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句话的真理性毋庸置疑，但在现实中人民群众是一个整体性、集合性的概念。浩荡历史的画卷，实际是由一个个鲜活的人物构成的。

这其中，既有杰出帝王、国父中山、伟人主席等历史进程的引领者、推动者、构建者；亦有奸佞宵小、窃国大盗、人民公敌等社会进步的忤逆者、破坏者、阻碍者。

被历史抛弃，遭人民唾骂的国民党反动集团，就是近代史上“当之无愧”的人民公敌。其罪恶匪首蒋介石，更是恶名昭著的独夫民贼。其败退台湾之后，依然在台湾继续着专制独裁的腐朽统治，残酷压迫台湾人民。

而且，失败了的蒋介石并未“痛定思痛”，而是整天顽固、幼稚地做着，“反攻大陆”的春秋迷梦。直至晚年，他都没有反思自己对国家和人民的深重罪孽，而是继续不择手段地维系蒋家王朝的统治地位。

其在1975去世之后，有一份“或真或假”的遗书，更是扑朔迷离，至今难辨真伪。身在台湾的蒋介石，晚年究竟如何？其神秘的遗书，又是何物？我们共同探析之。

一、“老而无德”——蒋介石在台湾的最后岁月回顾

蒋介石，一个江浙盐商出身的“平民”，依靠着投机取巧、口蜜腹剑、心狠手辣，加上乱世的推波助澜，最终在风云激荡的民国历史中，占据了“C位”，堪称“一代枭雄”。

纵观其在大陆的统治史，横征暴敛、敲剥人民、谄媚列强、卖国求荣、争权夺利、好大喜功，是其一成不变的统治风格。到了迟暮之年，即将油尽灯枯的蒋介石，依然没有半分悔过之心。所谓“老而无德”，概莫如此。

国民党在大陆的败亡，其中一个原因就是组织涣散，一众军阀割地称雄，老蒋政令不通，到台湾之后这个问题犹存。所以，晚年蒋介石的一个最核心任务，就是排斥异己，扶持蒋经国，为“蒋家王朝”的延续做最后的努力。

1950年，恬不知耻的蒋介石在台湾省，自编自导地给自己封了个“大官”——“中华民国总统”。当时老蒋身体尚可，再加上党国大佬尚在，根基尚浅的蒋经国暂时难以服众。而且，过早让蒋经国暴露出来，也容易引发朝野不满和抵制。

所以，蒋介石给自己的“蒋太子”，留了一个“国防部”总政治部主任的位置。这个头衔看上去品级不算太高，但其实际地位却是国民党的“三军统帅”。

当年在大陆横着走的阎锡山、顾祝同、何应钦、白崇禧等元老忠臣，纷纷遭到明升暗降，甚至直接罢黜，台湾重新成为了蒋家的天下。

到了1963年，蒋介石出乎意料的将一位“政坛新秀”严家淦任命为台湾当局“行政院长”。其实，这也是蒋介石为了让蒋经国顺利接班而走的一步“好棋”。盘踞台湾之后，陈诚和俞鸿钧都先后担任过“行政院长”职务。

这二人虽然也是蒋介石的嫡系心腹，但二人在国民党中都颇有威望——万一哪天老蒋突然伸腿瞪眼，他们直接除掉蒋经国，自己“僭居大位”又当如何？要知道，在绝对的权力面前，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和忠诚，都是极其脆弱的。

所以说，老奸巨猾的蒋介石处心积虑扶持辈分不高、资历尚浅的严家淦作为自己的副手，本意就是为了给蒋经国创造一个稳妥的接班环境。“人贵自知”的严家淦，对此自然也是心领神会，知道自己只是蒋家父子玩弄权术的“提线木偶”。

所以，他莆一上台，就立马热情提名蒋经国为“国防部副部长”，小蒋也从此正式步入“高干”行列。当时，“国防部”的名义部长是蒋经国的亲家俞大维。至此，“聪明懂事”的俞大维做起了“撒手掌柜”，乐得清闲，一切大事小情都由蒋太子拍板定夺。

