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3月，北京语言大学在读研究生高晗，读完乌拉圭小说《休战》的中文版后感觉不爽，跑到豆瓣网发表了一则差评：“机翻痕迹严重，糟蹋了作者的作品，还是老话，没有金刚钻别揽瓷器活。”这则很普通的评论引发轩然大波。先是有人向高晗所在学校施压，导致高晗被迫发表道歉声明，引发豆瓣网友的愤怒抗议，发起集体打低分的“一星运动”，进而被众多媒体报道，持续发酵。所有这些争论之中，译者韩烨的回复颇值一提。韩烨表示自己作为非科班出身的译者，翻译得非常认真，前后校对修改过很多遍，看到“机翻痕迹严重”这几个字觉得特别不公平，而且“机翻属于职业道德问题，如此说法近乎人身攻击”。

在此事的众多跟贴中，还有一条特别引人注目。有人贴出了自己用软件翻译的三个段落，跟正式出版的译文做对比。后者大概因为译者身居西班牙的缘故，西式腔调很浓，不太符合国内一般人的语言习惯。相比之下，机翻的语句反而出人意料地顺畅，让人一目了然。很多人这才发现，现在的机翻水平，已让人刮目相看。

机翻，是指AI翻译，即用电脑软件（或互联网）进行的自动化翻译。10多年前刚起步时，机翻的效果惨不忍睹，直到五六年前还都难以卒读，所以才会成为低水平翻译的代名词。

4年之前，谷歌发表“神经机器翻译系统”，宣称将消除人类和机器翻译的鸿沟，可将翻译误差降低60%，译作接近中等双语使用者的水准。这意味着什么？以往非常专业的翻译工作，门槛降低。这是一个重大突破。而如今的机翻能力继续飞速发展。

高水平的译者——也就是真正的翻译家，当然不会对机器翻译照单全收，但借助大数据时代的云端资料，他们可以成倍地加快翻译效率，让这项工作变得不那么繁重和劳累，产出量大大增加。

这给翻译界带来的影响是革命性的。于是乎，一个新的翻译时代来临了。

新生代译者开始崛起，成为译坛主力。起初以70后和80后为主，到今天90后也开始独当一面。和老一代译者不同，他们中的许多人不再是以往的学界精英——比如高校教师或研究人员，而是转为各行各业都有，完全草根化。

比如《冰与火之歌》的中文译者屈畅，在翻译这本书时，还是一名学行政管理的大三学生。80后的他第一次读到《冰与火之歌》，不由“惊为天人”。当时国内还很少有人知道这套书籍，他忍不住把其中一些章节翻译成中文，发在网上，因此被出版社的编辑关注到，应邀正式翻译这部作品。虽然一直也没考英语六级，却在本科毕业前翻译出数百万字的前三卷。

翻译了《一九八四》《动物农场》等多本经典名著的孙仲旭，是深圳一名海运公司的职员。他翻译之路的开端，是大学二年级时从图书馆读到原版《麦田里的守望者》。“他的愤怒就是我的愤怒，他的迷惘正是我的迷惘，他的欢乐也是我的欢乐。”塞林格笔下的主人公赫尔顿，跟自己竟有“息息相通之感”。毕业几年后，偶尔读到中文版《麦田里的守望者》，他对这个广为流传的译本很不满意，遂萌发了自己重译一遍的念头。于是他一边在海运公司做着法务工作，一边翻译《麦田里的守望者》。后来被译文出版社正式出版。

再比如《河湾》《喧哗与骚动》等诸多名著的译者方柏林，其主业是做课程设计，翻译只是业余爱好。所获得的稿酬，在他看来也只是聊胜于无的衍生品，不会借此维持生计。

这些新生代译者们，完全由兴趣驱动，以非专业人士的身份兼职翻译，“玩票”的意味非常浓厚。也是从这一代起，电脑和互联网被大量利用起来——这绝不仅仅是生产工具的更新那么简单，译者们的生产力开始得到解放。

