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一枪不放丢东北”是彻头彻尾的谎言|东北军|关东军|日寇|马占山

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

文 | 东北青年

距离发生在1931年9月18日沈阳的那个夜晚，已经整整过去了90年。

每年的9月18日9时18分，从沈大到哈长，每座东北城市的上空依然会响起凄厉的防空警报，提醒我们勿忘国耻，提醒我们奋进自强、继往开来，珍视来之不易的和平。

（九一八历史博物馆，位于沈阳市大东区望花南街46号，柳条湖立交桥西北）

那一夜，日本关东军对沈阳东北军驻地北大营发动了突袭，守军仓促应战。

由于蒋介石、张学良的不抵抗命令，加之大量东北军主力在“九一八”前入关配合蒋介石调停“中原大战”，造成驻扎在东北的作战部队实力大打折扣。

面对武装到牙齿的关东军，东北军主力被迫退入关内，以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逼蒋抗日作为转折点，最终星散四方，踏上了一条回不到家乡的不归路。

但令人遗憾的是，时至今日，仍然有很多舆论坚持认为，是张学良、东北军甚至东北人消极抗日，“一枪不放”将东北大好河山拱手相让日寇。

近年来，随着东北在简中互联网上遭受污名化的加剧，一时间“一枪不放丢东北论”在坊间甚嚣尘上，甚至一些官媒亲自下场，撰写诸如《九一八事变，东北军为什么不开枪？》的稿件，营造“不放枪”丢东北的舆论。在管虎的电影《八佰》里，还出现了类似“几十万东北军让两万多日本人一夜之间吓出关”这样荒诞的台词。

这种舆论甚至影响到了生活在当代的东北人，类似“东北人一枪不放丢东北”、“东百太君”的称谓，早已不是什么新鲜用语了。

（微博网友关于东北的典型言论之一，可怕的是该博主还是一位人民教师，真不敢想他教育下的孩子对东北会有怎样的认知）

“一枪不放丢东北？”事实真的如此吗？

很显然，“一枪不放论”是个很容易就能够轻易戳破的谎言。

一、九一八那天夜晚，东北发生了什么

前文已述，由于东北军主力进入关内调停“中原大战”，沈阳的守备已很空虚，当时驻扎沈阳的东北军为王以哲的第7旅，下辖步兵第619团、620团、621团及旅部直属骑兵队、汽车队、通讯连、迫击炮连、机关枪连以及战车队、辎重队和军官教育班等，参谋长为赵镇藩，第619团、620团和621团团长分别为张士贤、王铁汉和何立中。

根据《九一八研究》第15辑王铁军文章记载，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当夜，驻守北大营的步兵独立第7旅兵力中，因第620团第1营被事先派驻到皇姑屯火车站附近，负责皇姑屯火车站附近的防卫，不在北大营内驻守。此外，该旅第621团三个直属连在此前被派驻到东大营，九一八事变当夜也不在北大营内驻防。

当晚第7旅的团以上军官仅参谋长赵镇藩在北大营，在遭遇进攻后，虽然接到了不抵抗的命令，但东北军仍然迅速自发进行了抵抗。第620团团长王铁汉在日军发起进攻后，从家中赶到北大营，组织官兵战斗。

（王铁汉，辽宁沈阳人，抗日战争胜利后，率部在浙江省杭、嘉、湖地区接受日军投降，内战后前往台湾。）

根据王铁汉回忆录《不抵抗的抵抗》记载：“19日1时40分，此刻，恰逢东北边防司令长官公署军事厅长荣臻电话，询问情况，并严令不准抵抗。我答称‘敌人侵吾国土，攻吾兵营，斯可忍，则国格、人格全无法维持。而且现在官兵愤慨，都愿与北大营共存亡。敌人正在炮击本团营房，本团官兵势不能持枪待毙’”“敌人步兵400多人，已向本团第二营开始攻击，我即下令还击，毙伤敌人40余名”。

又据日本《靖国神社忠魂史》记载，日军铁道守备队第2大队进入北大营练兵场中央道路附近，遭到兵力不明的敌人射击，稍时，击退敌人之攻击。午前二时半抵达敌步兵第620团第1营之西南角。另一中队在向军官教育班攻击前进中，因遭敌之轻重机枪扫射，该中队逐次还击并攻击前进。其后，（该中队）又突遭敌军自左侧的攻击，日军铁道守备队第2大队第3中队在攻击北大营东侧营房时，亦遭到敌第620团之3营在东北角的突然射击，与敌交战中，又遭到右侧及后翼兵力不明之敌军的猛烈攻击”。

