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中晚期，是明朝官方与民间海上力量及日本、葡萄牙、西班牙、荷兰海洋势力相互较量的重要舞台。

明朝的海防部署可谓严密，水寨有信地，游兵有汛地，水寨与游兵之间有巡守，水寨之间又有会哨，共同构成沿海的第一道严密防线。第二道防线以卫所与巡检司构成，这是海防史上首次在沿海布下责任、分工明确的长期防御线。沿海城堡拱卫着海岸安全，是坚固的最后一道防线。七下西洋、靖海御倭、援朝抗日、大败西方殖民者、一举复台……明代水师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十分特殊且重要的存在。在郑和下西洋的同时，西方人也开始了大航海运动。从1415年葡萄牙横渡过了直布罗陀海峡开始，1565年击败了日本。葡萄牙人垄断了从非洲西海岸到印度洋，再到中国日本的整个东方海上贸易。这一时期，中国落后的并非只有政治和军事，更重要的是经济和科技的落后。同时期的欧洲已经进入了资本主义的时代，其中以荷兰作为代表。

月港的堀起，依靠的不是港口自身的优势，而是当地猖的走私活动，以及僻处海隅的特殊地理条件。简言之，是16世纪中国海外贸易的特殊形势使之成为重要的对外贸易港口，但也因此注定它只能是一个短期的过渡港口。至天启四年（1624年），因荷兰殖民者骚扰沿海而实行过年海禁，第二年开禁后，舶饷已是越来越萧条，不能如额，主管舶饷的官员无可奈何。天启六年（1626年），又因海寇横行，洋船不能出海而饷额更加不足，只好于崇祯元年（1628年）停止发放商引。

在大航海时代，葡萄牙人以浯屿岛为基地，在厦门湾各地活动，据西方史料记载“大约1550年到1588年的葡萄牙《旅行指南》，表明葡萄牙人常在浯屿过冬，在Lehsu(烈屿)装运商货，在Haimen1sland(海门岛)修整船只，补充供给，在Lialoo、lailo(料罗)驻泊避风”。

于是月港、海沧等地商人纷纷前往浯屿与葡萄牙人贸易，据史料记载“其船皆造于外岛而泊于内澳，或开驾以通番，或转售于贼党，而嵩屿、渐尾、长屿、海沧、石马、许林、白石等澳，乃海贼之渊薮也。”这里的海贼，实际上指的就是走私商人。

荷兰是当时欧洲的金融和贸易中心，并以惊人的造船数量、出色的造船技术以及遍布全球的商业贸易能力获得了“海上马车夫”的称号。当时全世界一共有2万艘左右的商船，其中1.5万艘属于荷兰。阿姆斯特丹成为了欧洲的贸易中转站，每年从阿姆斯特丹出发的船只就有1000多条；安特卫普成为欧洲的金融中心。1531年，安普卫特建立了股票交易所，欧洲的各公司和商行也在此设立了1000多家代办处。

在荷兰的崛起过程中诞生了“荷兰东印度公司”（VereenigdeOostindischeCompagnie），简称“VOC”，这样一个体现国家力量的合体怪兽，中文全文应译为“联合东印度公司”。公司的标志以V串连O和C，上方的A为“阿姆斯特丹”的缩写。这家公司是一个“公司”，是因为它确实是按照公司的规章建立并运行的，私人性质，有股东，有董事会，每年还会派发股息。另一方面，这家公司是可以自己发行货币的，并且可以自己组建佣兵，打造战舰，与其他国家可以签订正式条约，并且可以代表荷兰对海外殖民地施行殖民统治。1602年，荷兰东印度公司在爪哇的巴达维亚（今印尼的雅加达）建立了总部，正式成立。早在1610年，荷兰东印度公司便着手购买从厦门而来的福建茶叶。此后两个多世纪，英国人、荷兰人所饮用的主要茶叶，就是福建茶，一时更有“东方美人”之美誉。

1669年时，荷兰东印度公司已经是全世界最富有的私人公司，拥有1万雇佣军，5万员工，140艘战舰。每年派发的股息高达40%。这家实力强大的公司将触角伸向了东南亚所有值得做贸易的国家，但是在东南亚沿海做贸易，有一个巨大的帝国是不可能回避的，那就是中国的明王朝。荷兰人由此开始了长达十多年试图打开明朝自由贸易之门的努力，并不断试探明朝容忍的“底线”。1622年，长期只能通过近乎“走私”的方式来满足自己贸易需求的荷兰，一举占领澎湖并建立了碉堡。大怒之下的明朝在1624年倾尽东南海军进行围剿，一场血战后荷兰人被包围，最终只能选择投降，并在明军的监督下拆掉了碉堡。作为堂堂“海上霸主”，他们无法接受由中国人制订并主导的贸易规则。

