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今的重庆红岩革命纪念馆,有一份珍贵的历史文物,它是2007年才被收入纪念馆的,而且是花了高价买回来的,一买回来就被定性为国家一级文物,一跃成为红岩纪念馆的“镇馆之宝”。
而这份珍贵的历史文物,就是独此一份的《参政员毛泽东在渝市之动态》,诞生于1945年重庆谈判期间。
之所以说它很重要,主要是通过这份记录,让我们发现了一个惊天秘密,那就是毛泽东在整个重庆谈判期间,都是被国民党特务秘密监控的,大到去了什么地方,跟什么人讲话,小到跟人讲话时用了什么手势,吟诵了什么诗歌,都被特务一一秘密记录了下来。
这里有几个问题是,这件文物究竟是怎样“回归”重庆红岩纪念馆,中间经历了怎样曲折的过程?通过这个记录,我们又可以发现哪些鲜为人知的历史细节?关于重庆谈判,还有哪些你不知道的故事?
下面就先从这份文物的曲折“回归”过程开始说起。
▲重庆红岩革命纪念馆
秘密寻回“无价之宝”
2007年5月上旬的一天,重庆红岩革命纪念馆的工作人员突然接到国家文物局的电话,称近期将有一份来自中国台湾的,与重庆谈判有关的珍贵秘密文档,在北京某拍卖公司被公开拍卖。
当时负责处理这件事的工作人员名叫厉华,时任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党委书记、馆长,事后他在回忆这件事的时候,称自己一听说这件事后,立马就跑去向重庆市领导汇报,市领导立马就表了态:“这么珍贵的文物,先买下再说。”
▲厉华
有了市领导的首肯,厉华马不停蹄开始秘密寻回文物的过程,他首先联系到了拍卖公司——北京海王村拍卖公司,与对方协商能不能不公开拍卖,直接私下卖给重庆红岩纪念馆,如果对方答应,这样将是最好的了,省时省力,万无一失。
但出乎意料的是,拍卖公司拒绝了这个请求,称因为拍卖公告已经发出去了,且当时已经临近拍卖日期,不能临时撤销。
如此一来,厉华便只能遵循拍卖流程,代表重庆红岩革命纪念馆,参与此次公开竞拍。不过好在,拍卖公司当时也比较“通融”,非常好心地建议厉华,不要直接到拍卖现场,以防某些不怀好意的海外收藏机构或投资者,借机“哄抬高价”。厉华对此深表同意。
▲工作人员展示珍贵文物《参政员毛泽东在渝市之动态》
于是,2007年5月13日13时45分,拍卖会如期在北京举行了,当时参与竞拍《参政员毛泽东在渝市之动态》的机构,除了重庆方面,还有3家竞拍者,身份不详,厉华当时没有到现场,而是通过手机,与现场拍卖师保持联系,私下参与竞拍。
据悉《参政员毛泽东在渝市之动态》当时的起拍价是10万,如果参照以前的同类纸质文物的市场价看,这个价格是相当高的,不过依然没有打消四家竞拍者的抢购热情。
最终,《参政员毛泽东在渝市之动态》拍卖品,是经过多达11轮的连续加价,才以15.5万元人民币的高价,被厉华竞到,如果加上事后的佣金等在内,《参政员毛泽东在渝市之动态》到手一共花费了大约17.5万元,创下中国国内同类同期历史文献的拍卖天价。
事后,馆里派遣了专业的工作人员,去北京取回了这件珍贵的文物。
▲《参政员毛泽东在渝市之动态》封面
这么一本薄薄的小册子,真的值那么多钱吗?事实上,对于厉华来说,对于重庆红岩革命纪念馆来说,对于所有研究重庆谈判的人来说,它不仅值,而且远远超过这个数目,甚至算得上是“无价之宝”。
首先,据拍卖公司的人透露,这份文物是从前国民党高官陈诚的亲属那里收来的,保证了来源的可靠性;其次,从文物的外观看,上面加了明显的“火漆”,表明其确实来自中国台湾;再次,从册子中所记载的内容、形式、墨迹、印章和纸质等来看,经鉴定确定是原件,是真品。
