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12月，毛主席指示特赦管理所中所有在押战犯，管理所中头号顽固分子黄维总算迎来了新的生活。

功德林战犯管理所改造了大批的国民党战犯，其中不乏有杜聿明、宋希濂、王耀武等中高层将领。他们面对改造，一开始也是拒不配合，甚至抵抗，但是经过一段时间我党推心置腹的照料，他们慢慢放下了防备心，开始积极配合改造，仅用了10年时间，就完成了改造，并且成为了第一批特赦战犯，去拥抱全新的中国。

但是在管理所中有一个顽固分子，改造他足足用了27年，而他就是国民党第十二兵团中将司令黄维。

黄维作为一个出了名的老顽固，从他被俘的那一刻，他就开始极力反抗。当时收容所登记被俘人员名单时，黄维就给自己编了个假的身份，说他叫方正馨，是85军军部上尉司书。不过黄维这纯粹就是自作聪明，因为他这谎言根本骗不了工作人员，工作人员用了没多久就将他的身份给查得明明白白。

黄维不愿意配合改造主要原因是他的思想一直处于一种“君子不事二主”的执着，再加上他自命清高，所以他总是以沉默、不配合去对抗管理所的改造工作。

有一次，管理所其他改造良好的战犯们坐到了一起，开始批评黄维对改造的态度。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地劝黄维赶紧配合改造，争取早点出去过新生活。

可是黄维对其他战犯的批评压根不往心里去，他只是闭着眼睛坐到那里一动不动，等到没人说他的时候，他才睁开眼睛，然后屁股一歪，放了个屁。

众人看黄维是这个态度，感觉他们是在对牛弹琴，于是也不再劝他了，纷纷起身离开了。而黄维则笑着说道：“放屁是生理原因，谁都控制不住，你们要是多想的话，我也没办法。”

还有一次黄维和战犯们打了起来，那时管理所组织各个小组的战犯们学习国民党压迫中国人民的书籍。学习小组副组长董益三在台上读，作为组员之一的黄维非常反感，便当场开始对共产党出言不逊。

黄维的态度遭到了组员们的指责，董益三要求黄维必须写一篇检查，深刻检讨自己的错误。针对这个处罚，黄维并没有说什么，而是午饭后趴在桌子上写着什么。这时学习小组的另一组员梁培璜走到了黄维的身后，想看看黄维在写什么。作为顽固分子的黄维，他当然不可能老老实实地去写检查，而是在纸上写道：“龙游浅水遭虾戏，虎落平阳被犬欺。”

梁培璜看到后，瞬间急了，指着黄维吼道：“你说谁是狗？你给我说清楚！别在这阴阳怪气！”

黄维仍旧是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态度，说道：“我又没说你，是你自己对号入座的，关我啥事。”

黄维和梁培璜的争吵引来了不少战犯围观，正在午睡的副组长董益三也被吵醒了，他起身来到了黄维身边，想要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

董益三看到黄维写的内容和黄维无所谓的态度后勃然大怒，抬起手就给了黄维一耳光，并且嘴里还骂道：“我打死你这个顽固分子！”

黄维没想到自己会挨打，他反应过来以后，直接扑向了董益三，和董益三在地上扭打了起来。

闻讯而来的管理员制止了冲突，事后对董益三做出了批评，而对于黄维只是让他加强学习。虽然管理员的宽大处理让黄维非常意外，但是他还是不服气。他后来又整了一出撕书当厕纸的戏码，被同组组员以“侮辱革命”告到了管理员处，幸亏管理员高情商化解了这一事件，不然黄维估计又得挨揍了。

虽然黄维非常的顽固，但是人心毕竟是肉做的，他后来还是转变了对改造的态度。

1952年4月，黄维身上的五种结核病突然一起爆发，引起腹部水肿，肚皮涨得非常大，管理所立刻就把他送到了复兴医院治疗。

为了救黄维的命，国家花了好大的功夫才从国外买到链霉素，最终才将黄维给救了过来。

虽然当时国家处于困难时期，但是为了让黄维的疾病痊愈得快些，仍然在黄维住院期间餐餐给他提供肉蛋奶，并且安排医护人员对他提供无微不至的照料。也正是因此，黄维顽固的心理防线也出现了松动，他开始意识到新中国是真心实意地接纳他，并不是做做样子。

1956年开始，管理所开始组织战犯们外出参观新中国的发展，在此期间，黄维见识到了国内许多工厂和大桥等建筑，看着新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黄维开始反思自己，并燃起了对新生活的期盼。

虽然黄维已经不再抵抗改造，但是此时的他仍旧不想抛弃对国民党的忠诚，也正是因为他这种左右为难的心理，所以对黄维的改造进展非常缓慢，管理所用了27年才将他改造好，在1975年最后一次特赦时才被释放。

离开管理所后，黄维一边继续研究他的永动机，一边为国家统一做贡献，并且担任了全国的政协委员，直到1989年突发心脏病在北京逝世，享年85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