俞大维

在“父皇”老蒋的羽翼庇护之下，蒋经国以“国防部”为原点，逐渐染指台湾政坛各个实权部门，最终“顺理成章”地坐上了台湾“行政院院长”的宝座。

而且，经过老蒋数十年的苦心栽培、耳提面命，加上自己的摸爬滚打，蒋经国羽翼日渐丰满，政治手腕也日益老道成熟，具备了“登基继位”的基本条件。

作为一个“政治家”，蒋介石是失败透顶的。但蒋介石却不失为一个“护犊子”的慈父——为了能让蒋经国顺利接班，“殚精竭虑”的蒋介石，逐渐耗尽了自己的精力。

1969年7月，一场突如其来的车祸更是给蒋介石的身体雪上加霜，他甚至开始出现心跳突然停止的情况。1970年5月30日，蒋介石曾一度深入深度昏迷状态，生命垂危。

蒋介石真正开始和死神“握手”，是在一九七二年夏天。当时，蒋介石兴致勃勃地住进了刚刚落成的阳明山“中兴宾馆”，准备在此“颐养天年”。

有一次，蒋介石在走廊散步时，突然直喘大气，体力不支，立时无法行走。最后还是被侍从们，用椅子抬回了住所，许久未恢复。从那次之后，老蒋的心脏功能每况愈下，随时有丧命风险。

为了为老蒋续命，在蒋经国及宋美的授意之下，荣民总医院医师卢光舜跑到了美国，去请华裔心脏科权威余南庚，到台湾为蒋介石看病。余南庚之所以慨允赴台，主持医治垂危之蒋介石，据说与其曾在“中央训练团”受训，感念蒋介石有关。

但这位“医学大咖”的到来，并未给蒋介石带来生机。1972年7月22日，蒋介石在中兴宾馆突然晕厥昏迷。此处还有一个有意思的插曲轶事：在此一个月前，老蒋的保健医生团队曾在体检中，发现了蒋介石心脏扩大现象较前更加明显，如果不注意调养，可能危及生命。

所以，医生建议蒋介石暂停工作，休息半年。但听闻消息的宋美龄立刻“如临大敌”——那么多人虎视眈眈顶着“总统”宝座，蒋介石如果休息了，岂不要大权旁落？

于是乎，宋美龄即刻面斥保健医生“危言耸听”。此后，再也没有人敢开口让蒋介石休息，最终铸成了此次昏迷。在老蒋一家人眼里，权势地位的重要性，远远高于身体健康。

就这样，在“天灾人祸”的加持下，苟延残喘的蒋介石终于在1975年，走完了罪恶的一生。但“蒋家王朝”并未因此寿终正寝。继任的“总统”严家淦，在自己剩下的3年任期里，继续“佛系执政”，一切由蒋太子当家做主，直至正式接班。

严家淦

二、“扑朔迷离”——蒋介石身后之“真假遗书”揭秘

为一个传统“读书人”，蒋介石也有闲来无事，写字题词，警醒后人的传统。垂暮之年，自知时日不多的蒋介石，同样是给自己的蒋太子，交代了一系列后事。在老蒋死后，突然出现了一份冠冕堂皇的“总统遗书”，至今真假难辨。

早在1972年“中兴宾馆”昏迷苏醒之后，右手肌肉已经严重萎缩的蒋介石，就曾挣扎着给蒋太子下了一副字：“以国家兴亡为己任，置个人死生于度外”。这幅看似冠冕堂皇，实则虚假至极的题字，被蒋经国视若珍宝。

老蒋一命呜呼之后，蒋经国曾就这幅字的含义解释道：

“先君在病中曾手书‘以国家兴亡为己任，置个人死生于度外’十六字，付经国保存，此为经国敬谨奉藏先君遗墨最后之一件。

先君崩逝，举世同悲，经国五中哀恸，实所难堪！

自先君之逝，每日摩挲恭读，了知先君革命一生，实以此为日不去心彻始彻终之志事，谨敢以此先君手墨十六字，敬布于世，诚不知哀涕之何从也”。

这幅政治意味极其浓厚的题字，也可以被视为蒋介石给蒋经国的第一份“遗书”。

那么，蒋介石到临进棺材之前，到底说了什么？根据当时的医务人员回忆，直到奄奄一息之时刻，虚伪狡诈的蒋介石，还在用极其微弱的声音惺惺作态地幻想道：“反攻大陆…解救同胞…反攻大陆…救中国…反攻大陆…救中国”。

