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黎荔

1996年9月，著名史家唐德刚在台北《传记文学》发表的《中国国家转型论提纲》率先提出两百年出“三峡”说，认为中国政治社会制度的第一次大转型是在两千多年前，发端自公元前4世纪“商鞅变法”，至汉武帝和昭帝之间，实现了从封建转帝制，前后经过了三百年才最终完成，他认为从晚清到如今，发端于鸦片战争之后，出现了中国政治社会制度的第二次大转型：

“这第二次大转型是被迫的，也是死人如麻，极其痛苦的。这次惊涛骇浪的大转型，笔者试名之曰‘历史三峡’。我们要通过这个可怕的三峡，大致也也要历时两百年。自1840年开始，我们能在2040年通过三峡，享受点风平浪静的清福，就算是很幸运的了。……不过不论时间长短，‘历史三峡’终必有通过之一日。从此扬帆直下，随大江东去，进入海阔天空的太平之洋……”

他自称这是“积数十年治学与教学得，对祖国历史，和国族的前景，所作的粗浅的认知和‘大胆的假设’。”三年后，他在另一文中进一步发挥这一观点：

“过去五千年的一部中华通史，实是一部‘帝王专制史’；而今后五千年（至少一千年吧）的中华通史，将是一部‘民主政治史’。此一转变，实是任何人力、物力，皆不能逆转者也。这就是吾人所谓的历史的‘必然’。但是‘帝王专制’，所牵涉的非‘帝王’一人而已也。它是个政治社会文化相互配合的特殊制度的集体运作。也是一部统治机器的有效操纵。‘民主政治’亦然也。它是一种制度；也是杜威、胡适师徒，口口声声的所谓‘民主是一种生活方式’是也。所以从帝王专制，要转变成民主政治，不可一蹴而几。二者要从政治经济转型开始，而一转百转，要全部转完，实非数百年不为功也。”

“两百年出三峡说”，因为收入《晚清七十年》一书开篇而广为流布，引起相当的关注。2000年6月，两位与唐德刚同时代的知识分子，1920年出生的许良英先生与1923年出生的李慎之先生之间对此有过一番讨论。李先生认为按照两百年出“三峡”说，还有四十年，也不算太长。研究自然科学史出身的许良英先生则有不同看法，认为“历史的变化，常常是难以逆料的。……促成历史发展的因素是很复杂的”，他不相信历史可以预见，而是深信 “‘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和人心不可悔”。

其实，唐德刚先生记录的张学良口述历史，其最大体会是：原以为张学良老谋深算，哪知他任性而冲动。作为史家，唐德刚先生深知历史不仅有其“必然”，更有不可预测的“偶然”或“变数”。他曾当面对张学良说，西安事变改写了中国历史，也改写了世界历史。那就是历史中的“偶然”。历史就是由“必然”与“偶然”相互激荡而成的。因此，“历史三峡”论，本非定论，因为，历史总是机会与变数同在，反方向的偶然和正方向的偶然，都有可能存在。谁又能预测刚才未来的变数？前方仍然层峦叠嶂，前方仍然不知深浅。

2009年10月26日，一代史家唐德刚先生走了。对于1920年出生的他来说，无疑是生逢乱世，历史在他不只是安身立命的职业，而且包含了他的人生经历和生命体验，他不仅身历军阀争战、国民革命、抗日战争、国共内战等一系列大历史，而且与李宗仁、顾维钧、张学良、胡适等许多历史的创造者有近距离的接触，他笔下的历史是活的，里面有他自己的生命亲证，那些曾与他血肉相关的时间早已沉淀在里面，其中混合着他的呼吸和心跳。引人深思的“三峡史观”既是他的读史的心得，也是他阅世的总结，融汇着他的生命情怀。与国族同忧乐的一代史家，奉献出了这一“大胆的假设”，留给我们这些后人去“小心的求证”：“一个新的政治社会体制之建立，除旧布新，完成一个适合自己的定型，不断改进实践，非两三百年不为功”。

从晚清到民国再到当代，期间确实九曲十八弯，风起云涌，波澜壮阔，但总体趋势是在不断向前。时光之流，浩浩荡荡，今天中国“巨轮”仍航行在两岸连山、重岩叠嶂的“三峡”之中，甚至是穿行在“历史三峡”的关键之处。我相信，虽然同样处于穿越历史三峡的转型时期，但中国之今日绝不会等同于法兰西的十九世纪。我们唯一可做的，就是一点点努力，让我们所处的时代——这时间上的家园，成为最好的时代。三峡过尽，实验告终；国有定型，民有共识，始可重享太平。之前却往往是“新居未建，而故居已拆”，社会混乱，矛盾突出，过去的已经过去，到来的尚未到来，一代乃至数代人在新旧交替之间魂飞魄散、一唱三叹。

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何日过重山？到那时，“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我多灾多难的中华民族，可扬帆直下，随大江东去，进入海阔天空的太平之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