大数据时代，翻译速度极大提高。至少遇到生词，你不用再搬着一本厚重的词典了——电脑屏幕会直接告诉你结果。一本大部头词典，比如《足本韦氏百科英文词典》厚达2230页，是所有需要频繁查词的译者的梦魇。而如今，类似“钱伯斯”这样的知名大词典，已经有了在线网站，查词速度远远超出纸质词典，每一个与时俱进的译者都没理由视而不见。当然，一些特定的词汇特别是专业词汇，机器未必能搞掂。这时一个译者若是没些“外挂”，何以为王者？其他各种数据库也必须利用起来，立刻马上。

搜索引擎是最基本的手段。译者的搜索能力也会有高低之分。比如抓取哪些关键词最合适，在这个时代对译者的修为而言，就是一个具体而微的考验。善用谷歌、维基百科这些墙外工具，还要涉及一些难以言传的互联网知识。老一辈翻译家和新一代译者在这里正式分野。有经验的年轻译者，私底下还会储备一些特别专业的数据库，以此增强自己的核心竞争力。比如重译《瓦尔登湖》的80后译者李继宏就说过，梭罗在这本书中提到的动植物，达1600多种。译者本不是专业人士，但动用动植物数据库来协助翻译，俨然成为半个专家，可以多快好省地出活儿。

过去老一辈译者查资料，主要是跑图书馆，经常为了一个术语，不得不花一上午时间。像《中国植物志》这样百科全书式的著作，以往也只能在高校图书馆或大图书馆里才能接触到。现在网上已经有了在线版本，而且对公众开放，任何人都可以查阅。至于能不能快速找到入口，就要看译者自身的能力了。更别说国外还有海量的在线资源，大多免费，每个人都可以尽情利用。诸如纽约公共图书馆数字图库、国会图书馆馆藏清单、10个顶级免费外文文献搜索资源等等。弱水三千，想取几瓢取几瓢。

老一辈当中，个别译者的人脉资源好，翻译时遇到坎儿，可以写信去求教国内外达人。比如在傅雷那个年代，他寄信到巴黎去请教，一去一来，3个月过去了——毕竟从前的时间慢。

这个时代的译者，可以通过互联网直接联系到外文原作者（如果还在世的话）。一封电子邮件今天发过去，可能几小时后就得到了回音。实际上，方柏林在翻译《河湾》一书时，就是这么做的。

各种机翻工具和数据库的加持，直接优化了翻译这件事的投入产出比。

据《文汇读书周报》数年前报道，译者李继宏称，自己在现代生产工具的协助下，日译8000字以上不成问题，其收入可达月薪一万有余。所以他认为“中国翻译稿酬偏低”是一个伪命题。此观点在当时的国内翻译界一石激起千层浪。

数名老先生撰文，用自己几十年的亲身经历来反驳李继宏的说法，包括著名的翻译家朱曾汶。这位曾为商务印书馆翻译“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的90多岁老人，特地写了一篇文章《苦译六十年，稿费知多少》。在追述自己从解放前到今天的辛酸个人史之后，老先生反问：中国稿费低还是高，难道我的切身例子还不足以说明问题吗？

这真是两个世界的对话。老一辈的文学翻译，的确是一件性价比极低的活儿。几年之前《世界文学》前主编余中先说，全中国几乎没有以翻译作品为生的职业翻译家，因为稿费实在太低。国内翻译稿酬一般为千字30-80元，这一标准很多年没变过。一个译者辛苦一年翻30万字，稿费只有区区两万元，还要扣掉好几千的税。如此一来，翻译只能当副业来干，否则全家都得喝西北风。