所谓“不撞南墙不回头，不到黄河心不死”，但冥顽不化的蒋介石，在撞烂了南墙，沉到了河底之后，依然不思悔改，这究竟是“矢志不渝”还是“贼心不死”？

根据医生的回忆，蒋介石是在九七五年四月五日当晚，于睡梦中停止了呼吸。在其最后几个小时里，极其虚弱的老蒋未曾发一言，书一字。其文书侍从秦孝仪是在四月六日凌晨二时许，也就是蒋介石归天三小时之后，才奉命感到老蒋住所的。

秦孝仪

当时，在宋美龄的直接干预之下，秦孝仪连夜以蒋介石的口吻，炮制了一份遗嘱，这就是台湾当局所谓的“政治遗嘱”，这不是真正的遗嘱，更不是蒋介石留给亲人的“家事遗嘱”。

据传闻，这份“总统遗书”写完之后，宋美龄亲自审阅并强调：“先生（蒋介石）是信基督教的”。于是乎，这份遗嘱的开头摇身一变为：“自余束发以来，即追随总理革命，无时不以耶稣基督与总理信徒自居……”。

这份老蒋蹬腿之后，才“补作业”搞出的“遗嘱”，备受争议。首先，这份遗嘱明明写于四月六日清晨，但其末尾时间却是“中华民国六十四年三月二十九日秦孝仪承命受记”。

尤其那句“秦孝仪承命受记”，更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坐实了伪造的嫌疑——秦孝仪到蒋介石住所时，已经是老蒋殡天之后三小时了，所谓“承命受记”，老蒋诈尸了么？

其次，蒋家人解释道，这份遗书的模式，是参考汪精卫替孙中山写遗嘱的方式。但这更不是说不通：汪精卫写的遗书，完全是孙中山口述而成，汪精卫当时还是孙中山的意向接班人，而且汪精卫也并没有把“笔记者汪精卫”六字写在遗嘱正文内。

这份亦真亦假的“政治遗嘱”风波，最终也是草草结案。蒋经国曾在一九七五年十月三十一日下令编纂了一部老蒋纪念文集。在这部文集中，“秦孝仪承命受记”等表述，统统不见了，但是“耶稣基督”四字仍然存留其中，遗嘱日期依旧是写“中华民国六十四年三月二十九日”。

至于蒋介石给家人的“家庭遗嘱”，在老将晚年，生活点滴之中，应该早已经做了完整交代，并未留下文字。

一言概之，真正意义的出自老蒋之口的“真实遗书”，大概只有其在病榻上的那一句“以国家兴亡为己任，置个人死生于度外”。其人已逝，功名利禄，荣辱得失，如今俱往矣！所谓的“遗嘱”真假，其实也就没那么重要了。

三、“人民名义”——蒋介石的累累恶行，不容洗白美化

数千年农耕文明“学而优则仕”的传统，塑造了国人根深蒂固的“权力本位”理念，以及由此引发的“强人崇拜”——“权力即正义，只要生杀予夺的权柄在握，就是值得推崇的对象”。

然而强人也是分善恶的：袁世凯一般的“窃国大盗”，蒋介石之流的“独夫民贼”也值得“崇拜”？不知是何原因，近年来网络上兴起了一股为蒋介石“歌功颂德”的邪风，一些别有用心者编织了一些令人啼笑皆非的故事，着实迷惑了一大批“粉丝”。

为此，以人民的名义，而不是“帝王将相”的思维，还原历史、廓清真相、正本清源，十分必要。

解放军少将徐焰将军曾痛斥道：“近年来，一些利欲熏心者，大量引述当年国民党政权和后来台湾当局夸大吹嘘的虚假资料，拼错罗织了一批记实、实录等地摊书，洗白国民党政权，产生了及其恶劣的影响”。

徐焰

以网络上广为流传的“西沙海战，蒋介石帮助解放军”的传闻为例，这个故事就编的神乎其神，迷惑性极大。1974年的“西沙海战”，是我国维护南海主权的一次重要军事行动，但由于历史的原因极少公开报道。