明廷历来重视海防，洪武十七年（1384年）正月，为了整顿海防，朱元璋采纳方鸣谦的建议：“倭海上来，则海上御之耳，请量地远近置卫所，陆聚兵，水具战舰，错置其间，俾倭不得入，入亦不得博岸，则可制矣。”遂遣汤和巡视沿海防务。汤和到浙江后便按照方鸣谦的建议建城59座，戎兵58700余人。洪武二十年（1387年）又命江夏侯周德兴前往福建闽南沿海御倭。《明实录》载：“命江夏侯周德兴往福建，以福、兴、漳、泉四府民户，三丁取一，为缘海卫所戍兵以防倭寇。其原置军卫非要害之所，即移置之。德兴至福建，按籍抽兵，相视要害可为城守之处，具图以进，凡选丁壮万五千余人，筑城一十六，增置巡检司四十有五，分隶诸卫以为防御。”此文中的“卫所”指的是卫所制度，卫所制度是明朝在全国推行的军事防御制度，将军士集中于卫所，令其子孙、兄弟世代为兵。其中又分为备操旗军和屯种旗军：备操旗军多为青壮年担任，主要负责守城、训练和作战；屯种旗军多为老弱、军余，负责屯种粮食供给备操旗军。

从海上瞭望金门所城

因防设卫是卫所制的主要原则，“度要害地，系一郡者设所，连郡者设卫”，即在地理位置重要的城镇设卫，在小道和孤立的要点如隘路口等设千户所，关口险隘不能容纳更多士兵的地方设百户所。一般情况下，统领5000人者为指挥，领1000人者为千户，领100人者为百户，领50人者为总旗，领10人者为小旗。不同地域的卫所所辖士兵数量不尽相同，大抵上每卫下辖5个千户所，共5600人，每千户所下辖10个百户所，共1120人，每百户下辖总旗2人、小旗10人、士兵100人，共112人。

MONTVANDERRIVIERCHINCHEOINCHINA

厦门的崛起，始于明初。1387年，考虑到日益猖獗的海盗，大明王朝在厦门岛上，修筑了一座“厦门城”，厦门二字，即意寓明朝这座大厦之门。当时建成的厦门城，是一个军事堡垒。城周长1360米，墙高1.9米，城门四座。现如今遗存下来的，则仅有北面城墙一段遗址约120米而已。周德兴不仅在陆上设卫所，海上亦置五寨。五寨即烽火门水寨、小埕水寨、南日水寨、浯屿水寨、铜山水寨。“寨”即供人员驻防的营地，多建于地势险要之处，寨墙的材质不一，有木栅、夯土、砌石等。“水寨”则是建造在水中的寨，即设立在海中岛屿上的防御据点，多设于江河的出海口或海上航道汇聚之处附近的岛屿上。以水寨为中心，划拨一定的海域让其管辖，称之为水寨的“信地”。水寨是明代海防的第一道防线，是明朝“御之于海上”“防之于海”战术思想的具体实现。

现在的厦门湾水域图

当时的厦门湾从月港码头出发，到九龙江入海口的海中，还有海门、圭屿、浯屿、钱屿、木屿等小岛，这些小岛都成了走私者跟官方周旋的腹地，走私船回还之时，他们一般先停泊金门、大小担，再经线人“诡秘”地“接引”入月港卸货，巧妙地躲过官府的严查。嵩屿、长屿、渐尾、海沧、石马、许林、白石等澳在官府的文献中被称为“贼渊”，常常令官兵束手无策。明廷水寨的寨墙依岛上的地势而建，多筑于岛上地势险要之处或岛上的水港附近。因为岛上的石料、沙土较多，所以水寨的寨墙内添有沙土，外侧砌以砖石包裹。

明末时荷兰人曾来到浯屿岛，对岛上的寨墙做了详细的考察，其结果记载在《热兰遮城日志》中：“今天长官普特曼斯（HansPutmans）阁下带着随从航往浯屿岛，即那个我们称之为‘有塔之岛’的地方，去从各方面观察该岛。看到立在该岛上的那个塔，完全没用木料，都用砍锉而成的石头建造，有7层楼台，高150尺，下面周围40步。岛上还有个堡垒，连接着两个四角形的碉堡，大部分都用砍锉而成的石头建造，周围有900步，墙高达11尺，墙有4尺高的胸墙，墙厚3~5尺，墙的内外两面都用石头建造，中间用土和沙填满。那两个碉堡各造在一个高地上，但该塔所在的平地比这些高地的树木稀少，没有淡水，只有在该塔附近每边的底部有一口井。那里有几间房屋，但没有人居住……”从荷兰人的描述中我们可以发现浯屿岛上的水寨不仅设有寨墙，其周围还建有石塔，石塔高耸入云，高达150尺，可供士兵瞭望周边情势。塔的附近还有营房和水井，营房可供军士驻防，水井可为驻防军士及来往船只提供淡水。