因此,《参政员毛泽东在渝市之动态》一经“回归”,立刻就被确定为国家一级文物,成为重庆红岩革命纪念馆的“镇馆之宝”,显示出了极高的收藏和研究价值。
通过此次竞拍,既避免了其落入文物贩子的手里,同时也填补了大陆在研究重庆谈判上的一些历史空白,具有高的纪念意义。
▲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抵达重庆
说完了竞拍过程,再说一说册子里的具体内容。
精密记录
这本册子其实不厚,只有40来页,前后不到一万字。从内页看,均为毛笔楷体书写,字迹工整清秀,很明显是事后由专人,根据原始监视报告一一誊写的。
而其原始记录,其实是来自国民党军统特务机构,当时蒋介石曾以“安全保卫”之名,在毛泽东抵达重庆的第一天,就指定宪兵司令部派出了一个特别警卫班进驻桂园。
所有警卫人员都是由国民党当局精心挑选的,他们每天以“工作日报”的形式,将毛泽东等人的一言一行记录下来,上交给宪兵司令部,最后转到蒋介石手中,此举名为保护毛泽东安全,其实是赤裸裸地监视居住。
▲《参政员毛泽东在渝市之动态》内页
根据里面内容看,时间记录从1945年8月28日到9月30日,共计34天,记载极其细致,甚至精确到了某天的几时几分,以及毛泽东出门乘坐的车辆型号、牌照。
比如,特务在8月30日记录:“下午4时45分周恩来乘2189号汽车至桂园,4时55分张部长陪同周乘车赴曾家岩主席官邸”,“下午4时50分毛泽东仍在红岩嘴办事处”,“下午5时15分毛泽东乘国渝2385号汽车至桂园。”
前后不过半小时,特务就详细记录了四条内容,一举一动都没有放过。
▲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曾居住过的桂园,图为修缮后的外观
而且,不仅是出入来往,毛泽东与别人谈话时,所用的动作、手势、语言,也被特务一一记录了下来。
比如在8月28日毛泽东刚下飞机的时候,曾夸奖了重庆的风景,对此,特务是这样记述的,“毛于摄影记者包围下……手指对面山景,自言自语谓:‘青山绿水好风景!’”
再比如在9月6日下午,毛泽东曾到沙坪坝南开中学,访问柳亚子和张伯苓,对此,特务是这样记录的:“9月6日下午4时许,毛等至沙坪坝南开中学,与该校卢教授晤谈,并访张校长伯苓,与卢教授谈话时,其夫人出与毛握手谓:‘毛氏之风采,足可为一国之领袖!’”
几乎毛泽东说的每一句话都没有被放过。
▲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曾在此住宿40余天。图为复原陈列的毛泽东办公室。
补足历史空白
时隔几十年,人们再次看到这份小册子,惊叹之余,也为毛泽东的弥天大勇感到敬佩,同时通过这份小册子,我们也侧面补足了一些关于重庆谈判细节研究的历史空白。
比如在重庆谈判期间,关于毛泽东有没有去过曾家岩50号的周公馆,在此之前,各方争论不休,有些当事人回忆说去过,有些人则说没有去过,各执己见,均拿不出实际的证据。
而这份文物恰好提供了相关的强有力佐证,证明毛泽东当时不仅去过,而且前后去了不止一次。根据《参政员毛泽东在渝市之动态》的记载,
9月3日:下午五时十五分,毛、周、王等乘1247号汽车至曾家岩五十号约二十分钟返桂园; 9月11日:下午二时二十分,毛、周、王三人乘2832号车由曾家岩来桂园; 9月12日:下午一时○五分,毛与王、龙三人乘该车去曾家岩五十号; 9月28日:上午十二时,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及其随员等七人乘国渝2832、1247号两辆小包车来桂园,午后三时许,彼等乘原车去曾家岩五十号,闻系毛氏等召见某领导人(甚为秘密)约半小时,毛氏等即乘原车返化龙桥红岩嘴办事处。
