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涂文学 宋晓丹 刊名：湖北文献 卷期：第154期 出版时间：2005-01-10
二、张之洞倡导的商业与商务机构及商会的嬗变
在一个长期封闭的农业社会，儒家思想的重农轻商观念桎錮了封建统治者和大多数儒家官僚的思想和行动。「只是到了十九世纪中叶，当西方工业革命终於以雷霆万钧之力推动其世界征服运动进入一轮新周期，而中国內部也开始出现了王朝统治危机之时，內因和外因才达到一个交会点，开始逐渐影响中国歷史发展的转向」。「西方殖民主义入侵……现代资本主义的扩张运动，……中国被捲入世界发展的大潮之中」。[1]
面对国门洞开，洋货倾销的局面，国人的危机意识日益增长。张之洞从商品经济的迅猛发展和商业竞爭日益激化的形势中，形成了自己的商战思想，以期发展本国的商务，发挥商战的能力，俾能挽回利权。同时，这种危机感和张之洞的思想觉醒也刺激著最高当局的神经。军机大臣光绪二十四年（一八九八年）六月初七日奉上諭寄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刘坤一：「振兴商务，为目前切要之图」。「泰西各国，首重商学，是以商务勃兴，称雄海外。中国地大物博，百货浩穰，果能就地取材，讲求製造，自可以暗塞漏卮，不致利归外溢。著刘坤一、张之洞拣派通达商务，明白公正之员绅试办商务局事宜，先就沿海沿江如上海、汉口一带査明各该省所出物產，设厂兴工，果使製造精良，自能销路畅旺，日起有功」。以期逐渐推广，驯致富强。[2]
张之洞认为「商务乃今日要政」[3]，「农、工、商三端事本相因。……至劝工因属要义，然工艺一道，官不能劝工，惟商能劝工耳。若此一货销路快，运商多，则工艺自盛。若无运商，无销路，则工亦安从劝哉？」[4]这是中日甲午战爭以后，洋务派重点致力的军事现代化以图保国维护统治的强国梦破灭后的清醒认识。
所以张之洞的办法是於汉口设立商务局，以鼓舞联络上游川、陕、河南、云、贵、湘、粤等处工商为要义。与刘坤一在上海办商务局「隨时知照」，「联络一气」，提出八条措施：一曰启发（办商报、商会、商学以启发商智）；二曰倡导（製造土货需用机器，官筹资並借商款先设数厂，令华商观感，起示范作用，见有成效，自行仿行）；三曰合力（商务必集公司方能大举，一省商力不足，合他省以益之。即资源和生產销售者优势互补，在武汉一带设栈或设机厂）；四曰塞漏（与在內地设厂製造土货的洋商合办，「即免占我全利」，並可「学其工艺」）；五曰祛习（明定赏罚，去除偷工减料，掺杂使假，集股作骗等等恶习）；六曰保护（凡曾倒塌之商，令登商报，使远近感知，不准再更名充商贸易，以保护客商的利益）；七曰体恤（税厘方面提供优惠政策，新製土货可以抵制洋货的，减免税厘，定明专利年限加以保护，不准他商仿造。张之洞曾批准华商宋煒臣创办的汉口燮昌火柴厂享有十年专利）。八曰奖励（对创机厂曁捐资兴办商报、商会、商学及在外洋学成工艺回华可资实用者，奏明请奖）。「总之不外於抵制洋货、依仿洋式、借助洋师之义」。[5]在这里，张之洞已有了提高华商及土货团体竞爭能力与洋商进行商战的意识。
一八九九年，张之洞在汉口创办《商务报》。一九〇二年，他又在汉口创办商务学堂。
张之洞曾说，「华商性情，但以袭故套，图小利为事，而惮於求精。」[6]又说，「看以后时势，中国岂能以兵存，仍是以商存耳。」[7]所以，张之洞对湖北商人一方面劝导，一方面奖进。他在武汉创办博览会、劝业场，提倡外贸，其目的，就是期望商人破除旧习，具有世界眼光，发挥商战的能力，俾能挽回利权，地方更臻繁盛。他给湖北武汉人民带来的是用现代商业的眼光通过商战走出內部商业迴圈格局而走向国际商场。他的这种志愿，在湖北十数年如一日地坚持。
湖北武汉商品会展经济，实自张之洞始。武汉地区未成立商会之前，商人多自谋生理，彼此不相闻问，虽有所谓「八大帮」的行会，也只是各行业內部的组织，行会之间的互相沟通很少。而与农工联络的机关，久无所闻。所以商品不能日精，土货输出者日少。自从一八六一年汉口闢为对外通商口岸后，外国商品涌入武汉三鎭，小至针钉、火柴、大至机器、轮船，都是洋货的天下。为此，张之洞创办了武汉最早的商品博览会，以驱动湖北武汉实业界参与国际竞爭，振兴地方经济。
一八九八年（光绪二十四年），张之洞箚江汉关道开办汉口商务公所，建「宽敞明洁之屋」，採取湖北地產所有各物曁人力所成各货凡有益民用可以贩运远方者，在公所「分別陈列，標明生產地方，价値、运本」，供中外商人参观订货。专派坐办常驻经理其事，同时令各帮大商公举董事数人入局协同经理，隨时会议，並邀请有阅歷的行商坐贾常来公所评论商榷，比较物產之精粗，工艺之优秀，考求採制配用新法，以提高质量，扩大销售，佔领市场。相机推广，筹本集股，购制运销等具体商业活动，统由商人自行筹办，政府不揷手。而维护正常的交易秩序，搜询提供外省外洋商品及质量资讯等服务性的工作，「则稟官为之主持照料」。在这里，张之洞已经把商品展览会的政府组织服务工作与商人的具体业务行为划分开了，成为后来者效仿的样板。
一九〇二年（光绪二十八年），张之洞又在武昌城兰陵街（今解放路）创建两湖劝业场。当时，北京、天津建有劝业场。武汉的两湖劝业场规模宏大，与北京、天津劝业场成鼎足之势。
张之洞在《箚委高松如等会同承办劝业场工程》中指出，「照得各国都会地方，多设有劝工场及商品陈列所，聚百货於其中，分行罗列，以类相从，物標定价，听人观览购取。工者价昻而售速，劣者价贬而滯销，彼此相形，自生激励」。[8]他办劝业场的目的，就是「以开风气」，增强国產商品的竞爭能力。
两湖劝业场设在省城长街（今解放路，兰陵街为长街的一段）三佛阁迤南路西一带，原属两湖书院的產业，南北长二十三丈有奇。东西深五丈有奇。它旣是展览馆，又是大商场。內分三个主要展厅。一为內品劝业场，分类陈列本省各州县和武汉地区人工製造品。一为外品商业场，招商陈列適於民用的外省和外国各种货物、机器。一为天產內品场，陈设湖北、湖南两省各种土產、五金矿质、煤炭各项，有用之土石泥沙，以及各种穀、果、茶、麻、油、漆、竹、木、药材、皮革、骨角、毛羽等，以备外省及外国人游览，考辨採取，製造借用。「內品均以劝工，外品均以劝商，天產內品均以统劝工商兼可劝农。此项建造之劝业场，专备工商各业陈设各件，断不收取房租地租。」[9]劝业场內又设了南北两场，每场门面七十九间，场前场后又摆摊四十二处，凡入场经营者，完纳租金，专售国货，標明定价，公平交易。张之洞此举开风气之先，有力地促进了武汉三鎭的商务发展，拓展了武汉商品市场。
