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12月，以反映狱中斗争为主要内容的长篇小说《红岩》出版，随即引起轰动，入列百部爱国主义教科书，同时被译成多国文字发行。

《红岩》以1949年全国胜利在即，重庆处于黎明前的白色恐怖为背景，讲述了中国共产党人与国民党特务之间展开的殊死较量。

就题材选择以及传递的价值观而言，《红岩》是中国当代文学作品中一部优秀的革命英雄传奇。它以深刻的思想价值与强烈的艺术魅力，极大地震撼与净化着广大读者的心灵，成为影响一代代人的英雄主义赞歌。

自由，生命，人生至高至珍。亲情，爱情，人性本能向往的平凡幸福。《红岩》英烈们毅然舍弃这份幸福，只为让更多人拥有这份幸福。

在随时可能失去自由与生命的严酷环境中，中国共产党人义无反顾选择了信仰。竹签扎进指甲，钉板嵌进皮肉……酷刑总有暂停之时，黑暗的牢狱生活更考验意志——不能与战友们并肩冲锋战斗，不能亲自看见解放大军胜利，也不知自己是否还能等到自由那一天……然而为了人民解放、民族利益，他们坚强地面对一切，微笑着舍弃了一切。

重庆“11·27”大屠杀的亲历者、见证者罗广斌、杨益言以热血与热泪创作了《红岩》。

1948年，罗广斌、杨益言先后被囚于“中美合作所”集中营，与小说中诸多英雄原型共同经历了残酷复杂的斗争生活与生死考验。1949年11月27日，几百名被关押的革命志士遇难，他俩是为数不多越狱成功的幸存者。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为将这段悲壮历史告诉后代，罗广斌、杨益言二人写下回忆录《在烈火中永生》，接着在此基础上进行提炼和艺术概括，历时十年终写成《红岩》。

杰出的文学作品不仅能反映时代之伟大，体现意识形态之先进，也体现着形象塑造的典型性与艺术魅力的永恒性。

《红岩》中许多人物皆有原型，比如江姐的原型江竹筠，成岗的原型陈然，有的人物来自两个、三个或更多原型的糅合。作品采用虚实结合的艺术手法，依托完美的故事构架，以独具匠心的情节设置、场景烘托、细节渲染，栩栩如生地塑造了一系列不同职业、经历、性格，但都具有坚定信仰的优秀共产党人群像。

《红岩》摈弃了标签化、脸谱化、平面化表现手法，注重挖掘和揭示人物精神世界，通过富有表现力的细节，传神地刻画人物内心世界。如江姐亲睹丈夫头颅被悬于城墙上，这对于她无异于晴天霹雳。“她的脚步不断踏进泥泞，一路上激起的水花、泥浆，溅满了鞋袜，她却一点也不知道。”此时无声胜有声，她的巨恸与悲愤，以及踏着丈夫足迹前进的决心一览无余。

被捕后的江姐，她十指被钉入竹签，又被半拖着架回监舍。“她的脸，毫无血色，白得像一张纸。她微微侧过头，用暗淡的、但是不可直视的目光，望了一下搀扶着她的特务……她猛然用两臂甩开了特务，傲然地抬起头，迈动倔强的双腿，歪歪倒倒向女牢走去。”

江姐就义前，素爱整洁的她问难友：“我头上还有乱发吗？”换上蓝色旗袍、红色绒线衣，难友含泪递上换洗衣裳，她微笑：“我不需要了。”

许云峰临刑前，面对特务头子“许先生到了末日，又是何心情”的挑衅，他报以冷笑：“也许你可以逃跑，可是你们无法逃脱历史的惩罚……你此刻的心情，又是如何呢？”

刘思扬抛弃优裕生活选择了革命道路，其二哥买通关节欲保他出狱。在看清特务欲以他为饵诱捕同志的企图后，他大声道：“我不稀罕这种自由，马上送我回去！”

尤其扣人心弦的有老党员华子良和九岁的小萝卜头。华子良奉已牺牲的上级之命佯装成被“吓疯的人”而潜伏下来，从此长年不说一句话，不与任何人交往，承受着别人的鄙弃。直到大屠杀前夕危急时刻，他才表明真实身份，为革命作出了巨大贡献。

小小年纪便随父母坐牢八年的小萝卜头，在走廊上捉住一只长着翠绿翅膀的小虫。他小心地放了它，羡慕地望着它振翅飞远。“它坐飞机回去了！解放了，我们也坐飞机回去！”无辜的孩子，终究未能逃过魔掌。

就连反面人物，作品也极力按照生活的本来面目，着重从矛盾冲突、人物关系中去解剖其灵魂。叛徒甫志高被捕前好大喜功，被捕后贪生变节；“把杀人当成终生职业”的特务头子徐鹏飞的狂妄、残暴、狡诈以及濒临灭亡前的绝望和空虚等等，都活灵活现、入木三分。

一直以来，《红岩》以气势磅礴、悲壮感人的巨大教育作用和强烈的艺术魅力，成为我国当代文学史上当之无愧的传世杰作，先后被改编成电影、歌剧、舞台剧、连环画等多种艺术形式，一直为广大群众景仰、歌颂与铭记。

一个有希望的民族不能没有英雄，一个有前途的国家不能没有先锋。在大力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弘扬爱国主义精神的今天，《红岩》无疑是一部极好的教科书，对民众精神图谱和日益多元的文化艺术观起着不容忽视的引领作用。

回顾历史、重温经典，初心如磐、信仰永存。《红岩》英雄人物群像永远屹立于巍巍歌乐山下，红岩精神永远屹立于天地之间，成为激励中华民族砥砺前行的强大精神力量。

（原载《贵州民族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