即便已被传达了不准抵抗的命令，一些官兵依旧拿起武器与日军战斗。但因第619团、第621团的营房与军火库较远，没有足够的武器与日军战斗。王铁汉到达北大营后，日军已经攻入，遂组织各部官兵撤退，因第620团的营房挨着军火库，所以他们的抵抗较为激烈。他以自己的第620团为殿后，掩护旅部及另外两个团撤退。

（燃烧中的北大营）

在东北军奋勇抵抗的同时，辽宁省警务处长、中共党员黄显声组织沈阳城内的警察部队在公安总局与东关公安分局附近与日军作战，警察只装备轻武器，步枪都很少，难以抵挡日军攻势。

（黄显声，辽宁岫岩人，后被蒋介石下令逮捕，囚禁重庆渣滓洞，在狱中做过小萝卜头的老师）

19日白天，记者孙华三在南市场附近发现一名警察的尸体，根据周围居民描述，这名警察名叫高曙光，是沈阳公安局商埠一分局南市场分所警士，牺牲于东北大剧院门前。孙华三为牺牲的高曙光拍照后标注“忠勇警士高曙光，服务于沈阳商埠一分局南市场分所。九月十八日夜十一时闻耗前往附近之东北大剧院门前窥探敌情，适遇倭寇侵入遂饮弹死，惨极”。

可见，九一八当晚东北军不仅没有一枪不放，反而组织起了相当激烈的抵抗。但这些抵抗并不足以阻拦用大炮做掩护的日本关东军占领沈阳。关东军对沈阳的进攻早已策划多时，组织周密。而北大营的东北军缺少领导，仓促应战，赵镇藩不敢擅自组织全体官兵反击。王铁汉也只能尽量保全部队，撤出北大营。

（沈阳街头警卫的日军）

与此同时，在长春则发生了一场更加不为人知的惨烈激战。如果说日军进攻沈阳北大营还编了个破坏铁路的借口，那么攻打长春则是赤裸裸的不宣而战。

九一八事变爆发当夜，驻防在长春附近的日本关东军第2师团第3旅团长长谷部照俉在通过“满铁”长春站获悉日军在沈阳北大营的相关战斗通报后，立即按照事先拟定好的作战部署，命令所辖日军紧急出动，一部分兵南下支援沈阳，一部分兵分别攻击宽城子和南岭东北军驻地。

其间，第3旅团长长谷部照俉接到日军第2师团长集中兵力攻击长春东北军驻地命令后，于19日凌晨3时左右下令步兵第4联队联队长大岛陆太郎，出动辖下的第1大队和第2大队的一个中队北上围攻宽城子驻地的中国守军。日军兵分两路，一路在准备支援沈阳日军行动中止后转而偷袭宽城子兵营，另一路出发进攻南岭兵营。

宽城子兵营是一座俄式建筑群，被日军称为“要塞式的营垒”。此时的驻军虽然只有一个营，但战斗力不弱。营长傅冠军系东北讲武堂第一期学员，与张学良同期，军事素养较好，面对日益狂妄的日军，积极地进行防御准备，但是日军9月19日凌晨的突然袭击还是令他措手不及，在战斗一开始即被日军火力击中，伤重牺牲。

（宽城子兵营旧照）

日军趁天色未亮，对营区哨兵进行偷袭。随后，被号声和枪声惊醒的中国士兵立即进行抵抗。“极力的火力网”让日军“一时陷于苦战”。在战斗最激烈的主营房外，守军暗设的火力点让日军伤亡不断。日军在久攻不下的情况下，调来大口径平射炮增援，同时胁迫亲日的中方人员劝降守军，结果招来宽城子守军更密集的射击。中国军队仅一个营的守军面对重火力装备的日本关东军主力，顽强抵抗近7个小时后终于不支，兵营陷落。

（日军绘制的进攻宽城子兵营阵亡图）

进攻南岭兵营的日军也在天色掩护下，偷袭得手，独立炮兵团列于炮场的12门大炮首先被敌捣毁。随后，日军遭到坚决反击，狡猾的日军暂时撤出了战斗，等待援兵。从公主岭赶来的援军一到，日军就开始进攻实力更强的中国步兵团。