其后，一九〇九年十月二十八日至十二月十二日（宣统元年九月十五日至十月三十日），继张之洞之后的湖北总督陈夔龙「为协赞南洋赛会、奖进商业、鼓励商材」，又在武昌文昌门外乙、丙两栈组织了「武汉劝业奖进会」，以更大的规模组织商品展览和销售。会场占地十亩，物品按类陈列，计五大类，分天產品（稻穀、杂粮、蔬菜、药材、矿石、竹木之类），工艺品（竹木器、手工、机器、陆军器械、服装、金饰玉器、铁床籐椅、绸缎布匹之类），美术品（精细之雕刻、华美之磁器及苏织湘绣、花卉、人物之类），敎育品（图画仪器、化学原料、体操器械、手工製品之类），古物参考品（古玩玉器、字画珠宝品类最多，余如翡翠瓶、花盆、万年青、珊瑚树、吉庆牌、朝珠、宝石、翎顶、烟瓶各物、汉唐以下古铜器曁先贤眞跡字画等）。会场系西式楼房，两旁平房亦招有商店营业。会內定章，凡购物者先付半价，交由会计处给予收条，俟闭会后十日內将价交清，取物出场」[10]又设直隶、湖南、上海、寧波四个展馆，还设在汉阳兵工厂等七个特別陈列馆。这次较大规模的展览销售会推进了湖北、武汉的工商百业，营造和扩大了武汉市场。当时汉阳兵工厂的兵器、刘泰昌的轧花机件、陆军工厂的皮靴、武昌製革厂的皮箱、武昌製麻局、武昌工艺实习厂、汉口劝工厂和一些私营厂店的產品都很精良，颇受顾客欢迎，並获得奖牌。一九一四年六月二十日，巴拿马赛马场开幕。其陈列物品均用玻璃箱橱柜装盛，分为三部：一为敎育部，陈列各学校出品，尤以女生手工山水人物图画绣花各件最引人注目；二为工艺部，陈列武汉官商各厂出品各色布匹、绸缎、毡呢、瓷器、铁路机械及各属著名茶叶；三为天產部，陈列土產、五穀菽麦各项植物，最为繁多约有六七百种。展会还招商承办会上的车马酒食。有趣的是，一九〇九年的奖进会和一九一四年的展览会上都有木雕黄鹤楼的展品。一九二九年，汉口国货展览会在新市场举行。一九三七年，粤湘鄂赣四省特產联合展览会巡展到汉。
但是，张之洞所创办的商品博览和销售场所，在以后的岁月中並没有得到良好的经营运转。据一九一七年的报导，「省垣兰陵街劝业场自前清张文襄督鄂时建设至今十余年，屡换总理，叠谋振兴。上年冬季由兼省长王氏改良章程，虽云振兴，而商人与总理格格不入，依然不守场规，来去自如。南北两场空號不下二十余所，一道官符封备，驱逐声浪不绝耳鼓。」湖北督军兼省长王占元不由发出这样的感叹，「武汉实业局厂一经商办即有起色。劝业场亦实业一途，叠经整顿，不能振作。大率官、商习气两不相融」。[11]好像是要证实王占元哀叹不虚，一九一七年，承办布纱丝麻四局的徐荣廷为了解决布纱四局一带摊户拥塞妨碍交通的问题，在布纱两局外適中的江岸前张文襄公纪念亭北首沿岸建筑门面屋三十余间，任许各项摊户觅保领贸，不收费，但限制早来晩去，不留人宿，並擬定市场条规令摊户共同遵守。在王占元还在绞尽脑汁考虑劝业场改良办法的时候，於当年二月二十四日落成开市。[12]一九二〇年九月，劝业场入驻商户与场方又因场租问题发生激烈衝突。[13]军阀统治的乱政，阻碍了武汉工商业的发展。其后武汉叠经战乱天灾，城市地位不断下挫，商品博览会再也难现昔日盛景。
张之洞提倡的商品博览促进了湖北武汉地区商品质量的提高。一九一〇年，湖北筛选精品参加在南京举办的跨省区的南洋劝业奖进会。湖北、武汉的政、军、商学各界约三〇〇〇人赴寧参观、洽谈。武汉参展的商品获奖可观。汉阳铁厂的铁器受到好评获奖。仅汉口参展商品获一等奖的有美粹学社的绣字、彩霞公司的绣画，肇兴公司的新式绸缎、兴商公司的茶砖。获二等的有鼎孚公司的轧花机、太久保公司的罐头，利华公司的皮革等九十二项。还有多项三、四等奖。一九一一年，武汉產品参加世界性的博览会，获奖的有汉冶萍公司的钢、铁製品和耐火砖，武汉劝工院的铜器、玻璃和瓷器、地毯，湖北製麻局的葛布等十个单位的十几种產品。一九一四年汉阳產钢轨在欧洲博览会获奖。一九一五年在美国费城的巴拿马赛会上，汉口產品有袁采章的花缎，姚春和的铜器，信记的茶叶等二十项获一等金牌奖，另有二等银牌奖八项。一九一九年巴拿马赛会的酒类比赛，汉汾名酒也获奖牌。[14]
茶叶是湖北土產出口大宗。汉口开埠以后，英俄商人接踵而至，大量购运湖北茶叶，垄断了湖北茶市。在开埠之初的二十年里，茶叶逐步成为汉口第一大出口商品，输出额约占全国出口总量的六十%左右。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以后开始疲软，英美等出口市场逐渐为印度、锡兰和日本茶抢佔。九十年代后，俄商独佔汉口茶市。適时张之洞督鄂，大力提倡外贸。一八九一年，张之洞倡议兴办机器製茶，令江汉关税务司穆和德筹兴茶房，准许富商集股购地种茶与购机製茶，如商本不足，可筹集官款相助，但不得招附外商入股。张之洞还制订出由商人运茶外销的策略。一八九〇年，张之洞开始筹划运销丝、茶於俄、美等国。一八九四年（光绪二十年），张之洞以红茶由俄商购买居多，但往往退盘割价，华商甘受抑勒。认为惟有自行运赴俄国销售，不致多一波折，操纵由人。於是委託江汉关道惲祖翼选办上等红茶二〇〇箱，借附俄商茶船，运赴俄国奥德萨分销。又委託顺丰洋行将一二〇箱红茶运销莫斯科、恰克图。但只试办了两次。
在张之洞的赞助下，商办机器焙茶公司於一八九八年在汉口成立，董事长是江汉关税务司穆和德。董事会由匯丰银行买办席正甫，阜昌砖茶厂买办、汉口大茶行老板唐瑞芝，上海招商局总办陈辉庭，与茶务有关的唐翘卿及汉口巨商数人组成，资本银六万两。同年，中国第一部茶叶压延机运到羊楼洞茶区开工製茶。[15]
在张之洞各项政策的鼓励支援下，汉口作为一个比东南沿海商埠城市开放晩了二十年的內陆口岸，很快就赶超上来。清末日本驻汉口总领事水野幸吉当年写道：「与武昌、汉阳鼎立之汉口者，贸易年额一亿三千万两，夙超天津，近凌广东，今也位於清国要港之二，将进而摩上海之垒，使观察者艳称为东方之芝加哥。」据统计，一八八二—一八九一年汉口贸易收入为三.五八亿海关两，一八九二—一九〇一年进出口贸易总値四.九四亿多海关两，比上个十年增长了四十%。二十世纪初的最初十年，汉口与近二十个国家通商，对外贸易总额始终都占到全国对外贸易额的十%左右，间接对外贸易常居全国第二位，成为当时惟一可与沿海几大通商口岸城市相匹敌的內地通商口岸。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汉口的贸易値更是突飞猛进地增长，一九二八年是它的高峰年景，贸易总値达到三七七五〇四二九五海关两，相当於一八八二—一八九一年贸易收入的总和。