清末外国人拍摄的圆山水寨（FortinMinriver：ApproachingFoochow）。明代时的水寨多已毁坏，已经无法窥其全貌，图为清代的圆山水寨，其寨墙分为两层，寨墙顶部设有女墙，可以用来遮挡铳弹；寨中还有众多房屋，供军士居住。水寨还可以供船只停靠补给，照片左侧即船只停泊之处。

当荷兰人到达浯屿时，上面的水寨已遭明军遗弃多年，所以荷兰人到达岛上后并没有看到有人居住。其实在海防建制健全时，每个水寨都可以驻扎千余名官兵，万历时著的《福宁州志》中就存有当时福建烽火门水寨官兵数目及其粮饷的记录：“把总一员，日支银三分。书记二名、家丁六名、健步十名、旗手四名、吹鼓手六名，日各支银三分。中军官一名、左右前后四哨哨官四员，日各支银七分。哨官员下各书记一名、健步一名，日各支银三分。中哨哨官一员、捕盗五十六名，日各支银五钱。缭、碇、招手、队长一百四十二名，日各支银三分五厘。兵五百八十五名，日各支银三分。医生一名，日支银二分。全支丁四十五名，日各支银三分。半支丁八十九名，日各支银一分五厘。以上官兵共一千一十七员名。月大，饷银九百六十四两六钱七分五厘。月小，九百三十三两三钱六分五厘。”其中的把总即是水寨的管理者，统领水寨大小战船、官兵，书记即为整理、抄写公文的人，家丁即是将领的私兵，健步即往来送信的人员，旗手负责招展旗帜，吹鼓手用来吹螺打鼓以传递号令，军官与哨官都属于把总以下的下级军官，捕盗即是船长，缭、碇、招手是指操控船只的人员。每个水寨还设有一位医生，负责全寨官兵的健康及卫生工作。这些官兵还负责驾驶烽火门水寨中的43艘战船，分别为福船2艘、哨船1艘、东船20艘、鸟船2艘、鸟快唬船18艘。

明初的水寨规划非常完备，水寨是明朝海上的第一道防线，也是最为重要的一道防线。倭寇长于陆战而短于水战，将水寨置于沿海岛屿之上，之间派船只往来巡哨，就可以将倭寇歼之于海上，把战场外移，避免本土居民不必要的生命和财产损失。凡海战，斗船力而不斗人力，明船较倭船高大、坚固，遇之即以泰山压顶之势将其“犁沉”。而倭船费料而不坚，船小而不快，只适合在浅海航行，其造船技术较为原始。

《筹海图编》卷二对倭船的制造技术有详细的记载：“日本造船与中国异，必用大木取方，相思合缝，不使铁钉，惟联铁片，不使麻筋桐油，惟以草塞鏬漏而已。费功甚多，费材甚大，非大力量未易造也。凡寇中国者，皆其岛贫人，向来所传倭国造船千百艘皆虚诳耳。其大者容三百人，中者一二百人，小者四五十人或七八十人，其形卑隘，遇巨舰难于仰攻，苦于犁沉。故广福船皆其所畏者，而广船旁陡如垣，尤其所畏者也。其底平不能破浪，其布帆悬于桅之正中，不似中国之偏桅，机常活不似中国之定。惟使顺风，若遇无风、逆风皆倒桅，荡橹不能转戗，故倭船过洋非月余不可。”

造船时用大木锯成方形，不留缝隙，紧密连接而成，不用铁钉、麻油、桐油，对于船板之间的缝隙则以草来堵住，这种造船技术与中国差距较大。笔者又翻阅寻找日本古船图纸，发现其船既无龙骨，也无肋骨，更无水密隔舱。纵向强度只靠船板来保证，并无龙筋，保证横向强度的部件，只有两根横梁。按这种技术造出来的船只，其坚固程度可想而知。难怪戚继光会说：“倭船自来矮小，如我之小苍船，故福船乘风下压，如车碾螳螂。”而其船一遇无风、逆风又“皆倒桅，荡橹不能转戗”，过洋需要长时间的航行。由于海上航行时间长，等到了中国沿海，体力消耗过半，再加上船体矮小，一旦遇到明军海上巡哨之兵船，必定全军覆没。

