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题涉西夏文献产生的历史背景|元朝|宋夏|宋朝|明朝|西夏

中华民族历史悠久，五千年光辉灿烂的传统文化得以较好的传承和保存，主要仰赖于世代相传的典籍文献，其中，修史存史便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为重要的内容之一。中国人素有修史存史的文化传统，并且历朝历代都很好的继承和发展了这一优良传统。

时之明代，无论是官方修订，还是私家撰述，都进入了一个更加繁荣的时期，这一时期编著和流传下来的中国典籍文献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数量。

从目前所能见到的明人文集来看，明代士人似乎比以往任何时代的人都更加热衷于著书立说，他们沉迷于对个人文章、诗词以及人生履历等信息的整理保存，并以此作为自己一生的真实写照。正是在这样的社会风气之下，才使得流传至今的明代典籍文献较前朝历代而言，不仅内容更加丰富多彩，而且体裁也愈加广泛多样，与之相应的是，其所保存下来的明代社会历史信息亦可谓之包罗万象。

一方面，明代传世典籍文献汗牛充栋，可供选择和参考的资料丰富多样；另一方面，想要对如此浩繁的典籍文献进行较为全面的梳理，这对每一位研究者而言都是一个极大的考验。

明代题涉西夏文献，顾名思义，指的就是明代传世文献中涉及历史上党项人建立西夏政权兴衰历史撰述与检讨的文献。明代传世典籍著述素称宏富，题涉西夏文献亦不在少数。

纵观中国古代历史，历朝统治者都非常重视对前朝历史的编修和总结，他们在考量前代历史兴衰的同时，特别注重对历史经验与教训的总结。面对日益严峻的内忧外患形势和每况愈下的国家局势，对国家命运的思考和担忧时刻萦绕在明朝爱国士人的心头。

细心的明朝人发现，他们当世所面临的内忧外患局面与历史上宋朝君臣当年所经历的处境有着极大的相似之处，他们爬梳宋朝时期西夏史事，希望可以找到帮助明朝摆脱困境的奇策良方。为此，他们留心搜寻有关宋夏之间交往史事的文献记载，希望可以从西夏历史与宋夏和战交往的故事中得到一些启示。

于是，对宋朝时期西夏史事的解读和评述逐渐成为当时许多明人共同关注的话题，表现在文献记载中，就是明代题涉西夏文献的大量出现，而对西夏历史与宋夏和战交往故事的关注与评述在当时也成为了一种较为突出的社会现象。

所以说，明代题涉西夏文献的产生与明代社会历史发展与现实需要是相适应的，也正是因为有了这样迫切的主客观需求，明代题涉西夏文献才得以大量出现在明代士人的撰述之中。

历史上的西夏政权，指的是北宋时期党项拓跋氏建立的以党项羌为主体的少数民族封建割据政权，地处中国西北，国号“大夏”，自称“大白高国”或“白高大夏国西夏政权疆域辽阔。

因为元朝史家在编修前朝历史的时候，没有为西夏修撰一部专史，因此，后世文人学者想要了解有关西夏的历史与文化，就只能从浩如烟海的汉文文献记载中爬梳和整理出有关西夏历史的点点滴滴。

即使传统汉文典籍中所保存的西夏史料往往呈现出碎片化的特点，也无法阻挡历代学者在传统汉文典籍中筛选西夏史料的步伐，然而，就是这些零碎的、看似支离破碎的汉文西夏文献，这也是我们今天之所以要从明代汉文文献中爬梳和整理党项与西夏史料的思想前提和动力源泉。

明代题涉西夏文献产生的历史背景和社会环境

任何学术活动的产生与发展，都与当时当世之特定的历史背景和社会环境密切相关。特定的历史背景和社会环境孕育出特定的学术活动，明代题涉西夏文献的产生也不例外。

受正统史观的影响，元朝史家在撰修前朝历史的时候，并未给与辽、宋、金同时代存在达190年之久的西夏政权立专史，仅仅是参照辽、宋、金三朝旧国史中关西夏的历史片段, 摘录编成了分量不大的传记，附于三史之外国传中，分别是《宋史》中的卷485、486《夏国传》, 《金史》中的卷134《西夏传》，《辽史》中的卷115《西夏外纪》。

明代士人在搜整宋史文献的过程中不可避免接触到一些宋朝时期西夏史事的历史文献,对于同处宋朝时代的这个由党项拓跋氏建立的西夏政权，又该如何看待呢？事实上，明人对于西夏历史的态度确实不尽相同。

与此同时，在西夏故地范围内的一些地方史志文献中也出现了大量对宋朝时期西夏历史文献的记载和论述，足见，在当时的明朝社会中，有不少地方文人开始从地方视野出发，关注并尝试编修西夏历史。

以明代宁夏地方士人为代表，他们“考经史，参旧志”, 试图重新审视那段神秘而又特殊的历史时期，编修一部西夏专史，弥补元朝史家不修西夏史的遗憾，弥补元修三史所附西夏历史史事不成体系的遗憾。

明朝中后期所面临的内忧外患局面与宋朝时期曾经历过的境况极为相似，这一点在明朝西北边患问题上表现的尤为明显。

日益严峻的边患形势极大地刺激了明代士人的情绪，他们谈史论兵，借古鉴今，期以借助对宋夏和战交往故事的追溯和论述来表彰民族意识、鼓舞爱国热情，进而在汲取历史经验与教训的过程中找到有效处置边疆防御问题的措施。

明代中叶，特别是宣德以降，蒙古诸部相继入据河套，明朝河套边防形势陡然加剧。伴随着蒙古诸部长期驻牧河套，蒙古人对河套周边地区的袭扰活动也愈演愈烈。面对这样的历史现实，明廷君臣殚精虑，却长期未能提出一个较为合适的解除套寇扰边的方案，长此以往，套寇侵扰演变成了边疆巨患。

总而言之，明代士人在边疆防御的实践过程中，一方面眼见北疆防线长期吃紧，另一方面却始终拿不出合理的化解边防危机的有效方案。面对如此窘迫的客观现实要求，他们不得不求助于历史经验，求助于古人智慧，这成为酿就明代题涉西夏文献产生和兴盛的思想潜在因素与客观现实需求。

中国古代史学传统中有着悠久的求真精神和经世致用的务实意识，这些也是明代士人整理和编写题涉西夏文献的一个内在动因。

明代士人在元朝史家修撰三史的基础上，改编或者重修宋朝历史的时候，不仅注重考辨史料的真实，做到去伪存真，査漏补缺；而且在论述往事成败的同时，也阐明兴衰得失之理。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在探宄宋朝人事兴衰的过程中，给予了宋朝时期曾经与宋朝相持几近二百年之久的西夏政权很多关照（当然，这仅仅是指相较元朝史家而言）。

尤其是明代士人常常以宋朝时期西夏史事作为处置北疆防务的参照、殷鉴对象，所以，在明朝史家的著述中，从来就不缺乏题涉西夏历史与宋夏旧事的文献。

在明朝人看来，他们所面临的内忧外患局势与历史上宋朝曾有过的境况有着相当程度的相似之处，正是有鉴于此，他们才不辞辛劳，爬梳历史，整理文献，评述宋夏和战交往之故事，其终极目的就是希望通过对西夏历史的爬梳，看看到底是什么的原因竟然让一个由“蛮夷”之族建立的一隅政权能够立国近两个世纪，明王朝从中是否有经验教训可资借鉴。

所以说，明朝史家关注、评述西夏史，经世致用的目的是显而易见的，这也是有明一代西夏专史依然难产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