武汉工商业的发达，源於张之洞奠定的基础。到武汉抗战前，工厂共有五一六家，工人四三〇〇余人；商店二万家，店员十万左右；银行、钱庄及保险公司一六〇余家。抗战前，虽然汉口对外贸易尤其是直接外贸额在五大商埠中排序有下降態势，但国內贸易値仍占我国五大商埠（上海、天津、汉口、青岛、广州）的第二位，仅次於上海，对內和对外贸易总値占第三位，仅次於上海，天津。汉口为三大茶市之一，抗战前汉口茶叶出口量占全国总出口量三十四%，桐油出口亦达到二十三—四十%。汉口为国內拥有最大商业圈的都市，为周围各省农產品输出的总匯。
由商业的勃兴而带动工业。据一九四七年经济部调査委员的调査，汉口麵粉產量在二十个最大城市中，仅次於上海，动力机和作业机的產量都分別为二十个大城市產量的十·八%和十九%。这还远远没有恢復到抗战前的状况。[16]
张之洞不仅注意商业本身，而且很注重商务机构的组建，尤其看重民间商会在发展地方工商业、协调政府与商家关係的巨大作用，主持和推动创立官办的商务局和民间商会。
在康有为推动的那场流產的改革运动期间（即戊戌变法），张之洞於一八九八年回应帝詔而命令在汉口设立商务局，「以启发商智，联络商情为要义」，然后次第举办商学、商会等事。张之洞办商务局，立足於以汉口带动长江中上游各省经济。认为上海为沿海总匯，汉口为上游要衝、铁路枢纽，自应设立两局。上海一局由两江总督刘坤一派人开办，汉口设立商务局，以鼓舞联络上游川、陕、河南、贵、湘、粤等处工商为要义。张之洞派委湖北差委候补道王秉恩曁奏调江苏修补道程仪洛总理其事，並遴选各商帮「通晓时势」的商董二十四人为总董，分董三十六人。总董的组成並不拘於本地绅士，因为「汉口之商外省人多，本省人少」，但取其熟悉商情。[17]
於是，「以行帮为核心的秘密的地方自治政府机构」由是设立，由两位上层的候补道台所管辖的「商务局」所组成。它是一种政府辅助权力机关。[18]
一八九八年筹办汉口商务局时，张之洞即有由「本（商务）局商董邀集各省各帮大商入局，定立商会，或面商，或通函，或登报，互相討论考校，以期联络协助，力厚气旺」之议。一九〇二年，清廷推行「新政」之时，张之洞令商务局劝集商款在汉口创立商务学堂、商会公所，以报效鉅款之汉口商人黄训典充当商会总董，由商务局督同该商並各帮商人广为劝导捐输、择购地址建立了商务学堂和商会公所。商会在形式上是民间组织，政府在经济上不支援，基本上是自治机构。但它与政府有强烈的依附关係。
「长江流域一带联繫相当紧密的地方精英……开始通过近代商业媒介突出本身的政治角色，以成为眞正捍卫民族，反对外国侵略的人。」「其中许多社团组织——譬如商会和专业协会——隨著新政改革（一九〇二—一九〇八年）而开始被正式確认法团。……这完全是一种混合发展，因而给予它们正式地位就可以通过置它们於官方监督和控制之下而损害它们的自治」。[19]
一九〇三年，在清政府为支援现代化运动和领导工业发展建立的新部门之一商部正式成立的时候，张之洞在年底回復商部的公函中，明確提出要开商会。「商会者，谓於繁盛鎭市令商人自立一会，按期聚会，互相讲求孰利孰害，孰缓孰急。若上海、天津、汉口、广东等处尤要」。[20]
新设立的商部计划在各省开设分部，直接负责督办其他部门筹划的所有重大商业专案。一九〇四年商部酝酿成立商务局负责其事，各省的回音是类似局所早已存在——暗指一八九六年张之洞为所办企业募集资本设置的机构。它们已不再受商人们的信任。[21]
一九〇五年，汉口商务总会成立。由汉口商务局根据商部所订章程，邀集商董，推举总理、协理、总董。初假商务局办公地。但商务局並未撤销，並直接揷手商会的选举和改选。自此以后商会的整个发展过程中，多数时候，商会的领导层是由政府指定的，即使选举出来的领袖，也是政府认可的。
一九〇七年农商部奏定商会章程，「有湖北之汉口为应设商务总会之处。」[22]一九〇七年底商会一年任期届满，商务局总办孙询芻牌示汉口三十余帮重举帮董参加汉口商务总会的改选，並举用高济川任商会坐办，裁判、书记也由商务局总办举用。因汉口商务局总办「选举商会总协理一事不合舆情」，被职商黄训典、蔡辅卿联合各行商列款向继任鄂督控吿，要求另立商会。但鄂督赵尔巽批示却说「该商等旣已另立商会，已存有意见，在该商等无合群兴业之心」，只是准许「所有各帮未举商董之人准其照（商法）第四条章程，由该帮自行选举归入总会」。[23]汉口商务总会总、协理选举之后，报农商部加箚任用。同时，湖广总督裁撤了官办的汉口商务局。全鎭商务事宜均归商会办理。独立的商会算是正式成立了。一九〇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改选后的汉口商务总会在后花楼正街开第一次大会，商务局总办孙询芻等出席。商会总理卢鸿沧报吿中再提「商战」，为中国五十余处有名商埠遍揷洋旗，大宗生意都被抢去而痛心疾首。他指出商会的三大宗旨：一须和洽商界人心，二须发达商界知识，三须讲求商界利弊。孙总办演说则谓「官商融协，凡有公益之事，可依商之主义为之」。[24]所谓「官商融协」也就是依附当局，到民国以后这种依附关係丝毫未减弱。一九二三年汉口总商会改选，当选第十届会长、副会长的周以灿、郑焕文在当选到任的照会上说，「缘由呈报督军、省长核咨在案」。[25]
省城武昌商人曾於一九〇一年谋设商会未果。一九〇七年，武昌劝业场商董张楫、唐际清发起开办商会，稟报武昌知府赵楚江，「试办之初，暂不举总协理」。公举李文藻权理会事，吕逵先主文牘。获准先行试办。[26]一九〇九年，武昌商务总会遵章正式成立，公举总理、协理及会董各员。
「晩清社会的商会並非代表其成员经济利益的自发、自主的组织。成立於一九〇四—一九一一年间的商务会名义上必须服从北京政府颁佈的统一条令。到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前夕，在全国范围已经形成了有八〇〇多个商务会的巨大网路。」「商务会及其代表的通商口岸的精英们在开展经济活动时，並不以服从中央政府指令来报偿他们所得到的特许权。」[27]武汉的商会亦不仅仅是在经济活动中不服从中央政府了。一九一一年武昌首义，汉口商会总理蔡辅卿及商董韦紫封、刘子敬、刘歆生、李紫云、宋煒臣、万撝伯等及武昌商会负责人吕逵先、汉口巨商徐荣廷都为民军捐款募粮、救治伤员、组织劳军，为新成立的鄂军政府和汉口军分府维持市面。部分商会商董还参加了军政府的工作。徐荣廷不仅当上了官钱局总办，后还成为武昌商务总会的总理。与攻打武汉的清军则不合作，体现了资產阶级上层人士和由他们组成的商会这种中间组织在城市现代化进程中的政治价値取向。