面对骄横的敌人，长春驻军尽管也接到了不抵抗的命令，但还是凭满腔爱国热情与日军进行了顽强的搏斗，使日军损兵折将。日军不断发出“长春附近我军处于苦境”的电报。日军的旅团长也不得不亲自上阵督战。南岭守军历经9个半小时的英勇抵抗，在杀伤敌军后也付出了重大牺牲，不得不退出战斗。

（日军绘制的进攻南岭兵营阵亡图）

日方的资料中一直把在长春遇到的抵抗称为“满洲事变之第一战”。长春保卫战发生的第二天（9月20日），日本媒体以《出乎意料之多的伤亡》为题，报道了日军在长春的伤亡数字。据日方资料记载，宽城子战事，日军伤亡57人，其中被击毙24人。南岭战事，日军伤亡98人，其中被击毙44人（包括中队长仓本茂，步炮队长市岗孝治等3名军官），大队长小河原浦治重伤。据日方史料记载，这是九一八事变中数次大规模战事里，中国军队击毙日军最多的一次战斗。

“长春保卫战”是中国军队在长达14年的抗日战争中第一次与日军正面交锋并且重创敌军。中国守军的浴血拼杀，使日军在侵华一开始就付出惨重代价。但由于当时的国民党反动派对日寇一再姑息养奸，保家卫国的官兵非但没有得到褒奖，部队反而被取消了番号，他们英勇杀敌的事迹也长期湮没在了“不抵抗”的灰色舆论中。

二、东北军真的是节节败退，迅速逃窜吗

当然不是！

在九一八事变当晚，东北军和沈阳警察就组织起了英勇反抗，而东北军在缺少主力作战部队，关内军阀阎锡山等人不派一兵一卒支援，且围观看戏的不利条件下，仍然做出了一系列有效反抗，对比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城市沦陷速度和七七事变后中原城市的沦陷速度，如果比烂的话，你会发现其实东北的抵抗还算激烈的，知乎网友@理水特别整理了两次事变后城市沦陷的速度

龙江（齐齐哈尔）1931.11.19 （九一八后两个月）

锦州 1932.1.3 （九一八后三个半月）

哈尔滨 1932.2.5（九一八后四个半月）

海拉尔 1932.12.5（九一八后一年两个半月，东北最后沦陷的主要城市）

天津 1937.7.29（七七后22天）

北平 1937.7.30 （七七后23天）

张家口 1937.8.27（七七后一个半月）

大同 1937.9.13（七七后两个月）

保定 1937.9.24（七七后两个半月）

石家庄 1937.10.10（七七后三个月）

归绥（呼和浩特） 1937.10.12（七七后三个月）

包头 1937.10.17（七七后三个半月）

太原 1937.11.8（七七后四个月）

上海 1937.11.12（七七后四个月）

无锡 1937.11.25（七七后四个半月）

南京 1937.12.14（七七后五个月）

济南 1937.12.26（七七后五个半月）

青岛 1938.1.10（七七后六个月）

这当然也有七七事变之后，日军在华北、华东部署了更多军力的背景因素在，但单方面指责东北不抵抗，指责东北迅速沦陷，属实有“装外宾”之嫌。

七七事变后，被调入关内的东北军迅速开往抗日战场，在淞沪战役和南京保卫战，东北军都投入了大量的兵力，做出了巨大牺牲。其中以东北军重新整编的第49军、57军、和67军在这两场战役中浴血奋战，先后有五名将军战死前线，损失惨重。

淞沪会战刚开始时，中国空军和日本空军展开了硬碰硬的正面交战，中国空军在东北军将领高志航的带领下打出了气势，甚至交战当天的8月14日，被蒋介石定为了“中国空军日”。有着“东北飞鹰”美誉的高志航，被称为中国空军四大金刚之首。淞沪会战涌现了中国空军的四大金刚，包括高志航在内，有三位都是东北人。

（这三位东北人是高志航、刘粹刚、李桂丹，图为高志航，事变爆发前是东北航空教育班少校教官）

而历史教科书中著名的徐州会战、血战台儿庄，东北军第51军同样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全军将士在大战中奋勇杀敌，大部分壮烈牺牲，余部又挺进鲁南继续抗日。由万福麟率领的东北军第53军相继转战冀、豫、鄂、湘，转战南北，后期更是深入缅甸、越南对日作战。在无数次浴血奋战中，东北军不畏牺牲，将领吴克仁、朱鸿勋、吴桐岗、刘桂五、方叔洪、黄德兴、刘启文、扈先梅等将领和官兵们不幸阵亡，为抗战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入关东北军结局）