虽然水寨与卫所对中国海岸线的防卫甚严，但这两者都属于军事机构，其与州县的地方政府之间互不统属，一旦地方有事，州县并无调遣卫所兵士之权，而且卫所的数量有限，无法遍布广大乡村，因此明朝又建立了供地方政府调遣的民兵（即弓兵）系统，由巡检司来统辖。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四月丁酉，明太祖下令：“滨海卫所每百户置船二艘，巡逻海上盗贼。巡检司亦如之。”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又规定了巡检司的职能：“凡天下要冲去处，设立巡检司，专一盘诘往来奸细，及贩卖私盐犯人、逃军、逃囚、无引、面生可疑之人。”到了洪武末年基本建立起了沿广东到辽东海岸线的防卫设施，包括卫所、水寨、巡检司、墩台、烽堠等。

这些防御设施的建立，构成了海上和陆上多重防线。海上的防线由水军驾驶战船担任，陆上防线由各卫所的士兵和巡检司的弓兵（民兵）担任。水寨、卫所、巡检司各负责防守一定的海域和地域，相互支援。平时水师战船巡逻于海上，遇到敌人小规模入侵，自己就可与之对抗，歼敌于海上。一旦敌人接近海岸，烽堠就会发出警报，卫所陆军迅速赶赴敌人登陆点，歼灭敌人，水军同时配合陆军作战，如果有漏网之鱼，巡检司还可以调遣民兵追捕。当敌人大规模入侵时，朝廷则命若干卫所和水寨的水陆军在海上或陆地抗击敌人。这样，在沿海构成了基本完备的、有一定纵深和层次的防御体系。正德年间，佛郎机人来到了中国沿海，开始了与中国海商的贸易联系，尽管明朝政府认识到佛郎机人已经占据了满剌加，且驱逐了当地的统治者，因而拒绝了佛郎机人的通商要求，但自正德十三年（1518）之后，葡萄牙人已经建立起浯屿这个贸易基地钱屿铳城遗址位于杏林区海沧镇贞庵村西南的钱屿上。东西长约300米，南北宽约100米，位当厦门西港之要冲。明嘉靖至天启年间，东南沿海屡遭倭寇和荷兰殖民主义者的侵扰。

厦门岛上的鸿山公园攻剿红夷石刻

天启、崇祯之交，福建灾害频发，匪患频起。而面对这种复杂的形势，官员的剿抚却多流于形式。正是这种复杂的形势，给了郑芝龙机会。天启六年（1626年）春，郑芝龙在金门、厦门树旗招兵，以“劫富济贫”为旗号，招募大量兵士，进一步壮大。明天启二年(1622年)，海澄县令刘斯琜为加强九龙江口之海防，筑造铳城于钱屿之上，使之与圭屿互为犄角，控扼江海入口。铳城位处屿南，正面朝海，系采用沙土石灰和砾石由东至西版筑于岩层上，整体作壕堑状。城墙残存长度35米，高度在1.5～2米之间，内、外墙体间的壕堑通道宽约2米，墙壁厚度0.65米，上有墙垛，总体上呈严重风化水蚀状态。1992年已填筑为厦门国际货运码头。

面对来自海上的威胁，晚明地方当局在对传统海岸防御筑城巩固提升的同时，还在东南沿海修建了新式铳城，在抵御外来侵扰、保卫海疆安全方面收到一定效果。当时闽南的海防体系集中于九龙江口、漳江口、厦门湾附近，主要有镇海卫城、圭屿铳城、钱屿铳城、木屿铳城、大泥铳城、溪尾铳城、石坑铳城、石码镇城、浯屿城、石美城、浒茂东门城堡等。考诸史籍，木屿铳城、圭屿铳城、钱屿铳城、大泥铳城、溪尾铳城于迁界禁海的二十年间被清军彻底夷平，无任何痕迹可寻了。其中木屿（海图上标为目屿，已填，现为招商局海韵冷链仓库用地）铳城处在九龙江的入海口中心的月港前哨，是全漳门户。现在的目屿（即木屿）所在地，史载“旧有土城，连而为一，并筑短墙，安大小铳三千余号，周围环以港水，外通舟楫，内积米谷军器”，后以讹传讹，将打石坑西侧小山上清龙汀漳兵备道海澄游击标的烟墩传为铳城旧址，即所谓石坑铳城（郑成功枪城）位于龙海港尾打石坑。