一九一五年北洋政府颁行《商会法》，规定各地方最高行政长官所在地及工商业总匯之大商埠，得设立总商会，其余设立商会。一九一六年一月，汉口商务总会遵照新的商会法改组为汉口总商会，原汉口工业分会被农商部下令取销合併入汉口总商会。总商会的总、协理名称改为会长、副会长。那些张之洞时代商会的商董成为张之洞「新政」遗產的一部分，继续在民国的商会发挥著重要作用。卢鸿沧是一、三届的总理，二、四届议董，七、八届特別会董。刘歆生是一届协理，二至六届议董，七、八届会董。蔡辅卿是二届协理，四届总理，二、六届议董，七届特別会董。宋煒臣是一、四、五、六届议董，七届会董。七届会长兪清澄，是二、三、五、六届议董，八届特別会董。齐相琴，二届总理，四届议董，七、八届特別会董，等等。
汉口总商会不仅在协助管理工商业务上发挥作用，还积极在市政建设上投入了巨大的热情。在《汉口中西报》上出现最多的之一好像就是商会的消息，诸如维持官钱票，推销印花税、修马路、选举、维持市面、救济账灾等等。
汉口总商会的新办公地是由清末鄂督赵尔巽一九〇八年拨给的汉口张美之巷后城马路官地三万方，一九一九年汉口总商会向会员募款，由汉协盛营造厂中標承建会所。一九二〇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迁入办公。未建成前则在扬子街等地办公。新汉口总商会大厦成为了永久性的办公地，直至今日仍为武汉市工商联办公所在地。一九二二年在汉口总商会举办了第四届全国商联会。但由於议题的分歧，酿出了各有一半省份代表分別在汉口、北京同时开会的分裂局面。到汉开会的主要是黄河以南东部沿海及內陆武汉经济圈的省份代表。
一九二九年八月南京国民政府颁佈了新的商法，汉口总商会改组为汉口市商会。新的商会法確定商会以图谋工商业及对外贸易之发展，增进工商业公共之福利为宗旨。一九三八年十月武汉沦陷时自行解散。汪伪政权於一九四〇七月成立武汉特別市商会，同年九月改为汉口市商会直至日本投降。一九四五年十月组成汉口市商会筹委会，同年十二月改组为汉口市商会整理委员会。一九四六年五月召开第一届第一次会员代表大会正式成立（復员）汉口市商会，分设商事调解、税务硏究、设计筹委员会。汉口市商会的职能为筹议工商业改良与发展，推行工商业法令，办理工商业户开业、歇业、转业申请登记，调解工商界纠纷以及筹募军款和派销公债等事宜，受政府之监督与指导。一九四八年六月成立汉口市工业会，从商会中分离，各工业同业公会一併从商会划出。汉口市商会所属同业公会一九三二年为一二六个，一九四四年为一六〇个，一九四八年增至二二七个。
一九〇九年正式建立的武昌商务总会於一九一六年改组为武昌总商会，一九三五年改组为武昌市商会。抗战胜利后於一九四五年建立武昌市商会整理委员会，一九四六年七月正式復员武昌市商会。
三、城市管理机构创立、更迭与市政交通建设的发展
㈠城市管理体制的创立与更迭
张之洞对武汉市政体制改革的最大贡献，就是在一八九九年（光绪二十五年）奏准在汉口设立了夏口厅与汉阳县分治。
中国传统的地方行政管理机制是「城鄕合治」、「重鄕治而忽市政」。武昌、汉阳，是作为郡、督署或府、县的治所而存在，汉口只是附属於汉阳县的一个普通商业市鎭，並没有独立的地位。这种情形颇合马克斯.韦伯「中国只有传统的政治中心，而没有眞正的城市」的说法。儘管一八六一年汉口开埠后，汉口城市地位有了很大变化，租界里近代城市的建设与管理模式与华界发生著观念衝突和示范效应，华洋商贸的发展已有了与过去不同的巨大反差，在华界与租界发生衝突时，仍然需要隔在汉水以南的汉阳府会同江汉关道处理，「与民事洋务均多窒碍」（张之洞语）。
阳夏分治，从表面上看是建制的分开，而实际上是张之洞看到汉口作为工商大埠发展的趋势，需要获得独立的发展空间，从封建的管理体制中离析出来，建立独立的市政管理体制。同时，阳夏分治，将襄河以北的汉阳县城一〇〇〇多平方公里面积归於夏口厅，为汉口的城市发展预留了充足的发展空间，为日后汉口市的建立架好了阶梯。从此，武汉两县一厅的格局形成。
张之洞在武汉兴办的新型市政机构是警察总局。这是张之洞市政体制改革的又一重要步骤。
一九〇二年六月（光绪二十八年）张之洞首先在省城裁撤旧有武昌保甲局，设立武昌警察总局，以武昌知府梁鼎芬、试用知府金鼎总办警察局务，归臬司（按察使司）管理。总局下设省城內中东西南北五局，城外东西水陆四局。酌采外国章程，先募练警察步军五五〇名，警察马军三〇名，清道夫二〇二名，从上海雇募曾充捕头的英国人珀蓝斯充当警察总目。警察局的职责范围包括稽査户口，保卫生民，修理街道，开通沟渠，消除疫癘，防救火灾，建设市亭，扫除汙秽，安设路灯，査缉奸宄等，[28]为近代城市管理的综合职能部门，是准城市政府性质的市政机构。
一九〇三年，汉黄德道奉命改汉口保甲局为汉口清道局，显然是个市政机构。下分六个分局。並改襄河水师为水上警察。次年改为警察局，以汉阳知府为总办。局下设分区。一九〇三年汉阳亦设警察局，下设七个分局。
一九〇七年，湖北巡警道设立，为一省警政最高机关，直接受总督节制，间受中央民政部门监督。武昌警察总局改隶巡警道，更名为湖北警务公所，汉口、汉阳警察局亦更名为总局，隶属巡警道。
湖北警务公所设总务、行政、司法、卫生四科，其职权，不仅包括在马路和街道站岗巡逻，管理刑事案件和有关户口、婚姻、土地、债务一类的民事案件，举凡修筑道路，改善市街等有关交通、卫生、市政的土木工程事务等都在其管辖权內，是警察、司法和市政的混合性综合机构，还不是现代意义的警察机制，准城市政府的特徵非常明显。虽然如此，它却起到了从旧体制过渡到新体制的桥梁作用。这种城市管理机制影响深远，一直到武汉市政府建立，城市的卫生和市容事务仍旧归公安局办理。其后汉口、武昌两市分治，一九二八年十二月到一九二九年四月，汉口市卫生部门才从公安局分离出来，单独负责卫生防疫和马路清扫管理。而武昌和汉阳直到一九三〇年代，城市的卫生和市容管理依然附著於警察局。