大翻译家傅雷是一个例外。他曾在建国后享受过高待遇，至今被人津津乐道，就好比很多知识分子爱提民国时的大学教授能拿多少银元，家中雇得起几个佣人。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傅雷安坐家中三楼的书斋，专心致志翻译巴尔扎克。他有夫人料理一切家务，楼下灶间还有娘姨做饭。他为自己规定一日进度不超过千字，怕速度快了影响质量。翻译家施康强评论道：这样完成的一千字，不说字字珠玑，至少每个字都站得住。

作为大翻译家，傅雷的待遇仅为个例。他以稿费为唯一收入来源，每天翻译一千字，就足以保证他过上优裕的生活。那是译者们绝无仅有的高光时刻，后几无来者。

傅雷之后，文学翻译一般由高校或研究所的知识分子来操刀，只能利用业余时间干。比如上世纪90年代翻译《红与黑》的罗新璋，当时在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上班。每天他黎明即起，从四点到七点翻译三小时，约得千把字草稿。然后去单位上班，还要干买菜、做饭、洗衣服等家务活儿。白天一有空闲，就去查词典、翻参考书、润饰译文，到晚上临睡前重新复核一遍。全书四十万字，一年多译成初稿。第二年，再改再抄，刻意求工，最后整整用了两年时间才完工。

在翻译界的“冷兵器时代”，几乎所有译者都这样刀耕火种。区别只在于有人可能稍微快一些，但为保证基本质量，每天最多两千字也就到头了。后来高校教师们的论文压力比以往更重，而翻译作品不算学术成果，导致这批主力军更乐意写文章、争基金、拿项目，逐渐流失于翻译界。一位教授就公开宣称，除非出版社把稿费提高两倍，否则不接翻译任务。

一名知乎网友提到自己在修文学翻译课时，老师在课堂上说，他们圈子里的大多数人已经不做文学翻译了，太不赚钱，评职称也用不到，看到好的作品轻易不敢下手，但没几天市面上就见到了译作，错误百出。

大数据时代，无疑会改善这一状况。今天的年轻一代善用、活用外挂工具，让翻译这个坑变得不那么“坑”。这不仅提高了翻译这件事的性价比，而且改变了翻译界的生态。

自从《伯尔尼公约》和《世界版权公约》在中国生效，各出版社向国外购买版权之后，或为了尽快回本，或为了实现与原文版本同步上市，或迫于版权期限的压力，给翻译者留的时间往往是捉襟见肘。一本几十万字的外文小说，在过去年代可以任由译者悠着翻，而如今翻译周期经常会短到只有4—8个月。有些责任心强的译者，会主动与出版社协商，尽量争取更多的时间。比如方柏林就会要求一年的时间，不少出版社也会满足。

但有些译者就萝卜快了不洗泥，加上稿酬太低等原因，劣币驱逐良币，一时之间翻译界鱼龙混杂、泥沙俱下。曾经的名家名译，日渐成为历史，而草根译者时代的商业性质，露出了其狰狞的一面。

最突出的莫过于“众包”模式，这是一种快餐式翻译，一般通过互联网海选译者，再由多人短时间内合作翻译一本书。 等而下之的，还有一种“层层分包”模式。 先由出版社外包给翻译公司，翻译公司网上“悬赏”转包给做兼职的大学生，这些学生又将文本分割成块，外包给朋友或学弟学妹……据说还有所谓的名家教授，在接到出版社的活儿之后，从自己的学生中招来15个人，组团翻译。 这些被雇佣的写手或学生，对翻译软件驾轻就熟，长则半月，短则几天甚至一个下午便可“翻译”一本书。 更有甚者，会对前人的老译本稍加改动，就变成了“新译本”，真是节操碎满地。

快餐翻译大行其道，加上前几年机器翻译还处于很不成熟的“试用期”，不少好书被糟践，低级的错译和病译俯拾皆是，贡献了中文出版界几乎所有佶屈聱牙的语句。

所以朱曾汶老先生诟病道：“任凭你电脑怎样飞快发展，翻译工作终究是要靠人脑来完成的，日译8000字的超高速度，质量能保证吗？身体吃得消吗？琢磨推敲，涂抹删改这些翻译的必要条件和乐趣都没有了，只剩下一味求快。”

