后赚钱逐步偿还债务，银信来往逐渐增多，于是在同治12年(1873年)成立了银信机构，接驳海外银信。这说明，1873年以前台山便已经有不少银信。

从晚清到民国，银信经历了相当复杂的演变过程。早期海外华侨主要是托付亲友捎带银信回国，后来由民间银号与商号负责递送，最终演变为民营金融机构、商号和官方邮政、银行等机构协力完成递送任务。作为金融中心和航运中心，香港是五邑银信递送的最关键枢纽。

当时银信领域有许多如今看来非常有趣的概念，比如“巡城马”，又称“巡马”、“巡洋马”、“巡场马”和“水客”。这其实是广东粤语方言区一个重要的职业群体，仅五邑地区就有数千人之多。他们往来于国内外各重要城市、城镇与乡村之间，为客户递送书信、汇款和各类物品，还有陪护华侨出国归国的业务。他们经常挑着箩筐或背着布袋走街串巷，犹如一匹巡城的马，因此得名，其实就是最早期的“邮递员”。

“水客”的概念其实相对更宽泛一些。晚清时期，华侨所在的侨居国与中国大多尚未开始通邮，更加没有银行等金融机构的联系。华侨想寄银信回家，只能自己几年、十几年甚至几十年回家一次时亲自携带，或是委托回国的亲友、同乡等帮忙捎去。随着银信寄送的需求越来越大，“巡城马”这个群体开始出现那种专门往返异国带送银信谋生的“水客”。

巡城马的时期属于银信的早期阶段，因为它难以满足华侨的庞大需求，因此逐渐出现了一些承揽银信业务的专门机构。最早期的银信机构，由典当铺发展而来，如“燎记”商号就是如此。晚清到民国时期，先后在台山经营过银信业务的机构多达数百家，既有公办银行、邮政局，也有私营银行、民营信托公司、私营银号和各类商号。

到了上世纪30年代，银行已经成为银信业务主力。抗战爆发后，海外侨胞要妥善将养家活命的钱寄回家乡并不容易。有鉴于此，南洋华侨银行与国民政府邮政部门联手，开拓华侨邮政汇款业务。该业务由华侨银行在南洋各分行仿照侨批局形式设立“民信部”，专职收揽侨批，再划转至中国各地邮局，由邮局派出邮差上门投送。当时，国内共设四个中转邮局，台山邮局是五邑地区唯一的中转局，成为抗战时期接驳银信的主力机构。

私营银信机构则以量取胜。据《台山城金银业同业印鉴目录》记载，1948年，“台山县金饰商业同业公会”注册的私营银信机构有137家，未注册的兼营银信机构不计其数。这些银信机构中，金银号为主力军，其次是种类繁多的宝号商号，有珠宝首饰、茶楼饭店、苏杭布匹、华洋杂货、百货山货、油糖酒米、海鲜咸鱼、医药、当铺等商铺。此外，在各乡镇墟集、新宁铁路沿途站点、乡村未注册的代办银信机构更是五花八门，甚至连猪栏（如水步共和猪栏）也成为银信的代办机构。

银信不仅仅是钱来钱往，还藏着历史

一直以来，侨汇都是侨眷赖以生存的重要经济来源。同时，侨汇还是台山经济发展、公益事业的重要资金来源。而且，在各种历史大事件中，侨汇也是重要力量，比如华侨支持辛亥革命运动和抗战等，都在银信中有所体现。小小银信，藏着许多历史与故事。

目前广东侨批主要由五邑银信、潮汕侨批和梅州侨批三部分组成。其中，五邑地区拥有4万多封银信，潮汕地区10多万封，梅州1万封。

五邑地区虽然不是最多的，却有着独特性。它不仅仅为侨眷提供了生活资金，还可以“办大事”，比如建碉楼、建学校、建医院等。这是因为潮汕地区的华侨主要集中在东南亚，五邑地区的华侨除了一部分流向东南亚之外，更多流向北美和澳洲等发达国家，经济实力更雄厚，寄回来的侨汇也更多，因此可以进行各种投资，像梅家大院就是侨汇的产物。