第49军

1937年参加了淞沪战役，正面阻击进犯日军，损失惨重，蒋趁补充人员的机会将东北籍的军官撤换成嫡系心腹，这只东北军逐渐被蒋军消化吸收。

第51军

先后参加了徐州保卫战、台儿庄保卫战、武汉会战，后开赴鲁苏地区打游击，伤亡惨重。解放战争时期，第51军被改为整编第51师，驻守枣庄，1947年1月战场投诚。

第53军

“七七”事变后，驻防平津地区，在日军的攻击下，损失惨重，退出战场，孤军游击于太行山区。重整后参加了豫北、豫东和武汉会战，后被编入远征军第20集团军参加打通滇缅公路的作战，1948年11月在辽沈战役中投诚。其中的16师346旅691团抗战中与大部队失联，在团长吕正操的带领下进行游击作战，开创了抗战根据地，吕成为为数不多的东北籍开国将军。

第57军

1937年驻防江苏，参加南京保卫战，伤亡惨重。后参加台儿庄战役，血战日军精锐坂垣师团，得到会战总指挥部的通电嘉奖。后进入鲁苏战区，开展敌后游击战。后111师和333旅宣布起义改编为滨海支队，在解放战争中三下江南，四保临江，血战四平，参加了辽沈战役、平津战役，一直打到海南岛。抗美援朝时在松骨峰战役中痛歼美军，打出了万岁军的美名。

第67军

1937年8月下旬，参加华北战役，阻扼日军南犯，受到南京通电嘉奖。10月底，奔赴淞沪战场，伤亡惨重，吴克仁军长阵亡。但战后蒋介石污蔑吴军长叛国投敌，趁机取消了67军番号，缩编为108师，拨归蒋军统辖。

骑兵第2军

七七事变后，一直在华北平原一带阻击日军，损失很大，被换防到豫皖边的沈邱、项城一带，后被改编，被蒋军消化吸收。

三、写进历史教科书的“江桥抗战”，更不容遗忘

辽吉沦陷，黑龙江岂能独善其身。

张学良早在完成东北易帜之后，就急于向蒋介石“纳投名状”，不惜暴露东北军实力，与实力远强于奉系的苏联断交，甚至发动“中东路事件”（)，与苏联发生严重的军事冲突，造成东北军败北，实力完全暴露在一旁暗中观察的日本关东军面前，还被迫割让了东极黑瞎子岛。

（被苏军缴获的东北军督战队旗）

张学良的一系列骚操作，导致在日本关东军发动大举进攻时自绝苏援（不过根据《抗战时期苏联援华史论》综合俄日双方资料显示，此时苏联不计前嫌，通过边境口岸向马占山东北军提供了不少武器弹药）。

在辽吉相继沦陷后，黑龙江的东北军北满部队同辽吉的联系几乎被彻底切断，嫩江平原成为孤岛；加之黑龙江省主席万福麟因讨伐日本傀儡石友三率部队入关，不在省城，一时江省群龙无首，颇为混乱。

在这紧要关头，张学良于1931年10月11日任命他一手提拔的干将、黑河警备司令马占山代理黑龙江省主席，主持江省防务。马占山随即从黑河启程，经哈尔滨转道于19日抵达龙江（齐齐哈尔）就任。

（马占山，吉林公主岭人，1938年到访延安，毛主席致辞：八年之前红军已与马将军成为抗日同志，马将军年逾半百，仍在抗战前线与敌周旋，这种精神值得全国钦佩）

而在之前，参谋长谢珂已经带领省府部队击败敌军的第一次进犯。10月22日，马占山就任后发表宣言：“与此国家多难之秋，三省已亡其二，稍有人心者，莫不卧薪尝胆，誓求危亡，虽我黑龙江一隅，尚称一片干净土……尔后凡侵入我省者，誓必死一战”。随后亲赴前线激励抗日将士，并宣布成立黑龙江军临时总指挥部，以便统一指挥。

