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春秋战国时期是社会大变革的时期，春秋战国士人尤其是规模日渐庞大的战国士人，其社会流动的途径、方式等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为后世士人的社会流动提供了基本范例。梳理战国士人的社会流动，是我们了解汉代及后世历朝历代士人社会流动的源头。

士人是战国时期最活跃的阶层，与秦汉以后的的士人相比，其社会流动表现出独一无二的风格。对其特征进行探讨，不仅能够更深刻地了解战国社会所发生的剧变，而且对研究汉代士人的社会流动也有重要的意义。

一、平等性

首先，战国士人的社会流动表现出了非常鲜明的平等特点。战国时期，西周宗法制、封建制正分崩离析，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封建体制还没有建立起来，人们对君主绝对服从的意识还没有形成，同时，君主也尚未对臣下形成绝对支配。

士人正是在这一历史条件下展开了社会流动。士人在这一时期的社会流动，可以说是其与王、侯、卿大夫之间的双选过程。国君可以择有识之士而用，士人也可以择贤明之君而事，甚至敢与王侯分庭抗礼。

如《战国策·齐策》“齐宣王见颜斶章”记载：齐宣王见颜斶，曰：“斶前！”斶亦曰：“王前！”颜斶的不卑不亢，既反映了战国时代士人卓异不屈的风度，一定程度上也说明士人和王侯之间在人格上的平等关系。

这种关系表现在政治上，即两者之间随时可以解除聘用关系。如《孟子·公孙丑下》所载孟子在齐国辞官的情形，孟子第二次游齐之时，为齐国卿，拿十万钟粟的俸禄，这可是一笔丰厚的报酬。

在孟子看来，齐宣王不采纳自己的意见，就算宣王打算给他在临淄城的黄金地段建一所书院，还专门拨给他一万钟粟用于授徒讲学，他也不领情，并且决意辞职。“合则留，不合则去”正是对人士社会流动平等性所作的最佳注脚。

从孟子的态度就能看出，在当时的社会，士人与王、侯、卿大夫之间是平等的主体。当然，平等性是双向的，士人可以“罢免”君王，君王也可以辞退于本国发展无益的士人。

据《史记·孙子吴起列传》所载，公元前４１２年，齐宣公发兵攻鲁，鲁穆公任用吴起为将，吴起率军大败齐国，由此声名鹊起，但他却遭到群臣非议，结果“鲁君疑之，谢吴起”，即穆公因为怀疑吴起就罢免了他的将军一职。相对于士人“合则留，不合则去”的自由，君主完全有“合则用，不合则免”的权利。

一来，战国时期各国的官僚系统中主要由两大部分人员构成一宗法贵族和来自列国的士人。宗法贵族在国内世代经营，势力盘根错节，各诸侯国君要撼动他们的既得利益，往往会引起朝局动荡。

而士人则不同，他们只身一人寻梦至此，没有任何背景可以依靠，根基很浅，国君一旦发现士人失去了利用价值，旋即就能罢免他，完全不会发生由此而来的朝局动荡的政治风险。

二来，战国时期各国对官吏的任用，一般都采用俸禄制度，即所谓“主卖官爵，臣卖智力”。既然是一种买卖关系，从此国君对于各级官吏可以随时选拔，随时任免。如荀子第一次到楚国时，春申君决定任用他为兰陵令，结果有人向春申君进谗言，春申君就辞退了荀子。荀子被辞退就与当时的俸禄制度有很大的关系。

秦汉以后，情况有了很大的不同，选士制度经过两汉的察举征辟制、魏晋的九品中正制、隋唐明清的科举制逐渐走向完善成熟。在稳定的选士制度下，士人逐渐成为被筛选、被规制的对象。这种不平等的社会流动，与战国时期的平等的社会流动不可同日而语。

二、不均衡性

其次，各学派之士的社会流动呈现不均衡的态势。战国时期，各类士人充斥于社会上。仅《庄子》一书中，士之名目就达几十种之多。比较重要的有文士、侠士、隐士、学士、武士、力士等等。若以对中国古代社会做出的贡献而论，当首推诸子百家之士，即所谓的文士和学士。

在春秋末、战国初这段时期，儒、墨之士率先崛起，占领了学术阵地，两家培养出来的士人充斥于列国朝堂。到了战国中后期，儒、墨分支愈多，势力也渐消弭。

同时，儒家主张的“仁政”及墨家主张的“兼爱”“非攻”等思想，与列国竞争的格局难以相容，因此在政治舞台上没有做出斐然的政绩，这一点正如《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中叔孙通所说“儒者难与进取，可与守成”。