隆庆开海后，木屿铳城与钱屿、圭屿两铳城互为左右翼，成为水上要寨，盘验过往船只，在海上丝绸之路管理机制的探索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至崇祯四年（1631年）再次开禁时，已几乎无商船出海，故海防同知仅委至崇祯五年（1632年），这说明漳州月港在这一年已基本处于关闭状态。漳州月港自隆庆元年（1567年）开禁至崇祯五年（1632年）关闭，其间仅维持了65年。荷兰东印度公司在1633年做出了以战迫商的贸易战争决策，一场代表着当时东西方最强大两股势力的大对决即将拉开帷幕。荷兰海军要对决的不是大明水师，其实是郑芝龙的“郑家军”。在多种复杂因素作用下，从明崇祯元年（1628）开始，随着郑芝龙集团的崛起，漳州月港、厦门港、泉州安海港成了并驾齐驱的主要海外贸易港口。明崇祯二年（1629），泉州人何乔远提出了将海澄之税移在中左所，由泉州、漳州分别管理海上贸易的主张。1633年7月12日清晨，五艘荷兰快艇忽然开到厦门港。其实之前在南澳，荷兰舰队已经和明朝水师发生了交火，但这个消息还没传回厦门，郑芝龙率“郑家军”的主力正在福建剿匪，大家都不知道荷兰事实上已经对明朝开战。

荷兰人依仗着之前厦门之战对郑军的重创，仍然占据着战场的主动权，并又在金门等地的大小海战中陆续击沉郑军及其他明王朝水师十余艘，此外还在铜山俘获两艘巨型明朝帆船。但荷兰人兵力毕竟薄弱，为了增强战力，荷兰人又将被郑芝龙击败的刘香与李国助等海盗拉入了自己的盟军。如此一来，荷兰一方的势力则迅速扩张，战争的天平进一步向荷兰人倾斜。追击而至的郑芝龙部虽然发动了几次小规模的火船攻势，但均被荷兰人击退。台风季节于十月结束，对荷兰人而言，他们必须尽快摧毁郑芝龙部的水师，避免其恢复元气，同时尽快完成自己的战略目标，毕竟此次作战已经持续了数个月，水手们也已经颇为疲倦。对于郑芝龙和邹维琏而言，他们同样渴望速战速决。一方面，荷兰人的封锁严重影响了郑芝龙的海上贸易，另一方面，荷兰人的连续攻击也让崇祯皇帝极其不满。崇祯六年九月十三日，明军歃血为盟，开始出征，并于十五日到达鸟沙头。得知荷兰九艘夹板船与海盗刘香的船队五十余艘战船已经自南北上，邹维琏汇合各路明军舰队，总计一百五十余艘战船浩浩荡荡驶向料罗湾。面对明朝舰队，荷兰指挥官蒲陀曼仍然非常自信。在他看来，明军虽然人多势众，但一百五十艘战船中大型战船仅有五十余艘，其余百艘均是小型火船。在之前的战斗中他也零零星星遇到过所谓明朝火船，虽然有少许威胁，但在大炮面前毫无抵抗能力。己方虽然船数较少，但普遍都是大中型船只，在兵力上并无绝对差距。

驶入厦门港的荷兰船只

自负的蒲陀曼将荷兰船队布置在整个“荷兰—海盗”联合船队的中央，企图利用火力压倒明军。相比之下，明军一分为二，一部分抢占上风口，余下已经绕到了敌人的后方。战斗一开始，明军便发动了规模庞大的火船攻势与接舷攻势。双方接连战斗，荷兰船队仗着重炮，也勉强击退了几次明军的围攻，但随着明军火船攻势逐渐瓦解了其舰队阵型，荷兰人最终难以抵抗。这次料罗湾大战结束后，明军焚毁击沉荷兰战船两艘，俘获一艘，击沉刘香所属海盗船只数十艘，极大的重创了由荷兰人和海盗组成的联合势力。但荷兰人的力量并未被彻底消灭，他们仍然在东亚地区保有极强的力量。尤其是支持郑芝龙作战的邹维琏被调离后，郑芝龙就更难以对刘香和荷兰势力同时发动进攻了。因此，郑芝龙又拿出了老一套的手段，他与荷兰人通信，愿意接纳荷兰人到沿海通商贸易，并鼓励派遣船只前往台湾贸易。通过这些手段，郑芝龙成功分化瓦解了原本元气尚存的“荷兰——海盗”联军。