马占山任总指挥，以副司令公署参谋长谢珂任副指挥，调兵遣将，积极备战，委朴炳珊为省城警备司令，以加强省城防卫；任王南屏为黑河警备司令，接替马占山的遗缺；将东北屯垦军3个步兵团、1个骑兵团、1个炮兵营编为步兵第1旅，开驻布防。

至1931年10月29日，基本完成了从江桥到榆树屯和昂昂溪的以铁路为轴线，纵深约40公里、宽约10公里的三道防御阻击阵地布置。以约3个旅的兵力布防于嫩江北岸，扼守嫩江大桥，时刻准备迎击敌人。

11月4日，日军嫩江支队大举进犯，马占山迅速组织部队，由此展开了一场轰轰烈烈，还被写入了历史教科书的“江桥抗战”。

11月4日上午，日军在飞机的掩护下从江桥车站北进，通过嫩江桥后向大兴车站以南的中国军队阵地进攻。马占山部奋起迎击，将敌击退。是日夜，日军连续炮击后，乘船百只偷袭，待船近北岸时，潜伏在芦苇内的中国军队突然开火，日军死伤落水者众，余皆退回。日军集中兵力，在飞机和炮兵的支援下连续进攻，均被守军击退。日军低飞投弹的飞行员大针新一郎中尉亦被击伤。此日中国军队伤亡300余人，日伪军伤亡1000余人。

5日上午，战斗极为激烈。日伪军8000余人在大炮和飞机掩护下，从左右两路渡江。当船到江心时，中国军队猛烈还击。中午，马占山赶到前线指挥，从15时血战到日暮，日军被迫向后撤退，由进攻转为就地防御，其后方勤务分队大部被我迂回的骑兵所歼灭。

6日，关东军以主力第2师团投入作战。马占山亲赴前线指挥，日军以优势炮火和飞机、坦克掩护，形成拉锯。尤其值得称道的是，当敌机连续俯冲扫射、狂轰滥炸而我方完全没有高射炮火拦击的被动局面下，智勇双全的将士们竟表现出了惊人的聪明才智，“以20人为一组，仰卧地上，用步枪向上射击”，创造性地击落了敌机一架。事后检查其残骸“两翼有26个子弹洞”，是为中国对日作战史上击落的第一架敌机。

（近景为抵抗日军进犯，被中国守军炸毁的江桥桥墩遗址，远景是建国后修建的嫩江铁路大桥）

12日，日军甚至从朝鲜调来了援兵，加强进攻。马占山孤军奋战，后援无继。尽管将士仇敌忾，奋勇异常，但连续鏖战，很多士兵几日未睡，粮食断绝，得不到任何增援。而日军源源不断地得到大量补充和增援，敌强我弱的局面日趋严重。

18日下午，马占山将军不得不痛苦地下令撤出战斗。19日，日军5000余人侵占齐齐哈尔，江桥之战结束。江桥抗战历时半个月，是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军队对日军的第一次有力抵抗。因此，日军占领东北全境之前，东北军非但没有束手就擒，反而直接发出了“抵抗”的最强音。

四、国歌的诞生：义勇军的苦斗

最早可考的抗日民间武装力量源自组建于辽西锦州黑山地区的“东北国民救国军”，由绿林首领，绰号“老梯子”的高鹏振于1931年9月19日在黑山组成，开始为200余人，到10月10日队伍发展到2000余人，活动在新民、黑山、彰武、法库等地。

（日本报纸报道东北军民反抗新闻）

1932年1月，救国军取得五台子大捷，《新中华》杂志在当月发表《血战归来》一文进行报道，激起了全国民众的抗日热情。其后数年，高鹏振率领的辽西骑兵支队，被誉为“义勇铁骑”，与日伪军进行大型战斗100多次，报刊上连续刊载辽西义勇军围攻北镇县城、歼灭日军古贺联队、参加锦州保卫战、热河保卫战以及长城抗战的战绩。

（高鹏振，辽宁黑山县人）

1931年9月27日，流亡北平的东北爱国人士在北平西单牌楼旧刑部大街12号的奉天会馆东院——哈尔飞大戏院正式召开成立“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张学良资助30万元。大会上推举27人为“救国会”委员，分别为阎宝航、高崇民、卢广绩、杜重远、王化一、王卓然、黄显声、车向忱、金恩祺、梅佛光（梅公任）、钱公莱、张希尧、郑奠邦、杨大光、孙一民（孙恩元）、韦梦令、韩立如、谷秀岩、霍维周、熊飞、顾翌常等。救国会宗旨：组成抗日武装力量（东北抗日义勇军），抵抗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捍卫国家领土完整。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于10月先后派耿继周、王炤泮、郑桂林等分赴辽西各地，组建了第4、13、48路义勇军。