银信内容多样，据资料显示，一般会涉及汇款的分配和使用、孩子的教育、孩子的出洋问题及移民政策、孩子的婚姻问题、家族的生意、国际的政治形势、国家和家乡的政治和社会问题等。有些特别的银信，更是体现了许多生活细节，比如远在异国的父亲为刚出生却不曾谋面的孩子取名，还有父亲赚钱后要求赎回此前被卖的女儿。

比如一位名为“子循”的华侨，在信中告诉妻子：“汝等居家，切记和睦，对于家庭之间，凡事但隐忍为要”，还提醒妻子尽力帮助乡亲：“家乡如有十分贫穷难遇之人，有时亦要量力而为，相助相济。”

开平塘口镇龙安里周氏家族成员周富从国外寄回乡给儿子的一封银信，信中写道：“汉民吾儿知悉：久未受（收）到来信，甚念！自内地失落以来，未知你各人在家如何？美国邮局不接书信，中国银行不接汇款。故各人无法寄银回家……现下联军向前猛进，料战事当不久可望和平实现，若此处战事和平时，吾即返回美国。之（至）中日和平时，吾即回家相见矣。我现在外安好如常，请勿念！若受（收）到此信速速回音。若美国邮局通汇时，吾当即寄银回家可也……”

而在辛亥革命期间，有华侨卖掉工厂、卖掉家产，将资金通过银信捐给革命者。抗战期间，华侨捐款购买飞机和医疗物资，一心救国。1931年11月，美国华侨关崇初给弟弟写信称，要送孩子阿炯到美国政府主办的飞行学校学习驾驶技术，希望孩子能“专心学习，将来得以成功回国最大用之事业也”。1937年10月，华侨刘炳良写信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华侨分子更应踊跃，缘平素受制于人之苛例下，实指不胜屈，岂非我国积弱之故耶！凡我侨胞，既不能前方杀敌，亦当勉输财力，誓为后盾，方不负七尺之躯也。钱财如粪土，国破家何在？”

令人惋惜的台山，成也侨汇，败也侨汇

台山无疑是幸运的，在那个中国城市化进程缓慢的年代里，它却迎来了高速发展。当时困扰中国城市化进程的两大因素——观念与资金，在台山偏偏都不是事儿。

源源不断的侨汇，就是资金的保证。至于观念，陈宜禧主持兴建新宁铁路时，尚是晚清，他为了说服朝廷和地方官员准许民间资本兴建铁路，足足花了两年时间。但台山的海外华侨纷纷响应，在台山本土，虽然仍有村落基于地方保护主义和宗族之见，迫使铁路绕道，但相比内陆地区仍算顺利。

教育领域表现尤为明显，台山是中国最早抛弃传统教育模式的城镇之一，早在上世纪初就开始陆续兴建由侨资支持的新式学校，密度之大冠绝中国。如今在台山，仍然散落着八十多间民国时期落成的乡村新式学校，校舍之精美、设施之齐全、区域密度之大，绝对是全国第一。虽然多半已经破败，但仍可见旧日荣光。正是海外华侨带回的新观念，使得台山人早早认识到新式教育的进步之处，并早早拥抱时代。

台山的城市化进程，起步便是难得的高标准。它完全以西方城镇格局为蓝本，无论是自然村落的规划，台城街道的建设，还是汀江圩之类的圩市，处处可见现代城市的理念。即使放到今天，它仍然可算是中国城市建设的标杆。

但台山的没落来得太快，甚至直到今天仍未恢复元气。有人将之归结为上世纪上半叶的动荡时局，可这肯定不是唯一原因，也不是最重要的原因。

台山的城市化进程存在着先天不足，它过于依赖侨资，而且侨资的使用从盖房子开始，进而通过居住环境的改变、聚居地的调整，开始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和交通建设，此外还有医院、学校和通信等配套设施。由此兴起的商业繁荣，无法掩盖本地工业化程度的严重滞后。

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既有台山这样的昙花一现者，也有持久的进步者。晚清以来涌现、至今仍然屹立不倒的新兴城市，无不以工业作为基础，武汉和青岛都是明显例子。到了近四十年来，深圳和东莞又成为新榜样。

这恰恰是台山的不幸，它过于超前，却没有足够的基础可供支撑。当侨资因时局动荡而中断时，一切便难以为继。如今那些荒废破败的圩市，只能记录台山曾经的辉煌，而这样的辉煌，当年便是异数，以后也不会再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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