大数据时代来临之后，翻译的质量与时间仍然呈现正比关系。

知名翻译家周克希说过：好译文是改出来的，改需要时间，大量的时间。这一真知灼见，仍是跨越时代的一条重要准则，将考验所有译者的操守。

人们常说某某名家的翻译如行云流水，其实背后的细工慢活很多，一气呵不成。翻译《喧哗与骚动》的方柏林，以及翻译《一九八四》的孙仲旭，都是新生代译者里的中坚力量，他们也都服膺这一准则。

方柏林每译完一本书后，除了校对几遍，还会特意搁置一段时间，然后再作为读者读一遍，看中文表达是否地道。有时候只是为了一个德国地名，就专门去找德国的朋友请教。书中记述了一场板球比赛，他七搜八搜，居然找到了当时那场比赛的录像，像个教练一样看完了这场球赛。就这样，靠多次校对、长时间打磨，以及请教、调查等机翻之外的功夫，译文质量才得以提升。

干这行，认真的译者很难避免钻牛角尖，因为没办法投机取巧、偷工减料，“死磕”就成为一个职业习惯。所以方柏林即便借助了互联网工具，也仍然给自己规定一年只译一本书，一是为了保证质量，二是尽量不败坏掉自己干这事儿的乐趣。

优秀的译者一定不会满足于做一个单纯的文字“搬运工”。对文学语言的打磨，正是整个翻译过程中难度最大，同时也是最有魅力、最吸引人之处。

傅雷译《约翰·克利斯朵夫》，开篇即名句：“江声浩荡，自屋后升起。”而前不久去世的百岁老人许渊冲，对这句话的翻译是：“江流滚滚，震动了房屋的后墙。”傅译在前，许译在后，许渊冲的翻译当然也有自己的考量，但傅雷的译法被认为气势更宏大。只有一流的译者，才会化腐朽为神奇，赋予它强大的质感和张力。

钱钟书说过，翻译是一个脱胎换骨、灵魂转世的过程。无论哪个时代的优秀译者，在内心深处都特别享受这一过程。新的生产工具，大大压缩了文学翻译这件事中不那么有趣的部分，让译者得以腾出手来，细细享受那些超值的部分。方柏林说他翻译《一个唯美主义者的遗言》时，自己仿佛跟着奥斯卡·王尔德游巴黎；翻译《万灵节》时，如同跟着诺特博姆游柏林。如果说读书犹如一次短跑，翻译则是一场马拉松式的慢阅读，慢慢体会每一处“风景”，最后甚至会觉得自己对这个地方的了解，超过了视而不见听而不闻的当地居民，更不要说走马观花到此一游的旅客了。而这些，都是翻译回馈给优秀译者的额外奖励。

译坛一向有直译、意译两派之争，官司打不清。机翻普及的一个副作用是让时代的钟摆，加速摆向直译这一边。

翻译专业出身的人，多偏向直译，其观点是严格忠实于原文；作家出身或钟情文学的译者，多偏向意译，这一派强调译者的主观能动性，侧重于创造中文阅读的美感。

两派之争，绵延数千年。早在汉朝佛教传入中国，僧人开始译经之时就显露端倪。最初是外国和尚译经，大多采用直译法。鸠摩罗什是南北朝的一代名僧，从他开始提倡意译。后来的和尚译经，按这两大派别各自站队。

清末民初中国的翻译活动重新兴起，严复提出著名的“信雅达”观点，他翻译的《天演论》接近意译，《原富》则近于直译。民国初年的“译界之王”林琴南，虽为名噪一时的翻译家，却根本不懂任何外文。每次翻译，由一名会外语的朋友拿着原本口译，他一边听，一边将译文写在纸上，速度非常快。《鲁滨逊漂流记》《黑奴吁天录》这类“林译小说”是那个时代的产物，由文言文写就，完全意译，只求通畅，不惜随意增删原文。