第三类机构是一九〇〇年奏准设立的武昌商场局和一九〇五年在汉口创立的汉鎭马路工程局。这不能仅仅看成是修马路的机构，同样带有城市管理机构的职能。
张之洞已经开始为武汉搭起了適应城市现代化发展的新型市政建设和管理的机制框架。但这些机构的设置明显带有不完全適合现代城市管理的过渡性特徵。
儘管阳夏分治以来，汉口有了独立的建置，但夏口厅並无法统筹全市政务、商务、外事和建设。汉口、武昌、汉阳的军、政、財、文大事常直接听命於总督，经江汉道而施行，乃至各区警察署亦由省派出而不属夏口厅。包括修建张公堤、成立后湖清丈局以及修建后城马路、皆由总督张之洞等决策，由江汉关道实施。[29]
汉口商人参政的自治机构是在张之洞身后才有的。宣统年间，成立了汉口自治公所、汉口市政会，以补夏口厅之不足。自治公所是一个议事机构而无行政权。市政会则是由警察局主导的商人与警察局的联合体。而警署亦不隶於夏口厅，所管治者亦以警政、治安为范围，並非全方位的市政机构。[30]
一九一二年民国建立以后，武汉三县一厅的政府机构有所改变，夏口厅改为夏口县，江夏县改为武昌县，汉阳县依旧，撤武昌、汉阳两府，武阳夏三县属省署下设的江汉道管辖。武昌县知事兼任武昌地方审检厅初级审检，夏口县知事兼汉鎭地方审检厅初级审检。机构虽有分设，但县级主官的主要职权与传统的县官並没有什么两样。警政方面一九一二年设汉口警视厅，一九一四年改为汉口商埠警察厅，一九一六年四月改为汉口警察厅。省城武昌警务处总綰全省警务。汉阳则以县知事兼警务所长。
辛亥之役，清军一把大火，汉口繁华市区几成焦土。民国建立后，一九一二年三月建立了汉口市街建筑筹办处改良市政。旋因经费困难等因，改组为马路工程局专修马路。无论是建筑筹办处还是马路工程局，均为湖北省都督府直辖机构，不听命於夏口县。这时的马路局也不只是一个修马路的机构。如「电车为市政之一」，汉口一九一二年创办电车轨道的议案原呈汉口建筑处，后於一九一三年七月由马路工程局「与他项包工包料各合同並案废止」。可见马路局同样带有城市管理机构的部分职能。[31]
一九一三年十二月，北京政府垂涎汉口，在夏口县设置属於中央的督办汉口商场建筑事宜处。以从事汉口建设，並控制汉口的税收和工商业。这个督办公署几乎与湖北省署级位不相上下。一九一四年督办杨度到任。马路工程局撤销，设立汉口工巡处。由江汉关监督兼管汉口工巡事宜，至一九一九年，汉口工巡处一直都在履行规划修筑汉口马路的职责。其后，汉口马路工程局重新取代了工巡处，不再是江汉关监督兼管的机构。一九二二年，汤薌铭督办汉口商场建筑事宜，将「凡关於汉口商场之工程机关归併於该处」。[32]将汉口马路工程局收並於汉口商场督办处，成为下属机构。维持治安、管理马路交通，市容卫生防疫等仍由汉口警察厅负责。一九一七年接收德租界建立特別区，由內务部任命汉口警察厅长兼任汉口特別区市政管理局长。一九二五年接收俄租界建立第二特別区，由外交部任命江汉关监督兼省交涉员，兼任第二特別区管理局长。这些机构都不隶属於夏口县。汉口的市政是中央及省属机构管辖的。尙未取得市政的统一。
一九二〇年一月，武昌商埠局成立，主要负责原张之洞自开商场区域的规划与管理。武昌城內有警察处，下设马路工程局。这些都是不隶属於武昌县的市政机构。
一九二三年四月武昌建立湖北省会市政筹备处，设市政审计股和市政执行股。市政审计股由省署秘书长为主任，高审厅长和高检厅长为副主任，造幣厂长、武昌关监督、烟酒局长，印花税局长、水利局长、武昌地方审检两厅长，债券局长、武泰、武丰两闸委员为股员；市政执行股由省政务厅长为主任，江汉道尹、警务处长为副主任，財政厅长、敎育厅长、实业厅长、官钱局长、陆军测量局长、武昌商埠局长、官印刷局长、林务专员、省农事试验场长，武昌县知事为股员。这是一个以省直机关为主，省、道、县三级结合的组织，开始谋求武昌市政的统一。[33]一九二三年，汉口商场督办处扩大为督办武阳夏商埠建筑事宜处，武昌商埠局並入。武汉三鎭城市公共工程建设管理始趋统一。在军阀割据的时代，这个与省督军和省长级別不相上下的机构，终是难有作为。
清末至民初北洋政府时期武汉市政机制显现出来几个特点，传统县级行政机构几乎没有管理近现代城市市政的权力；三鎭市政由直属省署的机构或直属中央的机构建设和管理；市政机构混杂，尙未有完全適合现代城市发展、有明確专业分工的市政管理体系；武汉三鎭市政建设与管理逐步趋向统一。总体上武汉市政体制逐步向適合城市现代化发展需要转型过渡。
直到一九二七年四月武汉市政府建立。现代城市的市政管理机制才初步確立。
一九二六年九—十月国民革命军相继佔领汉阳、汉口、武昌。武汉市政机构为之一变，適应现代城市管理的机制才眞正形成，但旧有的县署机构仍然存在。一九二六年九月，刘文岛任命为汉口市第一任市长，十月七日成立了武汉的第一个市政府——汉口市政府，统辖第一，第二特別区管理局（它们原是直属於省府）外，市府设財政、工务、公安、敎育、卫生、统计各局及秘书、审计两处，同时成立汉口市政委员会，以市长和原有两管理局及新设各局局长组成。市长是市政委员会的主席。隶属於湖北政务委员会。武昌城区於一九二六年十二月组设了武昌市政厅，黄昌穀为武昌市长。一九二七年四月，武汉三鎭城区正式合一，歷史上第一次建立武汉市政府，並任命陈友仁、苏兆徵等十一人为武汉市政委员会委员，设常委三人，不设市长，汉口市政府，武昌市政厅同时裁撤，所属机关归武汉市政委员会接收办理。城区以外的原有三县仍归该县政府管辖。[34]
此时的市政有了统一的市政府指挥，市政委员会由武汉国民政府、中央及省的党政机关和工会、商会选出委员组成，体现了政府和社会民间团体共同参政议政的特点。市政建设由工务局规划和实施。另外，武昌、汉口还各自组成了政府部门与商界社团共同合作的马路建筑委员会。一九二七年三月，在收回的汉口英租界辖区內成立外交部汉口第三特別区市政局。[35]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桂系统治湖北时改武汉市政府为武汉市政计划委员会，设常委三人，隶湘鄂临时政务委员会。所有前市政府组织，除公安局外一律撤销，改设事务、计划两部，財税事务由湘鄂临时政务委员会管理。
