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岁时在书店买了一本《喧哗与骚动》，纯粹是对大师的崇拜，是被周边在大刊上发过作品的人蛊惑，他们言必称赞这部名著。读完，像做了一个没完没了的梦，既似是而非又惊艳，如此复杂，叙事如此与众不同，读起来如此费力，如此磕磕巴巴甚至不知所云。但读过后再次聊，仿佛自己拿到了短期培训的毕业证，仿佛已经成了“作家中的作家”的门下走狗。
30年后，诗人李寂荡把他翻译的、由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喧哗与骚动》签名本给我。我身边以前没有人搞翻译，寂荡是第一个。心里免不了嘀咕，已经有那么多译本，为什么还要译这个，去译别的呀。读了，觉得比以前的版本好读，明了晓畅。暗想句子是不是太顺了，对于一个写作的人，那种磕磕巴巴似乎更容易给人启发。
我们相识二十多年，同事十余年，问自己，你不会是因为嫉妒吧。于是过了一阵，又拿来读。这次感觉大不相同，心头萦绕两个词：准确、折服。
第二遍读完后，我把分别由译林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和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喧哗与骚动》不同译本摆在桌子上。从第一部分第一句，就能一眼看出些许差别。
译林社：透过围栏，从缠绕的花的间隙，我能看到他们在打球。
人文社：透过栅栏，穿过攀绕的花枝的空档，我看见他们在打球。
浙江文艺社：透过栅栏，在缠绕着的花枝间的空隙，我能看见他们在打球。
花枝的缠绕给人密实、空隙小的感觉。“缠绕的花”则相对稀疏。“我能”加强了花枝的遮挡，“我看见”忽略了这个问题。细细体味画面，不难看出第三个版本的恰当和丰富。除了准确还有韵味。不妨再举一例。第二部分第一句。
译林社：窗框的阴影出现在窗帘上的时候，约莫七八点钟，我又回到了时间里，又在听表了。
人文社：窗框的影子显现在窗帘上，时间是七点到八点之间，我又回到时间里来了，听见表在嘀嗒嘀嗒地响。
浙江文艺社：当窗框的影子在窗帘上显现时，是在七点到八点之间，听着表的嘀嗒声，我再次置身于时间之中。
相当而言，人文社和浙江文艺社更接近，但就意蕴准确，浙江文艺社更胜一筹。我又回到时间里来了，不如再次置身于时间之中更灵动、更广阔。
准确不限于句子和用词，还有人物心理的把握和时间先后顺序的推演。李寂荡译出了原作三个重要基调：时间的哲学、复调和隐喻。这很难把握，没有典籍可以参考，只能凭译者对人物的理解，对逝去的乡土的深爱。三位译者中，只有李寂荡在农村生活过。虽然福克纳写的不是吾乡吾土，但对于乡土本身，全世界的乡土都有相通之处，因此他的翻译可以最大限度地还原原著旨趣。不过，这里面最大的区别是诗和诗人。福克纳认为自己是一个“失败的诗人”，但他从没忘记自己是一个诗人，小说中诗人的激情和习惯没有减弱，以诗化的语言去写作，诗歌的手法比比皆是。其他译者对福克纳小说的诗意进行散文化处理。李寂荡是诗人，他将诗还原为诗。比如：a roof of wind，其他译者译为“风在屋顶上呼啸”。李寂荡译为：一屋顶的风。这既符合班吉明，也符合福克纳。“一屋顶的风”，恰是“一蓑烟雨任平生”的旨趣。
至于译者对人物个性的理解，语言习惯各不相同，这是出于文学的自觉。傻子班吉明语句简洁，前言不搭后语。昆丁是知识分子，长句多，内心独白丰富，语言形态繁杂、晦涩。杰森满腹怨气又理智，语言尖酸、平实。而黑人的语言则不规范，夹杂着地方口音。
翻译一位有激情又有想象力的作家，难度之大堪比西西弗推石。李寂荡翻译第一部长篇小说就挑《喧哗与骚动》，不是为了练手，而是已经过多年准备。英文中文，文学哲学，当下和过去。我看到这枚成熟的果实时，必然对花朵、果树和泥土充满敬意。
译者用心，编辑的专业水准也功不可没。第一部分，编辑不但以不同颜色将此时与过去区分，还在书边上标注具体时间。让混沌变清晰，让时间轴变成宇宙琴弦，弹拨一处，其他几处同时共鸣，刻画出了意识的深度和广度。
（作者系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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