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碳14测年部门在《考古》2000年第8期发布了第26期的碳十四测年数据报告。其中有关武汉盘龙城城址的测年数据有两个。其中一个数据经树轮校正后的年代为公元前1870~1620年，中位数为公元前1745年；另一个数据为公元前1690~1500年，中位数为公元前1617年。根据社科院考古所测年专家2007年发布在《考古》的二里头的测年数据（见《新砦—二里头—二里冈文化考古年代序列的建立与完善》）可以推知，盘龙城的兴建年代大约在二里头文化的二、三期之间。

盘龙城考古遗址公园

2001年，《盘龙城》考古报告由文物出版社出版。该报告称，武汉盘龙城遗址共分七期，其中谈到盘龙城城址兴建的年代，报告编写者认为，盘龙城城址测年数据中年代更晚的那一个数据更为正确，并把年代定在公元前1390年，提出盘龙城兴建于二里冈上层一期偏晚，即郑州商城晚段。返回去看《考古》的测年发布报告我们就可以发现，《盘龙城》报告采用的数据是年代偏晚的一个，但这个数据却未经树轮校正。

图源：《考古》2000年第8期

2013年，郭静云教授的《夏商周：从神话到史实》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书中对《盘龙城》的这一做法进行了质疑，并指出盘龙城一、二期的年代要早于二里头遗址。同时，郭静云教授指出：“这种以黄河为文明发祥地的概念，对长江文明的断代问题早已造成很多矛盾。”2014年，刘森淼在《武汉文博》发表评论文章，也认为《盘龙城》报告“并不客观”，存在主观认为中原地区影响江汉地区的偏见。

二里头遗址

2016年，中山大学郭立新教授和郭静云教授联名在《南方文物》发表文章，指出“由于不重视碳十四测年，而倾向于相信具有一定主观性的考古类型学，易使考古年代学不够精确，歧见甚多，这种局面已经严重影响到上古历史与考古学研究，并引发一些学术混乱。”文章批评了种种对测年数据不严肃对待的现象。比如，一些重要遗址的碳十四数据标本的代表性严重不足而偏向通过主观类型比较进行断代；已有测年数据标本的考古背景信息披露不充分甚至不披露，混用经过校正和未经校正以及使用不同校正方法的数据、或采用不同半衰期表达的数据等等。

图源：《南方文物》2016年第4期

笔者此前曾发布一篇讨论三星堆测年数据的问题（《二里头早于三星堆？研究不能双标，请正视三星堆遗址测年数据》）。看过这篇文章的朋友可以发现，三星堆和盘龙城遭遇到的情况非常类似，即三星堆的测年数据并未被某些学者严肃对待。

在这篇文章中笔者提到，三星堆考古部门的相关研究人员根据测年数据把三星堆遗址第一期的年代下限定在公元前2000年，这本身已经比较保守的做法。但即使如此，一些学者在对三星堆进行分期研究时，在明知三星堆测年数据与其根据类型学断代分期存在矛盾的情况下，仍提出把三星堆文化的开始年代定在二里头文化晚期。此外，不家一名知名考古学家更是在直接回避三星堆测年数据的情况下，以默认二里头影响三星堆为前提对三星堆文化进行分期断代（可参考笔者于今年5月1日发布于网易号的文章），这和《盘龙城》报告直接采用未经树轮校正的年代数据来定盘龙城兴建年代以符合其预设何其相似！

三星堆文化

有的学者认为，“中原中心论”在我国学界已经成为过去。但是，从盘龙城、三星堆考古研究上出现的这些情况看，我们不得不问，“中原中心论”真的不存在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