一九二八年，五月湖北省政府决定成立武汉市工程委员会，由湖北省建设厅厅长石瑛任主席，內设总务、工程、拆迁三处。设址於武昌前官钱局旧址。武汉市工程委员会仅限於工程一部分，其他市政无力发展，省政府遂将其改组为武汉市市政委员会，以胡宗鐸为委员长。市政委员会成立三月，市政进行仍无专人负责。遂於一九二九年二月正式改组为武汉市市政府，採市长制，潘宜之任市长。这一时期的武汉处在一个动荡时期，市政机制不稳定，没有办法切实推动武汉城市现代化的顺利发展。
一九二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将第一、第二特別区管理局撤销，於一九二九年一月一日由武汉市市政委员会各局接管两管理局行政事宜。[36]
蒋桂战爭以桂系失败而吿终，蒋系南京国民政府重新取得了对武汉的控制权。一九二九年四月刘文岛代理武汉市市长，武汉市市政府改组为武汉特別市政府。直辖於国民政府。同年七月，改武汉特別市为汉口特別市，辖汉口、汉阳两城，武昌城以省城划出，隶湖北省政府，成立武昌市政委员会。这时汉口、汉阳的关係发生了倒置，张之洞之前是汉阳辖汉口，此时，汉口已取得大城市地位反辖汉阳了。汉口与汉阳隶属关係的完全逆转，意味著城市对鄕村统治地位的確立，由於城市现代化的长足进展，「重鄕治而忽市治」的传统地方行政管理理念开始改变。同年，由於夏口县署已完全失去在汉口城市管理体制中的地位与作用，於是，夏口县被裁撤，从舵落口沿张公堤以外夏口县属鄕鎭（相当於今东西湖辖区）重归汉阳县。一九二七年后的武汉三鎭实际上已经市县分治。县政府的职权彻底从大城市析出。现代城市按適合它发展的机制大踏步的前进了。
汉口清道事项向由公安局兼理。一九二八年十二月，武汉市政委员会设立卫生局时，清道事项並未移转，当时公安局设有卫生科。一九二九年四月，成立武汉特別市卫生局时，公安局清道事项划归卫生局接办。武昌汉阳两区就公安分局內各设卫生办事处。[37]
汉口在以后的发展中，虽有院辖、省辖之变化，机构时减时增，但大体上按现代城市部门专业分工的管理机制在运行。武昌於一九三五年建立了市政处，隶省建设厅。武汉沦陷后，一九三九年曾建立伪武汉特別市政府，后又改伪汉口特別市政府。武昌市区作为省级政治中心並未能达到普通市建立市政府的目標。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重新恢復汉口市政府，一九四六年十月武昌市政府正式建立。而汉阳城区始终是个县城的模式。初归汉口市，一九三〇年又划归汉阳县。后包括在武昌市的城区，行政管辖权由武昌市政处负责。一九四六年七月汉阳市区重归县治，终脱不了县城的命运。
㈡现代市政交通发展
张之洞在武汉的市政创新有几个重点工程：在武昌修武金堤、武青堤，建武泰闸；在此基础上在城北武胜门外沿江十里按自开商埠的规划清丈地亩；在汉口建张公堤以御后湖水患並扩大汉口发展空间；奏准拆除汉口后城垣，並建议以拆城之石筑堤；建立后湖清丈局清査涸出地亩以备开商埠；建立马路工程局修筑后湖新区道路；下令拆除后城並在城基上修筑后城马路（今中山大道一段）；鼓励商人自办中国人自己的城市水电公用事业等。在连接武汉与外界的交通上，主持修筑了京汉铁路南段，並筹备修筑粤汉、川汉铁路湖北段，还最早提出在武汉长江上修建大铁桥以使京汉、粤汉铁路火车联通；力主开办国家邮政並在汉首先实施；扩展湖北省內及与周边省內的电报线路等等。
张之洞的市政建设举措，对於武汉城市空间佈局的扩展和现代城市格局的形成影响深远。在武昌，自一八九九年到一九〇二年，先后新修了武青堤（武昌至青山）和武金堤（武昌至金口），建成武青闸和武泰闸以控泄內湖之水，免除了夏汛江水倒灌之患。又增高加修了省城沿江驳岸，与两堤相接，涸出良田无数，为粤汉铁路的修筑解除了后顾之忧。在汉口，修建后湖长堤——张公堤。「该处邻近铁路，若筑长堤以御水患，则堤內保全之地，即为商务繁盛之区。」「使堤內涸出地亩，闢作市场，永无水患」。一九〇四年至一九〇六年，筑官堤东起牛湖广佛寺前（今堤角），向西北越过岱家山折向西南经姑嫂树至禁口止，长一一三五〇〇米。同时又修以皇经堂为起点由南向北经长丰垸旧堤直至禁口与张公堤相接的张公横堤。张公堤未建以前，汉口市区只局促於从礄口沿城堡（今中山大道）下至通济门（一元路）。张公堤的修建，消除了汉口城腹背两面受水患之忧，为新通车的京汉铁路建立了防水屛障，为市区的扩大奠定了基础，涸出了大量的良田。一九一七年二月，《汉口中西报》的一篇文章说：「汉口后湖一带均经筑堤捍水，变泽国为桑田，至今民食，文襄之惠。以视苏堤春晓、花柳六桥迥乎」。张公堤的建成，取代了汉口城堡的防洪功能，一九〇七年，张之洞下令撤除城墙，城基建后城马路（今中山大道礄口至江汉路一段），至民国初年，这条马路正式竣工。这是三鎭华界市区现代化街道建设的开端。並以后城马路为主干，修建马路十几条通入旧市区。
一九〇五年张之洞设立汉鎭马路工程局，专门负责规划和修建新区马路。修筑了沿京汉铁路大智门至玉带门的马路。並借鉴租界市政规划的经验於一九〇六年指令夏口厅、江夏、汉阳二县拓宽武汉三鎭街道，旧城改造和新建临街房屋从原线后退三尺，以便救火。《海关十年报吿》指出：「（汉口）街道正在被拓宽，所有新建筑都必须从原线后退三尺，像在租界一样。」同时，政府还在「城市的街道上维持治安，並作出了一定的努力来改进排水管道和维持环境卫生」。
一九〇六年，张之洞下令省城警察总局和江夏县严禁滨湖居民侵佔消纳城中积水的官湖在沿湖地段塡土造屋，命令派人丈量湖面，钉桩立碑明定界址，对任意塡佔的勒令拆除挖浚还湖旧观。[38]他的这种城市生態保护措施，比后人更具长远眼光。然而可惜的是，作为防止城市渍水的一部分，他的这种措施在其身后长期未受到应有的重视。
张之洞因修卢汉铁路调到武昌，一八八九至一九〇五年主持修通了卢汉铁路，后延伸为京汉铁路。又筹修粤汉、川汉铁路。他第一个提出在长江上修建铁桥连通武汉两岸，沟通南北铁路。由於经费问题无法实现，把建铁桥的事交付粤汉铁路一起办理。北洋政府、国民党政府也多次议修长江大桥，並进行过勘探和两次设计，终因种种原因未能实现，直到解放后，万里长江第一桥武汉长江大桥才变成现实。
