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城的北门系德胜门、安定门。众所周知城墙的主要作用为防卫工事。而城门则兼具诸多功用——在军事上可防守也可出行；经济上近可连接城区、郊区,远可通达各省区；城门又使城内、外互相影响，互相沟通。明北伐军攻占大都后，改大都为北平，系防御北元南下的军事重镇。由于军事上、政治上的双重影响，明朝对北平城垣进行了南扩，形成了内九门。德胜门立于北垣之西，安定门立于北垣之东，相成犄角之势。

这是一处曾屯兵十余万的军事重地，大将军于谦也曾在此迎战外敌；这是一处充满人间烟火的有情之地，京城百姓在这里繁衍生息，展现浓浓生活味道；这是一处充满故事的文化之地，光阴前行的每一步在这里谱写着迷人的旋律。北城根儿的故事也从这里展开……

德胜门外有条胡同名“校场口”。清代是正黄旗校场，追溯历史，这里也是明代神机营的驻地，北京保卫战中于谦的大营便驻扎在这里。

德胜门外的冰窖口胡同曾有弓箭会馆，明清两朝在这里均设有“兵工厂”专门制作弓箭，制弓军匠集于德胜门外，这些匠户组成了最初的行业“协会”，也便有了会馆，弓箭会馆在20世纪初还有遗迹尚存。

北墙根童趣

京城北垣内，明代还设有日中坊、金台坊、灵椿坊、崇教坊等。“坊”相当于如今的街道办事处。元大都有50坊。明洪武元年（1368年）徐达将北城垣南移，缩其城之北五里，城区不到原来的2/3。据《日下旧闻考》卷三十八《京城总纪》记载，当时只有23坊，城东部属大兴县，西部属宛平县：“五云坊、保大坊、南薰坊、澄清坊、皇华坊、贤良坊、明时坊、仁寿坊、思诚坊、明照坊、蓬莱坊、湛露坊、昭回坊、靖恭坊、金台坊、灵椿坊、教忠（坊）、居贤坊、寅宾坊、崇教坊，以上二十坊属大兴县。万宝坊、时雍坊、阜财坊、金城坊、咸宜坊、安富坊、鸣玉坊、太平坊、丰储坊、发祥坊、日中坊、西城坊、（积庆坊），以上十三坊属宛平县。”这些坊名和区划大多沿袭故元大都旧名、旧地。明成祖改建北京，将南城垣向外推展二里，城区经调整后计有28坊。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筑北京外城，其内划分8坊。由此证明北京内外城计有36坊，规模更加扩大。由于北城垣重要的防守作用，这里的“坊”大多驻守官兵，与城外的三大营成为表里之势。

清军移鼎北京后，实行了“迁汉”计划，也就是将不在旗的民族人口迁往外城。北京内城成为了八旗军的驻地，由都统分别管辖。当时的北垣一带为两黄旗驻地。由此可见，京城北城墙之地的重要性，因为两黄旗和正红旗被列为上三旗，由皇帝亲领。在当时，正黄旗驻地为德胜门里，镶黄旗驻地为安定门里，两黄旗以今天的旧鼓楼大街及地安门外大街为界。这样的部署，让当时的清政府成功解决了内外蒙诸部的问题，将北边之患抑制。隐患除去，德胜门、安定门的军事任务仍旧相当突出，东四旗（镶黄旗、正红旗、镶白旗、正蓝旗）的炮兵部队和修造厂便驻扎在安定门里，合称内火器营，民间称之为“炮局”。时下，这也是安定门里“炮局胡同”的由来。如今地铁10号线也有一站叫火器营，这里的火器营是清廷的精锐部队所在，从地理位置上看，两营远可攻近可守，共同拱卫着京城。

果子市

在中国近代史中，安定门也留下了“不怎么是滋味”的一笔。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北京地区打响了张家湾之战、八里桥之战和安定门之战。张家湾、八里桥失守后，英法联军兵临北京城下。清军统帅瑞麟集结诸路退军与联军对阵于安定门外。这时，联军补给不至，弹药耗尽，已经失去了进攻能力。

联军原准备利用大运河中的船只运输军用物资，可诸船已经南返，临时征用民船，发现各船户自行“坚壁清野”。联军的水运计划落空，只能从陆路运输。沿途马户、车户同样给出闭门羹。无奈之下联军的骑兵变成了步兵，步兵变成了运输兵，向安定门前线赶运粮草、军火，动作迟缓。瑞麟不乘机反攻，反而按兵不动，等待留守京师的恭亲王奕?和谈。

和谈旷日持久，联军得到了补给机会，立即发动进攻，瑞麟退入安定门内。内火器营的炮兵已列队北城垣，炮位甚多、火药充足，完全可以“凭城一战”。可是瑞麟怯战，遵奕?之命交出了安定门。英法联军由安定门进入了北京，也便有了后来的“城内之盟”——《北京条约》。

不知何故，清帝退位时没有向民国政府移交“钟鼓报时”之责，北京城中的晨钟暮鼓仍由紫禁城中的小朝廷管理。1924年国民军逐溥仪出宫，钟鼓报时也就随之不存了，取而代之的是“午时鸣炮”。

北洋政府“午时鸣炮”令人费解。只要不是阴天，“立竿见影”就能准确测出中午12点，实在不用劳官方鸣炮告知。“午时鸣炮”由步军统领衙门掌管，炮位设于德胜门和安定门中间的城垣上，正对着北京城的中轴线。铁炮置于城墙凸起的平台之上，附近居民称之为“炮台”。据北京农科院段先生回忆，炮台下的城墙上镶入一块石碑，正对着鼓楼。石碑的镶入点在城高2/3处，碑上有文字。从城上、下看这块碑的文字，均可清清楚楚。60年代拆城的过程中，此碑不知所终。

北城垣上午时鸣炮，南城居民往往听不到炮声。于是步军统领衙门在宣武门城垣上也设置炮位，南北齐鸣。宣武门试炮时，震塌了两间民房，在究责过程中，陆军部、内务部互相推诿，最后不了了之。30年代中期，袁良出任北平市长，袁市长认为鸣午炮大可不必，而且费用过高，于是便取消了午时鸣炮的制度。以鸣炮的费用购置了一批立式大钟，分别设置于交通路口。鼓楼前的立钟在1950年代后期犹存。

1950年代后期百废待兴，根据城市建设发展需要，市政当局在旧鼓楼大街北口的城墙上开了个“豁口”，豁口的位置在“炮台”西侧，东邻上城墙的马道。当时的城门还是“晨启夜闭”。旧京关城门时守门的军兵击打响器，有“九门八典一口钟”之说。崇文门外有水运码头，出入城门的人最多，关城门时敲钟，其余八门击典，为的是催促行人尽量加快出入城门的速度，过时不候。

炮局巷

这其实与当时人们对于“神灵”的信仰敬畏也有着直接关系，虽然现在看起来有些迷信色彩，但从文化记忆角度，还需介绍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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