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秦孝公任用商鞅变法之后，秦国以此事为标志开始走向强大，可以说商鞅为秦国的壮大提供了系统性的制度保证。而另一个不怎么出名的人—司马错，力主出兵攻打蜀地，又镇压蜀地的叛乱，则为秦国的壮大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正因为有了号称“天府之国”的蜀地作为粮仓，秦军始终没有军粮匮乏之忧，秦国才有足够的底气与六国对抗，最终才能结束了战国时代。

事情起因是，巴国和蜀国两国相互攻打，谁也奈何不了对方，只好都向秦国求救。然而，当时的秦国并不好过，一直在防备韩国的进攻，因为秦国在秦惠文王七年刚刚打败韩、赵、魏、燕、齐和匈奴六方的联合攻击，而韩国一直很不服，表现出蠢蠢欲动的样子。面对两国的求救，秦惠文王为伐蜀和伐韩的先后顺序犹豫不决，于是秦惠文王召集大臣们在廷上商讨应该先向哪个国家出兵。

张仪主张不理睬两国的求救，应先攻打韩国，先联合魏国和楚国，秦国攻打宜阳和新城，兵临东、西周的都城，然后挟天子以令天下。

仪曰：亲魏善楚，下兵三川，塞什谷之口，当屯留之道，魏绝南阳，楚临南郑，秦攻新城、宜阳，以临二周之郊，诛周王之罪，侵楚、魏之地。周自知不能救，九鼎宝器必出。据九鼎，案图籍，挟天子以令于天下，天下莫敢不听，此王业也。今夫蜀，西僻之国而戎翟之伦也，敝兵劳众不足以成名，得其地不足以为利。臣闻争名者于朝，争利者于市。今三川、周室，天下之朝市也，而王不争焉，顾争于戎翟，去王业远矣。

司马错反对张仪的意见，认为应该认清秦国地小民贫的现状，要从小事做起，讨伐蜀国不仅有救人之难的美名，还有获得土地、人民和财富的实惠，而张仪说的“挟天子以令天下”既是恶名，又容易招致其他诸侯国的干预，秦国最终很可能什么也得不到不说，不容易受到伤害。

司马错曰：不然。臣闻之，欲富国者务广其地，欲强兵者务富其民，欲王者务博其德，三资者备而王随之矣。今王地小民贫，故臣原先从事于易。夫蜀，西僻之国也，而戎翟之长也，有桀纣之乱。以秦攻之，譬如使豺狼逐群羊。得其地足以广国，取其财足以富民缮兵，不伤众而彼已服焉。拔一国而天下不以为暴，利尽西海而天下不以为贪，是我一举而名实附也，而又有禁暴止乱之名。今攻韩，劫天子，恶名也，而未必利也，又有不义之名，而攻天下所不欲，危矣。臣请谒其故：周，天下之宗室也；齐，韩之与国也。周自知失九鼎，韩自知亡三川，将二国并力合谋，以因乎齐、赵而求解乎楚、魏，以鼎与楚，以地与魏，王弗能止也。此臣之所谓危也。不如伐蜀完。

最后，秦惠文王派司马错讨伐蜀国，司马错在当年十月灭亡蜀国。自此，蜀国国君也从王爵变成蜀爵，秦国又派人担任蜀相，开始严格地控制蜀地。得到蜀国的秦国更加强大、富有，开始轻视东方六国了。如果说苏秦一开始合纵的假想敌还很虚幻，那么此时的秦国就真正开始成为六国的强敌了。

蜀国虽然被灭，但也没消停过。秦惠文王晚年蜀地发生叛乱，蜀相壮杀了蜀侯投降了秦国，秦武王上台后诛杀了蜀相壮。不过，司马错在秦武王时没有活动记录。秦昭王时，司马错有了多次领兵打仗的记载：

秦昭王六年，蜀侯煇谋反，司马错率军平定了该叛乱，同时震慑蜀地的不安定之人。

秦昭王十六年，司马错担任左更，率军夺取了轵城和邓城。

秦昭王十八年，左更司马错与白起一起率军决断桥梁，攻占了垣城和河雍两地。

秦昭王二十一年，左更司马错攻打魏国的河内，迫使魏国献出了安邑。

秦昭王二十七年，司马错率军从陇西出发，以蜀地为跳板，攻占了楚国的黔中郡。

这个时候，司马错虽然不能说战功赫赫，但出战时都能战而胜之，也是非常厉害的将军了。

司马错后来的战功并没有多出彩，在白起、魏冉两人的光芒掩盖下，可以说是没有什么值得称道的。司马错最大的功绩就是夺取并安定蜀地，使秦国拥有一个富足、安定的大后方，秦军根本不用担心军粮问题。蜀地独特的地势，又成为秦国进攻楚国的基地。除了司马错外，蜀郡郡守若后来也率军从蜀地出发，夺取了楚国巫郡，与之前的黔中郡共同组成新的黔中郡。因此，司马错坚持名实相符的务实作法，为秦国带来了超乎寻常的收益，光凭这一点就足以为人所称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