汉口张公堤、后城马路与京汉铁路的修成，彻底改变了汉口城市佈局，甚至影响了人们的观念，乃至培育了刘歆生这样的资本家。京汉铁路通车后，汉口市区江岸车站、大智门车站，循礼门车站和玉带门车站等四个车站建成，隨著水陆联运的兴起，长江沿岸、租界和铁路之间迅速发展为汉口新兴的闹市区。近代汉口华界第一批马路如歆生路、大智门路、火车站前马路、何家路、小华景街马路、德华里下马路、三元里下马路等均介於租界与铁路之间，是南北走向，与铁路和租界是垂直形態，清晰地显示出铁路兴起后引起的水陆联运对汉口城市发展的推动。京汉铁路东西向直贯汉口市区，带动了城区面貌的改观，如礄口至諶家磯一带，一八九四年以前还只是「草庐茅店，三五零星」的荒凉景观，铁路开通后，这一带很快变得「廛居鳞次，……三十里几比室直连矣」。铁路沿线如玉带门、大智门一带原为荒僻之地，因铁路车站建立，仓库、工厂、搬运所相继出现，附近的贫民茅屋次第改为商店，闢为商场，地价迅速看涨，据徐焕斗《汉口小誌》记述：「往时每方十九两者，今涨至四十四两，但距玉带门外里许尙有每方六七两之价格。」正如一九二〇年《夏口县誌》指出：「猥自后湖筑堤，芦汉通轨，形势一年一度，环鎭寸土寸金。」
张公堤的修筑也成就了一个大地皮商刘歆生。在张公堤修筑以前，后湖的地很便宜。买办刘歆生购买佔有张公堤以內汉口市区、郊区约四分之一地皮，並建有很多房屋。自堤修筑后地价不断上涨，使刘成为汉口的地皮大王。西商跑马场，以及后来的模范区等都是刘歆生提供的地皮。
当然，张之洞也有预言不准的时候，如武昌自开商埠。光绪二十六年（一九〇〇年）张之洞认为武昌北门十里以外之河岸地方，已定为粤汉铁路起点，将来该地必为商务繁盛之中枢，遂奏准自开商埠。他本指望「五年之后铁路大通，北达欧洲、南守香港，群商趋之若騖，自然爭先订租，今日一亩，异日百倍其値」「以其成为汉口相貔美的武昌大商场」。但是张之洞的乐观並没有得到实现。与「汉口铁路码头相对」，擬定为「粤汉铁路码头」这块地方，终因粤汉铁路工程受经费等原因迟迟不能起步，而指望以粤汉码头为兴机的武昌自开商埠成为泡影。即使到了民国时期，隨著粤汉铁路的建设，建立武昌商埠局试图在这块地方重新规划建设为商场，筹修马路；一九二三年武阳夏商场督办处还聘请了一批勘测队员丈量此处的土地，打算扩张商埠，但终究未成气候。
民国以后，汉口后城马路日益繁盛，人力车骤增，马路损坏很快。「培补几乎不及」。一九一八年后城一带马路损坏，由工巡处长吴仲贤「购备坚结红砖，将马路全体翻新」，马路中间约八尺宽，两旁则仍为沙泥建筑，一九二三年，汉口后城马路观音阁至贫民工厂段，路面损坏，几年未大修，时有车辆伤人，又予以修补。[39]二十年代，由於汽车已驶上了后城马路，一九二七年以前，已改修成了柏油路面。一九二七年以后，后城马路改名为中山路，歆生路改名江汉路。与中山路在江汉路连接的特三区（原英租界）马路名湖北街，与湖北街相接的特二区（旧俄租界）马路已改名为五族街。
一九二七年二月至六月，后城马路由怡园（即江汉路口）至六渡桥一段，改柏油路为黄泥灌浆路，即碎石路。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〇年，汉口中山路扩宽六渡桥至满春段路基，怡园至满春改铺柏油路，以便汽车、马车行驶。一九三三年至一九三六年，中山路满春至礄口分三段改铺水泥混凝土路面，这一段路面狭窄。一九三〇年，五族街（保华街至黄兴路）碎石路加铺柏油路面。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〇年一元路至日租界特一区（旧德租界）汉中街加铺柏油，一九三五年属今中山大道下段的平和街铺水泥路面等。一九三一年大水路面损坏，水灾后进行了整修。一九三六年中山路上出现木製的分道线，中间走汽车、马车，两边走人力车和行人。一九三八年，武汉成为战时首都，中山路交通量陡增，江汉路至民生路段中山路面再一次修理为底铺沥青上铺碎砂石的砂油路。以后修修补补不断。[40]日伪时期，一九四三年六月礄口至江汉路的中山路改称中山西路和中山中路，与中山路连接的江汉路至一元路的湖北街、五族街及法租界亚尔萨罗南尼街（都是原租界拆汉口后城而建设）及一元路至黄浦路段的汉中街、原日租界中街、大和街並入中山路，称中山东路。一九四六年元旦，中山路改为中山大道，合原中山路到一元路止，再从一元路原汉景街、平和街等到黄浦路改为中山大道下段。原中山东路一元路至黄浦路段並入胜利街。
后城马路的建成发展，改变了汉口的商业格局。辛亥革命后，一九一二年到一九二〇年间，汉口出现了建房热。在六渡桥、江汉路、大智路一带原来的荒地废墟水塘之上塡土建房。一九一三年起，在刘歆生提供的地皮上，西起江汉路、北抵铁路、东至大智路、南抵今中山大道这一紧接租界地段，经过十多年建设，建成「模范区」，按照甲级砖木结构建成一个个里弄社区，共二〇〇〇多栋房屋。修建了丹凤街、华商街、铭新街、吉庆街、泰寧街、保成路、会通路、伟雄路（今南京路）、云樵路（今黄石路）、瑞祥路、交易街等。商贾们纷纷购置路旁土地建房开店。这些街道一般为十米到二十米宽，铺以碎石。一九一七年京汉铁路自歆生路至刘家庙一带共二十余里路堤塡宽新闢马路一条。[41]一九一九年从后城马路英租界至打球场的马路（今球场路）建成。
从六桥渡到江汉路一带各里份和新式高层建筑如新市场等在这一时期渐次建起，並跨越后城马路（今中山大道），这一带新建房屋鳞次櫛比，仿洋创新，形成了整齐的马路和两侧的店铺，奠定了市区中心的格局。繁荣的闹市从江边河边向中山大道一带內移。一九二一年后城马路外后湖三新横街后一带地方又闢市场。大智路至车站路一带的昔日水塘上也竖起西式洋楼。汉口自歆生路到三元里（铁路孔外）並延至刘家庙一带出现了大量市街，新城区在不断扩展。汉口市区的地皮价格飞涨，如一九一四年建五常里时（水塔后面）每平方地价五十两，一九一五年为二〇〇两，一九一七年猛涨至每平方米一〇〇〇两。
一九二九年以后，城市现代化建设进一步加强。道路建设更加规范。连通中山路与江边的民生路、三民路、民权路、民族路等依次在原有街巷基础上拆房扩宽打通建成。在城市街道宽度方面，民国时期在张之洞的「后退三尺基础」上有很大发展。一九一四年湖北省警察厅曾飭令各署定各街等级，召集业主会討论决定，城市街道分为三级，大街宽度为汉尺[42]二十六尺（九·三米），中街为二十二尺（七.八八米），小街为十四尺（五·〇米）。一九二一年武昌警务处再次擬定街巷宽度册，採英尺丈量，分送业主会和商会，定所有大街宽度二丈，以建筑木尺为丈量標准（每八尺六寸合英尺一丈，英尺二丈即合一·七二市丈，合五.七米），但遭到三〇〇多业主反对，要求以原习惯市尺定宽度（即二市丈合六.六米）。[43]一九三〇年，汉口市工务局从適应新都市发展出发，定汉口城市街道分为五级：一级路宽四十米以上，二级宽三十米以上，三级宽二十米以上，四级宽十五米以上，五级宽十米以上。