被战斗冲散的一部分东北军也迅速集结，组建了抗日义勇军。1931年9月末，由东北军少校队副张海涛组建的东北抗日义勇军第3纵队，从几十人很快发展到几千人，编为3个直属队和5个支队。

1931年11月，由已退伍的下级军官王显廷为首，在锦州黑山县组成了辽西抗日救国义勇军，各地群众、民团、地主武装和绿林好汉自动携带武器来参加，队伍很快发展到2000余人。后由东北民众救国会委为东北民众自卫军第1路，王显廷任司令。

与此同时，义县的马子丹等在刘台组织了义勇军，赵大中、芦士杰在北镇北部山区成立了蒙边威镇第一义军，潘贯儒、苏振声在大虎山一带成立了义勇军，闾山老爷岭的道士王子仁、田心斋也组织了“穷党”武装，到1931年底，在辽西一带已有义勇军10几支。

（作战中的东北抗日义勇军）

在铁岭、法库和康平一带的辽北地区，当地东北军还组建了骑兵义勇军。1931年10月初，由原东北军军官高文斌发动和组织起的骑兵义勇军，分为辽北骑兵第1路义勇军、骑兵第2路义勇军，编为9个支队，转战在通辽、郑家屯、康平、法库一带。高潮时曾发展到数万之众，后来东北民众救国会把高文斌部改编为第5军团；

1931年11月底，辽宁公安骑兵总队在盘山镇压了汉奸凌印青之后，打响沈阳警察抗战第一枪的黄显声，将这次杀敌有功的首领项青山、张海天、盖中华分别委任为东北抗日义勇军第1、2、3路司令，分驻盘山、辽中、台安。不久，原东北军军官李纯华从海城来到营口，与3位司令联系并宣传联合抗日的道理，大家一致赞成组成辽南救国军，公推李纯华为司令，下辖9路、3个支队，最盛时达20000余人，转战在辽阳、盖平（今盖县）、海城、复县、营口、台安、辽中、凤城、岫岩等地。后来东北民众救国会将这部分义勇军编为第2军团；

而位于辽东山区凤城、岫岩、安东（今丹东）的三角地带，出现了一支以农民为基础的抗日武装——东北农民自卫军，由邓铁梅任司令，1931年10月初成立，到12月时这支队伍已发展到1500余人。

（邓铁梅，辽宁本溪人）

1932年4月，在东边道（今丹东、岫岩一带），以东北军抗日爱国名将唐聚五、郭景珊为首的辽宁民众自卫军成立，自卫军的十万健儿在辽东广阔战场上，英勇地抗击了日军的入侵，有力地打击了日伪的统治。

（唐聚五，黑龙江哈尔滨人）

这些义勇军相当大的比重来自东北军将领，在蒋介石、张学良一再的退让下，东北军主力虽然多数撤入关内，但一部分留下来的爱国将领则以民间武装的形式继续抗击日本侵略；

江桥抗战后，马占山被迫投降，但随后不久，马占山便再次举起抗日大旗，建立马占山部义勇军。这支队伍迅速壮大，但始终因孤立无援，最后在罗圈甸被日军包围，但马占山部义勇军仍然奋勇冲出了包围圈，队伍开始分散：马占山率领一部分队员转退苏联，一部分队员撤入关内继续抗日。马占山部义勇军是众多东北义勇军中的一支，他们的抗日活动在东北地区甚至在整个中国的抗日战争中都占据了重要历史地位。

（蹭流量鼻祖——抗战期间的马占山香烟）

另一位东北军抗日爱国将领李杜，为保家卫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却不为人知。

李杜早年毕业于东北讲武堂，在九一八事变爆发时，任吉林依兰镇守使兼东北军二十四旅旅长，1932年1月，日寇指使熙洽派吉林省伪“剿匪军部司令”于琛澄率军进逼哈尔滨，哈尔滨一时风雨飘摇，岌岌可危，李杜毅然率领主力西进，于1月16日抵达哈尔滨，联络部分爱国将领组织吉林自卫军，任总司令，发表抗日讨逆通电和告民众书，表示“在此形势严重之日，正我军人效命疆场之时，望我父老子弟，念国土之垂危，痛沦胥之将及，一致团结，共赴国难，敌忾同仇，义无反顾……”随后，李杜率部在哈尔滨、方正、依兰和密山等地抗击日本侵略者。