即便是儒家集大成者荀子，一生奔波，也不过守着楚国兰陵县令、齐国稷下学宫祭酒这等微末职务或荣誉性职务，根本没有进入列国的权力中心。与此同时，法、兵、纵横诸家则竞领风骚，锋芒尽显，成为儒、墨士人向上流动的劲敌。

这主要是由于法家、纵横家等所主张的军政思想以实效著称，能对列国富国强兵及争霸进程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正中列国统治者图强图霸的下怀。因此，法家、兵家之士备受列国重用。如卫鞅、张仪之于秦国，吴起之于楚国，申不害之于韩国，庞涓之于魏国，孙膑之于齐国，无不成为一时之风云人物。

三、非制度性

再次，士人在这一时期的社会流动缺乏法律、制度层面的支持，非制度化色彩较重。战国时期，士人们在列国间的奔波，既表现了他们为提高社会地位孜孜以求的奋发姿态，同时也反映出这一时期士人的社会流动呈现出非制度化的色彩。

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列国均缺乏“教育-考察-仕进”这样一个系统的选士制度。齐国的稷下学宫，自田齐桓公午创立以来，历经威、宣时期的鼎盛发展，直到闵王时才趋向衰落，前后历时一个半世纪。

作为天下的学术中心，四方之士云集于此，聚徒讲学，高谈阔论。在论及稷下学宫的政治功能时，白奚先生认为，其具有“培养人才，推荐官吏”的功能，一方面，它是齐国的人才培养基地，为齐国输送了大量的人才；另一方面，还有不少人才通过各种途径流向其他国家，在列国政治舞台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虽然稷下先生们并不在齐国担任具体职务，即“不治”，但其学生、门人却不受此限制，他们可经由先生们的推荐踏上仕途。如稷下先生淳于髡“一日而荐七士于宣王”，王斗也向宣王“举士五人任官”。

我们认为，稷下学宫培养出来的士人，从接受教育到踏上仕途，中间的连接环节是先生们的主观推荐，而非齐国已有的选士制度的客观选拔，对于推荐的人数、水平及相应的职官级别等，均没有正式规定。

由此可见，这种人才的输出尚未建立起教育与选拔之间的必然联系，士人的社会流动具有鲜明的非制度化色彩。第二，列国对士人在列国之间的流动基本未设律令制约。秦国在统一六国之前，已经开始有意识地规约士人的社会流动。秦国设有“游士律”，对士人的社会流动作出明文规定。

总之，“游士”包括那些往来于列国之间谋取仕进的士人，当是确凿无疑的。这一点也可以从《史记·范雎蔡泽列传》中，范雎藏匿于王稽车内入秦时，穰侯谨慎地询问王稽“谒君得无与诸侯客子俱来乎”一事看出。

“游士在，亡符，居县赀一甲；卒岁，责之”是针对来秦的外籍游士而言的，“有为故秦人出，削籍，上造以上为鬼薪，公士以下刑为城旦”是针对秦籍游士而设的。余英时、王学泰、朱绍侯等学者皆持此说。

除了秦国，其他国家在战国时期并没有出台约束士人社会流动的相关制度和律令。正因为此，战国士人在列国之间的流动才呈现出自由而散漫的状态。

四、单一性

最后，这一时期士人的流动主要指向官场。也就是说，他们的思想从一开始就与政治密不可分，只有进入列国的朝堂，他们的思想主张才能得到实践，人生价值才能得以彰显。可以说，士人诞生的时代背景从客观上决定了其流动趋向的相对单一性。

在战国时期，并不是每一位士人都能实现向上流动。在入仕大潮中，能靠自己的努力踏进仕途的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而能崭露头角者更是屈指可数。那些仕进不顺遂者，一般都会退而求其次，或闭门著述，仍然做着与治国理政相关的研究工作；或授徒讲学，进行文化的传播工作。

五、总结

士人在战国的社会流动整整持续了两个多世纪。对战国时期自身而言，士人孜孜以求，渴望向上流动。不管其先赋地位如何，都可以通过从师、游说等多种途径跃升至社会上层，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这标志着社会各阶层之间不再横亘着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战国社会俨然是一个开放的社会。

在独特的历史背景下，战国士人的社会流动呈现出鲜明的平等性、非制度性和流向的相对单一性等特征。有赖于士人在列国之间自由地流动，其施政主张才能转化为改革实践，新兴的官僚制度、各种经济制度、法律制度、军事制度也才能得以形成，奠定了后世两千多年中国政治制度的雏形。战国士人社会流动的意义不言而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