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史》将嘉靖年间的内阁首辅严嵩列入奸臣录，不留情面地评价严嵩：“无他才略，惟意媚上，窃权罔利者。”实际上，这是一句颇带感情色彩的偏见之言，严嵩得势并非一昧献媚邀宠，而是以写得一手好词，率先闯入了嘉靖帝的视野。

家境贫寒，朝登天子堂

年轻时的严嵩出身低微，名副其实的寒门子弟，擅长对对联，音乐方面的造诣颇深，科举考试时是以二甲第二名的位次进入翰林院的。头甲只有三名，即状元、榜眼、探花，二甲只有六名，换句话说，严嵩科举考试的成绩位列全国第五。

凑巧的是，严嵩担任翰林院编修的那一年，正赶上太监刘瑾作威作福，时人有“正德皇帝是坐皇帝，太监刘瑾是站皇帝”的说法。受亲信蕉芳的挑唆，刘瑾掌权时十分排斥南方籍的官员，认为他们自成一派，有抢夺朝权之嫌，于是不断打压南方籍贯的大臣。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心灰意冷的严嵩跟着一众江西老乡递交辞呈，返回家乡休养，过起了隐居于世的田野生活。据严嵩的回忆称，十年间的隐居生活，一无俸禄、二无沃田，自己又体弱多病，志同道合的朋友前来做客，家贫无以为继，生活惨淡程度可想而知，这时严嵩的信念发生了质的改变。

理想崩塌，卑躬屈膝

前半生的严嵩，怀揣着以天下为己任的朴素政治理念，周围结交的知己大多志向远大，后半生的严嵩则变得谄媚逢迎起来，沦为嘉靖皇帝敛财的马前卒，这中间的转变耐人寻味。严嵩复官之初，对明武宗大兴土木的做法感到不满，时常唱反调，抒发己见，一派正义凛然。

直至嘉靖帝继位，严嵩通过老乡关系攀上正得圣宠的礼部尚书夏言，批评朝政的谏臣里，再难看到严嵩的身影。嘉靖帝朱厚熜继位之初，拒绝了内阁首辅杨廷将他过继给伯父孝宗朱佑樘的要求，执意以小宗的身份继承大宗，惹来一阵轩然大波。

为让自己的皇位继承得到正统承认，嘉靖帝甚至提出将生父兴献王朱佑杬尊为先帝，牌位搬入太庙，享受后世的香火拜祭。这在当时是违反常伦的做法，遭到了群臣的反对，严嵩最初也是坚定地站到了反对一派。

不知是看到嘉靖帝不肯妥协的决心，还是认识到皇权大于一切的道理，在嘉靖帝斥责群臣干涉家事之后，严嵩转而支持嘉靖帝，从而获得了嘉靖帝的深度信任。夏言升为内阁首辅后，逐渐提拔同乡重用严嵩，自认为对严嵩有提携之恩的夏言，公开称严嵩是其弟子门生，这也是两人关系产生嫌隙的开始。

暗结党羽，伺机而动

自知羽翼未丰的严嵩，当然不敢和势头正劲的夏言公然对抗，只能暗地里使绊子，等待合适的时机，准备将夏言取而代之。嘉靖帝痴迷炼丹制药的方术，笃信道教思想，所以当嘉靖帝赏赐夏言道家服饰而遭到婉拒时，严嵩知道他的机会来了。

夏言失宠后，严嵩一边进献谗言，一边联合朋党在嘉靖帝耳边吹耳旁风，本身就让嘉靖帝对夏言产生了不好的印象。再加上夏言在政事讨论时和嘉靖帝意见相左，而且参加重要会议时姗姗来迟，终于被嘉靖帝呵斥一番，要求他交出所有银章、手书，以大学士的身份致释回乡。

闷闷不乐的夏言不肯接受失败，赋闲时屡次上表嘉靖帝，言语间满是谦卑和悔意，再一次打动了嘉靖帝，此时的严嵩自以为一家独大，言行举止略为骄纵，这也是夏言重归朝野的重要原因。

1546年，陕西总督曾铣眼光超前，上疏奏请嘉靖帝拨兵收复极具战略守备意义的河套平原。曾铣和夏言的岳丈苏纲交情匪浅，鉴于苏纲和夏言的这层关系，苏纲多次向夏言称赞曾铣的能力卓凡。

罗织罪名，栽赃陷害

同为内阁首辅，夏言和严嵩本质上并不是一类人，夏言渴望能够建功立业，严嵩则注重迎合嘉靖帝的想法，这是严嵩能够扳倒夏言的一大条件。嘉靖帝在收复河套地区一事态度暧昧，时而支持时而反对，当曾铣提到军费、兵员、武器、训练时间等各个维度时，嘉靖帝的想法出现松动。

等到嘉靖帝召集群臣讨论此事时，群臣出奇地一致支持收复河套，这又使得嘉靖帝嘉奖曾铣的忠心。原本以为明朝可以顺利出兵河套时，结尾又来了个大反转，兵部未能详细说明战略布局以及对战争缺乏自信，嘉靖帝再一次改变了主意，转而呵斥群臣胡作非为、蒙塞圣听。

严嵩瞅准这个时机，利用苏纲、曾铣和夏言三者之间的关系，编织结党营私的罪名，成功诬陷夏言，使名将曾铣、能臣夏言蒙冤而死。严嵩和夏言的争斗，本是两虎相争的局面，但丧失初心的严嵩一来只顾一己私利，二来揣摩嘉靖帝主和拒战的心思，大肆报复弹劾自己的反对派，以至于牵连到曾铣、杨继盛、张经、沈炼等俊才名臣。

晚年时期的严嵩，名声坏到了极点，嘉靖帝留其自生自灭，剥夺一切品佚，孤苦伶仃地凄惨死去，临终时连一副完整的棺椁都没有，这大概是对严嵩最好的惩罚方式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