2月3日，日军重兵逼近哈尔滨，为保卫哈尔滨，李杜亲临前线指挥，战斗持续到2月5日凌晨，在日寇不断强攻下，自卫军损失严重，防地相继失守，李杜痛心疾首，已无力挽救残局，于2月5日撤离哈尔滨，率军退守依兰。

1933年1月，自卫军失败后，李杜率部退入苏联，同年5月假道欧洲回国，参加由宋庆龄组织的抗日救亡运动。抗日战争胜利后，李杜投身民主运动。新中国成立后，被推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四川省政协委员、重庆市政协委员。

（李杜，辽宁义县人，曾受委托，将毛岸英、毛岸青兄弟带到了巴黎，再送到苏联）

根据日本当时的报纸报道，直到1932年，义勇军仍然活跃在辽沈大地上，日军到九一八事变的第二年，1932年都没有完全占领沈阳全境，沈阳西部的新民、辽中和临近的盘山一直都有来自义勇军殊死抵抗；而有资料可查在沈阳及周边地区义勇军攻打沈阳城的战斗，有十几次之多。

（日本报纸提到了日军与义勇军在沈阳新民屯的作战，还提到了义勇军在盘山一带活动。报纸刊载时间已经是1931年岁末（昭和六年），距离九一八已经过了三个多月）

1932年3月9日（伪满洲国都已成立），“东北国民救国军”将领“老梯子”高鹏振率领第四路义勇军攻进奉天（今沈阳市）大北边门，一度夺回沈阳中街，后因寡不敌众而撤退。8月下旬，第21、第24路义勇军多次袭击沈阳城，一度占领东塔机场。

（1932年春，抗日义勇军进攻沈阳城）

最高峰时，辽宁义勇军有25万人左右，多次主动出击，曾先后攻克锦西（今葫芦岛市）、通辽（今属内蒙古）、岫岩、新宾、抚顺等数十座城池；吉林义勇军有15万人，在宁安，敦化都取得了胜利。黑龙江义勇军有8万多人，多次打击日军，在松浦镇、安达、海伦等战役中取得重大的胜利。

根据日本关东军日方主动公布的资料表明，仅仅在1931年到1934年两年半的时间，关东军正规部队在东北地区就被击毙达2万7000多人，到抗日战争最终结束，日军被击毙人数为17万2000多人。毛泽东同志在1934年举行的中华全国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指出，“东三省几十万义勇军的奋斗”是“全国民众的反帝运动”，是“极端猛烈的发展起来的标志”。他还以大会主席名义致电慰问东北人民抗日军和义勇军，给义勇军带来了巨大的鼓舞。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战绩）

值得一提的是，加入“老梯子”高鹏振的“东北国民救国军”，需要宣读一份誓词：“起来！起来！不愿做亡国奴的人们，山河碎，家园毁，爹娘当炮灰，留着头颅有何用？拿起刀枪向前冲，杀——杀——一二三四！”誓词配上旋律，战士们“在出操时唱，休息时也唱”，这首歌鼓励了很多人加入东北国民救国军。这誓词，看起来是不是非常熟悉？

无独有偶，1931年10月，孙铭武、张显铭兄弟在抚顺清原成立了抗日武装“血盟救国军”，给侵略者以沉重的打击，成为辽东抗日劲旅。就是在这支队伍中，诞生了我国最早的一首义勇军军歌《血盟救国军军歌》：“起来，不愿做亡国奴的人们，用我们的血肉，唤起全国民众。我们不能坐以待毙，必须奋起杀敌。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起来，起来。全国人民团结一致，战斗，战斗，战斗！”这首歌在义勇军队伍中广泛传唱，歌词看起来是不是依然非常熟悉？。

另外，在本溪桓仁抗战的抗日义勇军第三军团，曾发布过《告武装同志书》，其中有这样的词句：“团结起来”、“哪能甘心做亡国的奴隶”、“要知道现在是中国存亡的关头”、“不畏炮火……冒弹雨直进”。