料罗湾之战示意图

当时厦门港里停泊的，是郑芝龙正在全新打造的数十艘新式战舰（其中大部分都是模仿荷兰军舰建造的），完全对到来的五艘荷兰快艇不设防。五艘荷兰军舰一直开到郑氏舰队的中间，下锚，忽然升起了红色战旗，宣布开战。突如其来的密集炮火给还在建造中的郑芝龙最新式的舰船带来了灭顶之灾——数十艘战舰全部被击沉。

率军突袭的荷兰舰队司令普特曼斯当天记录下了对这次偷袭成功的满意：“有些中国船的大炮比我们快艇中任何一艘都要多……有人诚实的说，从未想过在这个国家会看到像这舰队那么漂亮壮观、雄伟巨大、武器精良的戎克船。……我们不难想象，这支舰队的被毁，将使中国这个国家、尤其是郑芝龙受到何等巨大的痛苦。”荷兰舰队的主力战舰是都是“盖伦船”。这种拥有两层甚至多层甲板的大帆船是当时最先进的战舰之一。而且荷兰的战舰一般都配备至少十门当时被中国人称为“红衣（夷）大炮”的加农炮，一尊3000斤的红衣大炮能轻松将炮弹打出七、八里远，而与之相对的明军自制铁火铳只能打到三里远——荷兰舰队完全可以在明朝水师战舰的射程之外吊打对手。

在偷袭了郑芝龙舰队后，荷兰方面向明朝发来了他们所谓的“停战条件：“在漳州河、安海、大员、巴达维亚有自由贸易的权利；在鼓浪屿建立贸易据点；可派遣代表至中国沿海城市收购商品；船只能在福建沿海自由停泊；不准任何中国船只前往马尼拉；荷兰人在中国享有与中国同等法律权利。”这场中西之间的贸易战争发生在厦门外海的料罗湾，料罗湾是金门岛东南部面向台湾海峡的一个海湾，此时是荷兰舰队的停泊之地。荷兰舰队停泊在料罗湾的共有58艘大小军舰，其中8艘是荷兰东印度公司的主力战舰，剩下的50艘是中国海盗船——荷兰人为了对抗郑芝龙，找来了另一个海盗头子刘香的舰队组成了联军。而在荷兰舰队的东南方向，一百五十艘大明水师的战舰悄悄散开了阵型。很快，负责瞭望警戒的荷兰水手发现了明朝的水师，发出了警报——双方同时进入战斗状态。东西方两大最强势力的海军，终于在料罗湾展开了以贸易为目的大海战。

在郑军震天的喊杀声和100条船的火攻中，荷兰人完全迷失了方向。短短时间内，荷兰的一艘主力战舰被完全烧毁，一艘被击沉，一艘连同船上的100名官兵一起被明朝水师俘获。剩下的几艘荷兰战舰掉头就跑（据明方战报共焚毁五艘），拱卫在周围的50艘刘香的海盗船全军覆没。逃出战场的普特曼斯随后这样记录：“鉴于曾经受到强烈暴风的损害，现在又受到这场败战，我们的力量已经衰弱到本季在中国沿海不能再有任何作为了。”料罗湾海战产生影响，其实远远超过普特曼斯自己的估算。首先，当然是荷兰舰队经此一战，认识到自己哪怕动用整个远东地区的所有主力，还是无法战胜已经在没落中的明朝，最终只能放弃“自由（垄断）贸易”的主张，还是回到明朝“你们给什么我们就买什么”的原有贸易模式。

其次，明朝虽然获得了这次海战的胜利，但本质而言只是一次“边疆维稳”而已。他们要的只是安宁，而不是拓展或开启新的贸易模式。以至于在打败荷兰人后，明朝要求的战争赔款最终也不了了之，对荷兰人的贸易尺度却反而比以前略有放宽，为的就是避免他们再来骚扰。第三，整个“料罗湾海战”，最得益的还是郑芝龙。经此一战，他不仅大大巩固了自己在明朝官方心目中的地位，更重要的是彻底摧毁了荷兰东印度公司的信心，进而垄断了整个远东的海域。从此之后，每一艘在这个海域通行的商船，都必须给郑家上交“保护费”——每年3000两白银，买一面“郑”的令旗。如果哪艘商船没有插上“郑”家令旗而做生意，十有八九会在海上被“郑家军”洗劫。到后来，连荷兰东印度公司每年都要给郑芝龙上交上千万元的保护费才能保安宁，而且荷兰人后来遵循的不是明朝的贸易规则，而是郑芝龙郑家制订的“贸易规则”。