鲁迅早年还追随晚清风尚，以意译为主。但在上世纪三十年代，他提出“宁信而不顺”，也就是宁可译文不顺也要忠实于原文，决不欺骗读者。这种硬译观曾在当时引发极大争议。

建国后，从傅雷到许渊冲，意译都占了上风。许渊冲力挺意译，他很推崇朱生豪翻译的莎士比亚戏剧。比如《罗密欧与朱丽叶》最后两句原文直译应为：“世界上的恋情没有比得上罗密欧与朱丽叶的”，而朱生豪译为：“古往今来多少离合悲欢，谁曾见这样的哀怨辛酸？”这个意译已成名句，许渊冲认为“几乎可以说是胜过了原文”。

上世纪80年代作家韩少功翻译《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也并不怎么忠实于原文，表现出明显的“改写”痕迹。不过该译本很火，迅速引爆了华文世界的米兰·昆德拉热。到了几年前冯唐翻译泰戈尔的《飞鸟集》，诸如“大千世界在情人面前解开裤裆”，“有了绿草，大地变得挺骚”，意译飙到了一个过火的高潮，文学界一片哗然。

葛浩文对莫言作品的翻译，被认为是将莫言作品推向诺贝尔奖领奖台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原因”。但葛浩文的翻译也在国内引发不少争论。不少人对他“连删带改”的翻译表示质疑，认为他“改坏了”莫言的原作。

在如今这个时代，译者直译时只要态度认真，至少无功无过，拿得出手。意译要想译好，打磨耗时更久，也更考量译者自身的水平。

新生代的译者们，开始逐渐转向，他们中的不少人更青睐直译。年轻译者杨玲翻译《霍乱时期的爱情》时，就明确强调自己的基本原则是直译。还有青年译者毫不留情面地批评昔日名家:“所谓的翻译再创作理念，是过时的，也是有违基本翻译原则的。”

以谷歌为代表的云端翻译，如今还在不断进化之中。骨子里它是一种人工智能，在大数据库的支持下，本身具有超强的学习能力。正如前文所述，其翻译效果目前已颇为可观，不亚于粗通某门语言的人。未来其成就，更是不可限量。特别是像说明书一类的文字，术语重复使用，创造性不强，机翻现在就可以替代人工。一些人的劣质翻译，水平还不一定比得上机器翻译。

但文学翻译中最难的部分，在于用“讲究的修辞学”进行表达。让AI获得创造性的修辞学能力，恐怕还需要划时代的飞跃，不知何年何月能实现。人与机器携手，充分发挥大数据时代的优势，才是今日之王道。优秀的译者借力打力，可以强者更强。

乔治·马丁在《冰与火之歌》第五部里说：“读书人的生命有一千次，不读书的人只有一次。” 当深夜中隔着海的陌生人，忍不住伸手，一遍遍抚摸书中的文字。一个译者才算完美地完成自己的使命：为读者打开一扇窗，让他们看到了大洋彼岸那个作家用文字织构的广阔美景。

今日译者面临的一个挑战，与铅与纸时代的前辈大不相同。然而在精神上，他们依然相通，并无二致。

我们专访了四位有代表性的年轻译者：有被粉丝称为“屈大”的屈畅，其名号已经与《冰与火之歌》紧紧绑定。在这部“奇幻王者”早年遇冷时，他因热爱而自行翻译，并发上奇幻论坛，后成为这部作品的中文版译者，十几年乐此不疲；还有与东野圭吾的文字气场相投、相逢恨晚的日文译者郑悦；入围“傅雷翻译奖” 的法文译者黄雅琴，着力于挑战新书而非“躺赢”名著；“全能跨界译者”姜昊骞，所翻译的作品风格、类型多样，《毛姆传》《战争艺术史》好评不断。

四位年轻译者的完整版专访将逐步释出，请持续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