作为辽东义勇军总指挥的唐聚五将军在武汉向张学良将军汇报战况时，曾接受时任《抗日救亡报》主编田汉的采访，这份《告武装同志书》和《血盟救国军军歌》，一定被田汉深入了解过，这才有了《义勇军进行曲》的创作来源。

历史线索铺陈到这里就非常清晰了。东北义勇军的军歌歌词，极大地影响到了音乐家田汉的创作灵感，成为《义勇军进行曲》的歌词素材来源。

还有一件事更能说明《义勇军进行曲》与东北义勇军的联系：曾任东北奉系军阀高官的抗日将领朱庆澜，在九一八事变后出任辽吉黑热民众抗日后援会会长，为唤起全国民众对东北民众抗战的支持，后援会出资赞助了上海电通公司拍摄的电影《风云儿女》，并将田汉原作的主题曲标题《进行曲》修改为《义勇军进行曲》，后来成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庄严，神圣的国歌。我们完全可以骄傲地说：国歌，自东北义勇军始。

（义勇军进行曲歌词）

五、东北抗联，深入敌后，孤独矗立十四年

东北三省一区，从来都不缺少甘愿为故乡土奋不顾身的英雄，舆论对东北军，甚至东北人的一味指控显然是有失偏颇的。

无论是代表蒋、张国民政府的东北军，还是转入民间的义勇军武装力量，都对日本侵略者展开了不屈不挠的斗争，只因实力与时运的不济，才被迫背井离乡，一首《松花江上》不知唱出了多少流亡东北人的心声。

但东北的抵抗不会结束，有一支抗日武装力量，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依然奋战在白山黑水之间，坚持抗战十四年，这就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抗联。

（图为战斗结束后，抗联战士端着缴获鬼子的机枪，穿着鬼子的军装拍照留念）

九一八事变爆发第二天，中共满洲省委第一时间发出抗日宣言，发表《为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满洲宣言》，号召民众团结起来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并迅即派出一大批骨干进入东北领导抗日武装。

以赵尚志、李兆麟、杨靖宇等为代表的东北抗联是东北抗日武装的中流砥柱，东北抗联在艰苦卓绝的条件下斗争了十四年，直至抗战的胜利。

（赵尚志，辽宁朝阳人，1942年2月12日，赵尚志在战斗中身负重伤后牺牲，日本人将其头颅砍下带往长春，尸体抛入松花江。新中国成立后，为了表彰赵尚志的抗日功绩并永远缅怀这位抗日英雄，黑龙江省珠河县第一届工农代表大会通过决议把珠河县改名为尚志县，把他的牺牲地改名为尚志村，把哈尔滨的一条主要街道命名为尚志大街。）

著名作家穆青回忆道：“在抗日战争期间，我亲身经历了无数苦难，在晋西北吃过黑豆糠皮，在冀中钻过地。但是，比起东北抗联遇到的困难，实在是算不了什么。我也读过不少中外战争史，看到过不少反法西斯斗争的英雄事迹的报道，但是，论起战争的残酷性、艰巨性，还没有一个是超过东北抗联的。”

东北局书记彭真在听取了周保中的汇报后说：“我党历史上有三件最难的事，一是红军的两万五千里长征，二是南方红军的三年游击战争，第三就是东北抗联的14年艰苦斗争。”

回到最初的问题，东北人里自然有好人，也有坏人；有苟且偷生的人，也有为民请命的人。但东北军真的“一枪不放丢东北么”？东北人真的通敌卖国么？东北人是你们口中的“东百太君”么？

（网络中甚至出现了一批自带BBC滤镜的“东北问题专家”，恶意诋毁东北）

因为蒋、张的不抵抗政策，就否定东北在抗战中的贡献，甚至官媒和影视、网络舆论齐下场，我们不知道那些地域黑的人怀着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但历史昭昭，正义必胜。

（甚至很多公众人物亲自下场对东北进行地域攻击，图一为作家六六微博言论，图二为原恒大首席经济学家任泽平微博言论）

东北人对十四年抗战所做出的巨大牺牲和贡献早已载入史册，绝不容抹煞。

（2017年，教育部明确要求在教科书中贯彻十四年抗战概念，至此，东北人抗战的呐喊声终于被国人听到了）

东北人一直铭记历史，继往开来，每年对九一八事变的纪念就是最好的证明。

但如果对东北人进行道德绑架，发动舆论武器造谣甚至诋毁，大搞历史虚无主义，东北人有权利对这些人说一声“不”。

——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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