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34年，苏格兰人罗伯聃（RobertThom）来到广州，负责怡和洋行的布匹买卖时，不会想到6年后他会凭借“出色”的中文能力被纳入英国政府麾下，成为跟随义律北上舟山的重要译员，卷入鸦片战争的漩涡中。尽管他一直希望利用自己专长改善中英两国关系，还翻译并高声朗读过林则徐要求商人缴出鸦片的谕令，得到后者嘉奖。但当1840年7月2日，他乘坐挂有白旗的单桅船，试图在厦门登岸时，两国关系并没有因为他会中文变得更好。

比起与中文老师合作翻译出版《意拾喻言》（迄今所见最早且较完整之《伊索寓言》中译本），罗伯聃此行任务简单多了，不过是向当地官员递交英国对华宣战文书，那是英国外相巴麦尊出于“道义”从外交部发出的一封照会（以下简称巴麦尊照会），收件方为“theMinisteroftheEmperorofChina”，里面详尽说明开战原因和英方诉求，由义律负责投送。在巴麦尊的设想中，照会被译成中文，抄写成三份后，将分别送往广州、甬江口、长江口、黄河口中的一处和天津白河口，经不同官员之手抵达北京，至少让中国人在彻底被击败前，知道是谁，因何挑起了这场战争。

现实却和巴麦尊开了个大大的玩笑。因为义律断定照会会“被无根据地认为是我们有意乞求在广州谈判的证据”，投递点改在了厦门。1840年7月2日上午，当懿律（英国远征军总司令兼全权代表）率领北上舰队经过厦门时，载有罗伯聃的军舰“布朗底”号（载炮44门，拥有舰员200余人）奉命驶入厦门南水道，在距厦门炮台约1海里处下锚，并挂起休战的白旗。一个小时后，厦门同知蔡观龙派人询问来意，罗伯聃先是解释了一番白旗的作用，提醒对方小心，不要对军舰开枪开炮，否则将招来“可怕的报复”，而后递给他们一封信：希望明日当面向地方长官递交巴麦尊照会。中方带信离开不到一小时，又将原信退回，理由是不敢和境外的外人往来。

义律安排的第一次“投递”不仅被拒收，还在厦门引发了一次小规模的军事冲突。罗伯聃打算自己登岸送交照会，连续两天，都没成功，无视（根本就不懂）白旗含义的厦门守军对着罗伯聃的小船射箭、开枪，船在急忙调转方向时，罗伯聃猛地跌倒，刚巧有一箭飞过来，被罗伯聃躲了过去，在闽浙总督邓廷桢报呈道光的奏折里，他倒成了被射中后“仰跌船内的能作官音夷人”。“灰心丧气”的罗伯聃和“布朗底”号3日下午离开厦门，前往舟山与大部队会合，没能送到的照会被英国人放进瓶里，丢入水中，被渔夫捡了起来。

令罗伯聃困扰的是，一封照会为何招致如此强烈反应，他到底在哪个环节出了问题？老实说，罗伯聃的口语能力远赶不上其书面语，好几次都得通过写字和中方人员交流。他到中国时间不长，自然不知道官场上一些规矩。8天后，义律派人在镇海说服当地官员，收下照会，厦门的情形再次上演，文书第二天早晨被退回，压根就没打开过。对方回复，不敢将此件呈递到北京，浙江巡抚乌尔恭额对道光帝的解释是，“其国伪相书函，欲求转达廷臣，吁请通商。臣等知其居心叵测，即将原书掷还。”道光帝收到这封奏折时距离厦门之战已过去一个月，加之定海失守，愤怒的皇帝颁布谕令：“英夷前在浙江投递字帖，欲求转奏，乌尔恭额于接收夷书时并不呈奏，即行掷还，以致该夷船驶往各处纷纷投诉，实属昏愦谬妄，致误机宜。乌尔恭额着即行拿问。着伊里布派员解京交刑部治罪。”

乌尔恭额因何获罪？英方两次“投递”失败原因何在？说到底还是双方不够了解，不能知己知彼，语言障碍又增加了沟通难度，使得之后中英双方多次谈判都出现了沟通无效乃至误解、无解的状况，让人哭笑不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