一些小说影视作品便脑洞大开地杜撰除了蒋介石为解放军舰队“放行”、“护航”、“供应”和“打开航标灯”等光怪陆离的情节，以讹以讹，被一些人信以为真并引用。实际上，当时侵略我西沙主权的南越政权和蒋介石集团一直都是沆瀣一气。

直到南越政权即将崩溃的最后时刻，台湾当局的军事顾问才被迫离开。西贡政权末代“总统”阮文绍，被美国人嫌弃之后，也是选择到台北苟延残喘。蒋介石能为了西沙主权，“协助”我人民军队？实在是滑天下之大稽！

至于蒋介石在台湾海峡为我军“护航”等谎言（有些影视作品，还给蒋介石加了一句霸气侧漏的“台词”：“中共不出兵，我就要出兵”），更是毫无事实依据的瞎编乱造。

档案材料里的真实历史是：当年在西沙地区与南越政权发生冲突后，我军因南海军力不足，而从东海舰队抽调了几艘舰南下增援，经过台湾海峡时，确实未遭到阻拦，但这绝非是台湾当局故意“放行”。

而是因为在1965年的“八六”海战和崇武以东海战中，我军曾迎头痛击台湾当局海军。被打怕了的台湾当局再也不敢挑衅我军，而我军出于民族大义，也不主动攻打对方。大陆的舰船在台湾海峡的活动不受拦截，已成双方默契。

至于台湾方面“打开航标灯护航”，更是无知之人的主观臆想：有地理常识的人都知道，台湾海峡最窄处也有130多公里，在如此宽阔的航道打开岸边“航标灯”，有何作用？

随着两岸关系的改善，客观公正地评价国民党包括蒋介石在内的历史人物，本来无可厚非。

但公然违背客观历史事实，以博人眼球的目的，主观臆想或断章取义，去吹嘘当年国民党的一些头面人物，则是彻彻底底地颠倒黑白：国民党的丧权辱国，被吹嘘为“抗战主力”；蒋介石在台湾的独裁暴虐，被美化为“威权民主”。

正如徐焰将军所言：“这些故事的言外之意，不就是想显示中国革命打倒的都是些好人么”。这股歪风邪气，危害甚巨，必须时刻警惕之！

四、结束语

无论从哪方面看，蒋介石“人民公敌”的帽子，戴得绝对不冤枉。坦率地讲，在打击“台独”势力，维护“一个中国”原则方面，蒋介石的确不失民族大义，这点当然值得肯定。但在“一个中国”问题上，对蒋介石的评价，着实不应该过高。

首先，蒋某人坚持“一个中国”的根本出发点绝不是国家人民，而是自己的“帝王梦”——他始终梦想着有一天，自己能够回到大陆“重登大宝”；其次，真正意义上的“一个中国”，只能是“海峡两岸同属于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而绝不能是其它“中国”。

所谓“自作孽，不可活”，蒋介石和国民党反动派的荼毒人民，倒行逆施，已经将中山先生等辛亥革命先驱开创的中华民国，搞的声名狼藉：

一个组织涣散，腐朽无能，对内不能保境安民，对外丧失独立自主的政府，谈何“一统江山”？蒋介石到台湾后，顽固地坚持“三民主义统一中华民国”幻想，实际是历史的倒退，甚至是另一种形式的“两个中国”。

再次，上世纪90年代之后，李登辉、陈水扁等极端反动分子，开始在所谓“中华民国”的“旗帜”之下，大搞分裂祖国的恶行，逐渐虚化甚至掏空“一个中国”的实质内涵。而这一切，其实都是国民党和蒋介石当年种下的恶果。

历史是最公正的裁决者，经过时光的洗礼，大浪淘沙，去伪存真，历史总能给予一个人最适当公正的评价。蒋介石抗击日本，打击“台独”的“功绩”不会被埋没；其戕害人民，祸乱国家的累累恶行，也绝不容许被“洗白”。

而晚年的蒋介石，其人、其事、其家长里短、其政治纷争，还有那神秘的“真假遗书”。斯人已去，千秋是非功过，留与后人评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