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流域，资源丰富，尤以河套地区为盛，历代皆有民谚相传：“黄河百害，唯富一套”。《明史纪事本末》中亦云：“河套周围三面阻黄河，土肥饶，可耕桑。密迩陕西榆林堡，东至山西偏头关，西至宁夏镇，东西可二千里；南至边墙，北至黄河，远者八九百里，近者二三百里。”

河套，指内蒙古和宁夏境内贺兰山以东、狼山和大青山以南黄河流经的汉族地区，因呈“几”字形，形似套状，故名“河套”。

《明史纪事本末》中言其”土肥饶，可耕桑“，但这不过是河套地区的优势之一，因境内黄河水流平稳，有湟水、洮水、洛水等众多水系汇聚，令河套两岸形成一片广袤的冲积平原，土地肥沃，水草丰盈，可耕可牧，是中国粮食产量最高的地区之一，也是中国最重要的产马地区之一。

西汉，汉武帝时，卫青出云中，败匈奴楼烦、白羊二王，占河间，即河套。后于此筑城，屯田、养马，成为汉军的军事基地。

河套地处战略要地，又资源丰富，故从古至今，都是兵家必争之地。西夏时，李元昊就是因为得据河套，方能大展宏图，历经数战，屡败宋军、辽军，奠定下宋、辽、西夏三分天下的格局。

李元昊，西夏景宗，西夏王朝开国皇帝，曾助唐僖宗平定黄巢起义，赐为李姓，后称帝，建立西夏，定都兴庆。

粮食和战马，都在河套地区有所产出，而且产量不低，故自西夏政权成立以来，河套地区就一直是其最核心处。不过，虽然河套盛产粮食，人均粮食产量自古至今都是中国最高的水准，但由于西夏类似于”先军政治“的国策，在李元昊”我不吃，我不喝，我就要马“的意愿下，西夏王朝时期，畜牧业十分发达，西夏朝廷还专门设立群牧司以管理，而农业的情况却不容乐观，在当时，为保证战马，民间竟然出现粮食紧缺的现象。

先军政治，指一切以军事工作为先，一切以军事工作为重，即“没有糖果可以活下去，没有子弹就不能生存。”

李元昊之所以如此重视战马，是因为在当时，骑兵仍是可以主导战场的一股力量，只有保证战马，才能保证西夏军队的战力，这也正是李元昊“先军政治”的体现。西夏时期，李元昊整编部落，实施兵民合一，十五岁以上、六十岁以下即为丁。战时，出丁助阵，闲时，从事生产，他们自备武器，战马和骆驼，自带粮食，作战时随点集而至，战力不容小觑，其中的骑兵队伍甚至还曾在战场上战胜过以骑兵称雄的辽国。

《西夏书事》中载：“元昊立制，率二丁取正军一人，每负担一人为一抄。负担者，随军杂投也。四丁为两抄，余号空丁，原隶正军者，得射他丁为负担，无则许射正军疲弱者为之故壮者得正军为多。”李元昊将强壮的兵丁编为“正军”，体弱者编为辅助兵，就这样共计编制出五十万部落兵。

先军政治的影响下，西夏的冶铁业也十分发达，北宋《太平老人·袖中锦》中言：“契丹鞍、夏国剑、高丽秘色，皆为天下第一，他处虽效之，终不能及”。

除正军外，李元昊还建立专门掳掠奴隶人口的“擒生军”，共计十万，三万精锐，七万副兵。此外，又建宿卫军，选取善于弓马的五千人，皆是西夏大族子弟，号为“御园内六班直”，分三蕃宿卫王室，既是护卫，亦是人质，李元昊就是以此控制各部落首领、贵族。

整编后，李元昊为便于掌控大军，还设立十二监军司，即：“左厢神勇、石州祥佑、宥州嘉宁、韦州静塞、西寿保泰、卓啰和南、右厢朝顺、甘州甘肃、瓜州西平、黑水镇燕、白马强镇、黑山威福”，和如今的军区有异曲同工之妙，诸军中并设都统军、副统军、监军使一员。以贵戚豪右领其职，余指挥使、教练使、左右侍禁官数十，不分蕃汉悉任之。

李元昊极为重视军事，这才让他在三川口之战、好水川之战、麟府丰之战、定川寨之战这四大战役中，一举歼灭宋军西北数万精锐。

然而，庞大的兵力，和全民皆兵的政策，令西夏民间遭遇到粮食短缺的危机。据有河套，粮草丰厚的西夏之所以会面临此等局面，一是因为李元昊和北宋、辽国之间战事不断，李元昊一心战事，不愿开垦荒地，开仓放粮，要将国库之粮尽数以为军用。二，李元昊重视战马，曾下令，蓄养马匹的马场所在，不准耕种。三，李元昊组建”擒生军“，就是为在粮食、资金不足时，劫掠他国，但北宋利用寨堡据守，令李元昊无法抢掠，”擒生军“所到无功。

这样一来，西夏的粮食便开始紧缺，特别是民间，已经开始断粮，但李元昊对此不管不顾，因为他的先军政治，正令其在战场上所向披靡。而后，西夏和宋、金、蒙古交战两百余多年，西夏在战场上威风，却民心浮动，内部难宁，最终于蒙古铁骑下覆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