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余秋雨

《文化苦旅》出版已经三十年了。今天这一版，带有纪念性质。

三十年来，这本书的印刷量，实在无法统计。

有趣的是，经常有不少重要人物拿出早已读旧了的这本书要我签名，我一看，几乎都是盗版。据有关部门早年的调查，此书的盗版本，是正版的整整十八倍。

面对这么庞大的读者群体，我为自己作为一个华文作家而深感自豪。沧海星辰般的黝黑眼神，注视着自己笔下流出的那一些汉字，这是世上其他文字的写作者无法想象的盛景。

然而这种自豪又牵连出了一种心理亏欠：我一直没有把这本书的背后故事告诉读者。以前总认为文本就是一切，文本之外的事情即使再重要，也只该藏在作者心底。现在看到几代读者超常的热情，就明白自己不必那么矜持。那些重要的背后故事其实也是《文化苦旅》的一部分，很多读者可能都愿意听听。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我被推举为上海戏剧学院院长，还担任几所著名大学的博士学位答辩委员会主席。本来，我很可以在这样的位置上延续风光，安适度日，却遇到了一个精神裂谷。

就在这时，我读到了英国哲学家罗素（Bertrand Russell）对中国的论述。罗素曾在上世纪二十年代初到中国考察，当时的中国，备受欺凌，一片破败，让人看不到希望。但是，这位哲学家却说：进步和效率使我们富强，却被中国人忽视了。但是，在我们骚扰他们之前，他们还国泰民安。

说实话，读到“在我们骚扰他们之前，他们还国泰民安”时，我有点鼻酸。因为这个判断恰恰来自于那个向中国发动鸦片战争的国家，这个论点重新描绘了历史图谱。

其实罗素对中国历史了解不多，却显现出如此公平的见识。这种态度具有巨大的诱惑力，催促我必须为自己的文化做一点事。

于是，我决定摆脱已有的名誉地位，辞职二十三次终于成功，单身来到甘肃高原。当时宣布的目的是“穿越百年血泪，寻找千年辉煌”。而我内心的目标却更加艰深，那就是让中国人找到“集体文化身份”。这件事，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斗士们没有做，因此使那场运动比不过欧洲的文艺复兴。

若有可能，我还想在文化考察中来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罗素说“如果中国愿意，它能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民族”？

要说服自己和别人，理由必须感性、具体的，而不能用套话、大话自欺欺人。因此，我独自在沙漠里行走，去寻找一个个伟大的遗址。而且，首先必须是文化遗址，因为罗素说了，“文化最重要”。

寻找遗址，就像拉着一批批不信任我们的人来到曾经发生过事情的现场，用实地、实景、实迹，让他们不能不驻足。

多数遗址一定已经荒落，那就给过去的伟大加上了悲怆。悲怆的伟大更加伟大，因为它们承载着历史的重量。

我会在伟大和悲怆之间不断掂量，看看有哪些遗址还能让今天的中国人心头一热。

当时，多数同行都拥挤在出国、升职、下海的闸门口，而我却背过身去，成了一个“逆行者”，披着一件薄棉袄，穿着一双旧胶鞋，在无人的荒野间细细寻觅。

终于，在一间间乡村小旅馆，我用竹竿圆珠笔开始记述。一些今天的读者非常熟悉，而当时的读者大多陌生的地名，如都江堰、鸣沙山、莫高窟、西域喀什、上京龙泉府、黄州赤壁、青云谱、承德山庄、宁古塔、平遥票号、天一阁、岳麓书院、西江苗寨等等，一一郑重地出现在我的笔下。

随之，拜水文化、西域文化、异族文化、魏晋文化、石窟文化、流放文化、晋商文化、藏书文化、科举文化、书院文化、两难文化、废墟文化等等，也逐一被勾勒。与这些文化相关，我又恭敬地请出了许多飘渺的身影。

这些地点，这些文化，这些身影，以前虽然也有史籍论及，但几乎都没有被完整地描述过。这也就是说，我完成了一次首创意义上的“文化踩点”。这些点，埋藏着中华民族的精神穴位。

我在寻找这些点的过程中，往往既惊讶，又含泪。相信多数华人读者也会有近似的心理反应，因此我写作时采用了一种心灵对话的诗化文体。唯有诗化，才能把历史、遗址、作者、读者一起带入一种难舍难分的至美境界。

当这些在小旅馆写的文章以《文化苦旅》的标题在巴金主编的《收获》杂志发表并出版后，形成了远远出乎意料的轰动。惊人的印刷量，那还是指大陆，而更让人诧异的，是全球华文世界的超常热情……

当年出行，是为了寻找古代的脚印。现在，又要寻找当年的脚印了。

这本书，就是三十年前的脚印。

突然想起我写的几句诗，与这些脚印有关——

路途荒凉，

我无鞭无缰，

却听到远年的马蹄细碎，胡笳低响。

唐诗的断句总有点凉，

原来沙地都是未化的霜。

其实我大半辈子的人生路，都是这样走过来的。

余秋雨于辛丑年秋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