天启三年二月，南居益任福建巡抚，其启用旧将俞咨皋为副将，辅助专剿荷兰人，双方战端又起。天启三年十月二十八日，新任总兵谢弘仪用计焚毁荷兰人夹板船两艘。在此期间，双方大小冲突不断。但明王朝逐渐认识到，如果不夺回澎湖列岛，则会让荷兰人在中国获得一个落脚点，因此要击败荷兰人，必须夺回澎湖列岛。荷兰人也对此早有准备，其在澎湖列岛修筑了风柜城要塞，并装备各式大炮29门。又调遣各式舰船13艘，决意死守风柜城。决定明荷战争走向的风柜城之战一触即发。

天启四年正月初二，明军于镇海港登陆。双方经历几次小规模冲突后，荷兰军队决意退守风柜城，发挥要塞兵力优势。同月，南居益派遣都司顾思忠所部舰队增援澎湖。四月，南居益亲率漳、泉州两道明军增援澎湖。五月七日，副将俞咨皋，游击刘应龙率军抵达澎湖。五月二十八日，明军海陆联军开始围困风柜城。为完成封锁线，明军于陆地挖掘深沟，阻止荷兰军队突围。六月十五日，明军正式攻城，此时明军仅陆军便已有三千余人。其一方面以重炮轰击港内荷兰舰队，又断绝荷兰要塞水源及补给线。在此期间，双方小规模冲突不断。七月二日，荷兰军队派出使者求和，次日明军发起进攻，荷兰守军投降。七月十三日，荷兰守军彻底拆毁风柜城，并且乘船离开了澎湖。

荷兰人撤出澎湖后，福建官员便开始加强沿海防务。首先便是仿造荷兰火炮，制造所谓“夷式大铳”（即红夷大炮）。俞咨皋亲自指挥铸造红夷大炮数十门，这些火炮不仅用于武装要塞炮台，也被用于战船之上。在此之前，虽然明朝炮台已经部分装备了两三千斤的重型发贡炮，但明朝战船一般只装备几百斤的火炮或千斤神飞炮，偶有重型发贡炮一门。在与荷兰舰队冲突后，明朝水师立刻开始更新自身的装备。崇祯七年，刘香屯兵澎湖列岛，企图与荷兰人再次结盟。但这一次荷兰人拒绝了刘香，甚至拒绝为刘香修复船只。刘香一怒之下对热兰遮城发动了进攻，但对城防毫无办法。失去了援助的刘香不得不转而进入广州一带活动。相较于明葡间的冲突，明荷之间的冲突在时间上更为短促，但在规模和烈度上更甚。虽然荷兰人的势力较之前的葡萄牙人更强，但经过明葡冲突的洗礼，明王朝已经对西方的火器、战术、策略有所了解，因而对付起荷兰人更加得心应手。

因此，虽然在兵力上远胜自己的老前辈葡萄牙人，荷兰人仍然未能取得太多战果，最终也不过是勉强维持自己在台湾的殖民地而已。虽然与郑芝龙势力保持着一定的贸易关系，可这种关系更像是郑芝龙施舍给荷兰人的，而非其自己能够主动掌握的。尽管颇为类似，但这次的结果却并不完全如同上一次，此时的明王朝已是大厦将倾，尽管还不是荷兰人能够动摇的，却也逐步失去了对海洋的控制。原本主张对荷兰人积极作战的邹维琏最终因派系斗争而被撤职，随后病逝。而接替邹维琏的官员并不能如前任一般掌控手下的虎将郑芝龙，相较之下郑芝龙则凭借明王朝的支持，迅速填补了海上的空缺，最终取代明王朝中央政府，成为了控制东南沿海的海上霸主。

月港从极盛走向衰落，也与郑氏海商集团有关，迨至明末清初，郑成功、郑经父子军事集团与清军在闽南沿海长期对峙，战火持续了三十余年，殃及月港及整个厦门湾。清廷为扼制郑氏军事集团进攻，在沿海实行"迁界"，又名“迁海”，以断绝大陆居民对郑氏军队的补给支援。清政府勒令沿海的居民在规定期限内后撤五十里，划地为界，界限外焚毁一切，制造成无人区；内地居民不得越界，民船不准出海，违令者处以死刑，地方官若知情不办处以同罪。荷兰殖民者的劫掠荷兰殖民者东来之后，为了打开对华贸易的大门，以垄断丝织品与瓷器等中国商品的贸易，在漳州一带沿海不断进行骚扰，进犯厦门、海澄等港口，且非法占据了澎湖岛，把俘获的中国海外贸易商转运到巴达维亚等地充当奴隶被驱逐出澎湖岛后，又占据中国的台湾岛南部，继续对中国沿海进行封锁，所有过往的商船，除了在荷兰东印度公司船只护航下打算到巴达维亚的外，其余到马尼拉、澳门、印度支那以及整个东印度贸易的船只都会遭到掠夺。这种劫掠使到海外贸易的商船内不敢出，外不敢归，必然造成漳州月港的迅速衰落。