▲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和蒋介石
再比如,关于毛泽东在重庆谈判期间的工作日程,从这份册子看,是极其繁重的,总是忙到半夜才回到桂园休息,经常工作到深夜,甚至是第二天凌晨。
比如在8月31日这一天,根据《参政员毛泽东在渝市之动态》记载,毛泽东是从上午接见张澜等人开始忙,一直工作到午夜1时,才一身疲惫地回到红岩村睡觉,工作量非常地大。
再比如在9月21日这一天,根据《参政员毛泽东在渝市之动态》的记载,毛泽东又是忙到凌晨1点,才返回住所。
“下午9时45分,毛泽东偕王若飞、王炳南及其随员等7人,分乘国渝1247号车与5645号吉普车至桂园,该1247号旋驶上清寺于11时55分接周恩来至桂园,旋毛氏偕周恩来、王若飞、王炳南及随员等乘原车往嘉陵新村白部长公馆至深夜1时许返红岩嘴。”
▲重庆谈判期间的毛泽东
如此繁重的工作量和紧张的工作情绪,毛泽东当时一直坚持了40多天,这对身体和精神都是一种极大的考验。
事实上,在毛泽东结束重庆谈判,返回延安的一个月后,大约是1945年11月中旬,毛泽东曾因患病而住进了医院,从11月中旬到12月中旬,整整病了一个月。
次年1月初,苏联方面还特意为毛泽东的病,派来了几名医生为他进行诊治和调理,事后证明,这就是因工作过度紧张和劳累而导致的神经衰弱症,与重庆谈判期间的高强度工作有很密不可分的关系。
不过即便如此,从事后的照片看,从毛泽东的神态上,我们看不出任何异样,甚至一丝疲惫,甚至坊间还流传了不少关于毛泽东机智应对记者“发难”的精彩故事。
▲重庆谈判,毛泽东和蒋介石
据说重庆谈判期间,有一次毛泽东参加一场讲演会的时候,他妙语横生,慷慨激昂,激起了现场雷鸣般的掌声,不过中间也发生了一个不太愉快的小插曲。
有人曾故意向毛泽东提问:“假如此次和谈失败,国共再度开战,毛先生有无信心战胜蒋先生?”
这是一个很尖锐且不太友好的问题,当着那么多人的面,毛泽东是如何巧妙回应的呢?
他说:“先生讲的只是一种假设,这个问题不大好说,总之我们也做过最坏打算。至于我和蒋先生嘛,蒋先生的‘蒋’ 字,乃是将军的“将” 字头上加了一棵草,他不过是一位草头将军而已。”
说完,提问者继续“穷追不舍”:“那么,毛先生的‘毛’字,又该作如何解释呢?”
毛主席当即朗朗笑答:“我这个‘ 毛’字,可不是毛手毛脚的毛,而是一个反‘手’,反手即反掌。意思就是代表大多数中国民众意愿和利益的共产党,要战胜代表少数人利益的国民党,易如反掌!”
此言一出,全场掌声雷动,毛主席随机应变,用自己的智慧和幽默,化解了一个尖锐的“危机”,展现出了出色的个人魅力。
后来民间还曾流传着一首关于此事的打油诗:“将军头上一棵草,二人骑在石头坡(即‘介石’),反手英雄打天下,解放全国唱凯歌。”
关于重庆谈判,我们熟知的是《双十协定》以及毛主席等人的谈笑风生,但我们看不到的,是毛主席等人曾为此付出的巨大努力和牺牲。
蒋介石派人对毛主席等人监视居住,毛主席对此难道一无所知吗?
恐怕不是的,我党的情报工作当时也是非常出色的,毛主席对此不可能毫无洞察,但他丝毫没有因此而忌惮或退缩,反而一如既往地保持高强度工作,默默承受心中的重压。
时隔几十年,当那份珍贵的文物“重见天日”的时候,我们看到其中密密麻麻的文字记载,才更加深刻体会到毛主席当时曾是怎样的弥天大勇,令人为之无限感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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