海禁过于频繁明朝政府虽然准许私人海外贸易船由漳州月港出洋贸易，但一有风吹草动，仍随时实行海禁。如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因日朝战争，传闻日本欲侵占鸡笼淡水，而禁止海外贸易船出海贸易明朝统治者为防止发生类似嘉靖倭患的骚乱，于一年之后即宣布开禁。而天启二年（1622年）因荷兰殖民者侵占澎湖岛，拦劫商船，杀人越货，又实行过一次海禁，直至天启四年（1624年）福建巡抚南居益打败荷兰殖民者，收复澎湖岛后才开禁，但出海商船已是寥寥无几，饷税征收越来越少。天启六年（1626年）之后，因海寇横行，商船出洋被阻，遂停止发放船引。崇祯元年（1628年）明朝政府又下令实行海禁，至崇祯四年（1631年）同意开禁时，已几乎无船申请出海，饷税无从收起，海防馆同知只好停止委派。如此频繁的海禁，使月港几乎成为死港，渐渐失去作为私人海外贸易港存在的条件，迅速地走向衰落。崇祯元年（1628年）七月，明廷招抚郑芝龙。郑芝龙表示愿以“剪除夷寇、剿平诸盗”为己任，九月就抚于福建巡抚熊文灿，率部降明，诏授海防游击，任“五虎游击将军”，统辖福建五虎门的游兵。郑芝龙构建了一支强大的舰队，打败了许心素等人，夺得厦门海域的控制权，从而控制了中国的对外贸易。大航海时代厦门湾的贸易战争，月港出洋的海外贸易商，除了交纳正常规定的引税、水饷、陆饷和加增饷外，还有所谓的果子银、头鬃费等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种种横征暴敛已经超出了海外贸易商所能承受的范围，他们或者“委货于中流，以求脱免”，或者“非冤殒于刑逼，即自经于沟渎”海外贸易商的破产，必然使月港逐渐失去生机。当然，漳州月港衰落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上述三个主要原因外，还有如漳州本地因人口增多，田土多种谷物，而桑土日稀，加之出海经商者多，农耕渐弛，且多种甘蔗、烟草等经济作物，故养蚕业及丝织业逐渐凋零，使出口海外的丝织品逐渐减少，对漳州月港的衰落多少有些影响。

其他如出海港口的增多，在月港刚开禁时，各地商船均汇集于此申请船引出海，而至崇祯末年，有些闽中的海商都转从闽县琅琦出洋；海寇商人头目郑芝龙自崇祯元年受抚后，也在泉州城南30里的安平港筑城开港，收饷税以养兵。诸多港口并开，使月港失去了作为唯一私人海外贸易港的地位，必然暴露出其地理位置差、港口条件不好等弱点，从而在竞争中渐渐被淘汰。郑芝龙荡平了海上的各个海盗利益集团，掌控了贸易网络。台湾海峡从此成为郑氏舰队的内湖。郑芝龙违禁开辟的对日贸易，从此有了福建沿海地区这一稳定的货源地和转运中心，确立了与日本及与大陆沿海各地贸易中对荷兰人的优势。荷兰人殖民台湾，在台湾从事对日本和福建的贸易，将台湾作为东亚、东南亚贸易转运站，也因退出福建水域而使台湾从此失去中介作用。金门料罗湾之战的胜利也使郑芝龙被明朝升为福建副总兵，成为合法的福建水军首领。他以强大的武装力量和雄厚的资本称雄国际市场，在与荷兰、日本以及东南亚各国的竞争中胜出，“独有南海之利”。资料记载，他接受安抚后，“海舶不得郑氏令旗，不能往来。每—舶例入三千金，岁入千万计，芝龙以此富敌国”，因而“八闽以郑氏为长城”。大航海时代厦门湾的贸易战争，也对漳州月港的衰落有着一定的影响。月港虽然衰落了，但它在我国海外贸易史上的地位却不容忽视。它结束了明代前期维持近200年的朝贡贸易，明代后期的私人海外贸易得以迅速地发展起来；它标志着我国历史上持续1000多年的以官方垄断为主的海外贸易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使中国海外贸易史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