京汉铁路通车后，带动武汉贸易发展。宣统年间一位工商界人士张寿波在《最近汉口工商业一斑》一书中评论道：「现近年汉口贸易额增进之数，较前几大一倍，伟然占全国通商口岸之二位，皆此铁路之力。」到一九一六年，据京汉铁路管理局调査，京汉铁路专用货车及客车共计三五六〇辆（节），另有亚细亚煤油公司自备煤油车二辆（节）。其中客车一〇八辆（节），臥车十四辆（节），首车（火车头）六十三辆。[44]一九一七年京汉铁路等北方四铁路实行联运，一九一七年年底，大智门车站改造成三层洋式房三大栋。一九二一年一月京汉、粤汉铁路实行联运。铁路运力的发达，铁路运量的发展，促进了武汉贸易的发展。
张公堤在民国以后也不断地进行培修。翻开一九一六年至一九三八年的《汉口中西报》，时常有加筑张公堤和长丰堤的消息。汪伪时期，张之洞之子张仁蠡任汉口伪市长时，一九四〇—一九四一年间倡修了连接张公堤从禁口向西经额头湾，折向东南至舵落口的长堤，长九.八公里。由舵落口至蔡家庙一段，就长丰堤老堤身加高加宽。从蔡家庙到禁口一段则完全重筑新堤，並新修后湖泵站。这一段堤被称为小张公堤。此外，这段时间还培修了张公堤。[45]足见张公堤对汉口发展的重要和人们对张公堤的重视程度。
张之洞办市政对武汉现代化起到了重要的积极作用，改变了城市的空间佈局，使武汉面积扩大，获得更多发展的机会和发展空间。如果没有张公堤就没有刘歆生购买大量土地塡湖造市；如果没有后城马路的修建就没有今日中山大道的繁荣商市和现代化的一大批里份；如果没有京汉铁路的修建，城市就不可能扩展，但在民国时期，京汉铁路又成了汉口市区进一步扩展的一种限制，主要城区一直被圈缩在铁路线以內，而极小部份城区已有些急不可耐地翻过铁路，在张公堤內的后湖田野上开花了。
四、湖北敎育改革与湖北武汉在全国敎育地位的提昇
武汉早期现代化敎育，最早是由张之洞设计和组织实施的。在晩清內忧外患的衰变期，张之洞在新旧思想的衝突中，作为一个开明而务实的封疆大吏，明白只有屈尊慈禧太后的权威得到她的支援，以不太衝击社会体制的思想和行动才能开展有成效的洋务实践。在指导思想和实践上，只能是採取折衷冲和的办法，归纳十九世纪六十到九十年代在中国广泛流行的一种社会思潮—「中体西用」。一八九八年春，湖广总督任上的张之洞著成风行一时的《劝学篇》，系统的表达了他对新旧之学的见解。明確提出「旧学为体，新学为用」的主张。按「中体西用」作为推进敎育现代化的指导原则。
武汉地区早期敎育现代化的成功实践，从事实上证明了「中体西用」宗旨在当时的適用性。正如王国维所说：中西二学盛则诸盛，衰则诸衰。风气旣开，互相推动，且居今日之世，讲今日之学，未有西学不兴中学能兴者，亦未有中学不兴而西学能兴者。」[46]「中体西用」虽有其歷史局限性，但在保留和弘扬中华优秀文化遗產基础上，採纳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和文化敎育理念以兴一代学风，重振湖北地区敎育与学术等方面，体现了张之洞的睿智。
张之洞在湖北办敎育，以省城武昌为中心，办了新式的大中小学堂和各种专门学堂，並且选派大量的可造之材出国留学。
张早年任湖北学政时，办有经心书院，督鄂后办有两湖书院，皆旧式书院。后两湖、经心书院及旧有江汉书院改章为新式书院，並办有算学方言学堂、自强学堂、武备学堂、将弁学堂、农务学堂、工艺学堂等新式学堂。一九〇二年清廷推行「新政」始，张之洞将旧有的学堂加以改革。两湖书院等书院改为文高等学堂，后改为两湖总师范。自强学堂改方言学堂，农务学堂改农业学堂、工艺学堂改工业学堂，並新设文普通学堂、武普通学堂、高等小学堂、支郡师范学堂、女子师范学堂、省师范学堂、军医学堂、陆军小学堂、存古学堂、仕学院等。
张之洞办新学，改变湖北武汉的一代文风，比如，实业学堂和军事学堂，目的是以速成之法造就为洋务运动服务的应用型人才，课堂讲授主要以西学和实践操作为主。普通学堂作为基础敎育，在课程设置上基本中西学平分秋色。初等、高等小学堂以识字课比重大，中学课较西学课多；普通中学堂中西学课时隨年级而增减，年级层次越高，西学比重越大。而特殊学校，中西学课程两极分化。一种如存古学堂，目的在保存「国粹」，中学为绝对主导课程；一种如方言课堂，主要培养外语人才，中学课程只是点缀。可见张之洞办学是旣重学理又非常务实，培养了一大批在中国近代社会出类拔萃的人才。
张之洞办的省级官办学堂经辛亥武昌起义均经停办，后在这些校址上改建或新建新式的学校。张之洞创办新学不仅使武汉成为两湖地区文化敎育中心，迅速提昇了城市的文化品位，而且他善於革新，以新法办学，将西学引入学校敎育之中，武汉又因此成为全国新式敎育中心之一。在城市功能分配上，张之洞办学主要集中在武昌，从而奠定了武昌作为武汉文化城区的佈局基础。
㈠两湖书院及书院的改造及其流变
同治七年（一八六三年）张之洞出任湖北学政时，在武昌三道街创立经心书院（今市四十中处），其时武昌已有了一个江汉书院（明洪武二年即一三六九年创办）。张之洞调任湖广总督后，一八九〇年在武昌创办了两湖书院，课程大体分为经、史、文、理四科。这三个书院都是旧式书院性质。甲午战败后，一八九七年张之洞开始按近代学堂模式策划武汉书院的改革。这是张之洞敎育思想转变，「以造才济时用」思想的体现。一八九七年，自强学堂改组，算学、格致（物理、化学）等，移交两湖书院办理，聘进了一些外籍敎师。学生课业不重制艺，而重实学。这时两湖书院已初具综合性大学的雏形，较之一八九八年兴办的北京京师大学堂提早了一年。一八九八年五月，清廷令省府州县的大小书院一律改为兼习中西学之学堂。一八九九年张之洞仿近代学堂对两湖、经心、江汉三书院进一步进行创造性的改革。在改革时期，张氏大批的选派两湖、经心的优秀生去日本留学深造。这些学员回国后，控制了清末民初的湖北敎育界。
一九〇二年，张之洞推行新学制。设学务处，任梁鼎芬为总提调。两湖、江汉、经心三书院合併为「两湖大学堂」。一九〇三年，全国学堂改制，废除书院改名为学堂，从小学、中学、师范以致高等专门学堂在省会逐渐设立，並普及於个府州县，其时各学堂堂长、敎员，绝大多数为三书院肄业过的学生。两湖大学堂旋又改名「两湖高等学堂」。除原有课程，增加理化，法律，財政等科，挑选三书院优秀生入学。这已初具新式高中规模。
经过实践，张之洞认识到要学好科学技术，必须办好中小学堂，而「师范学堂为敎育造端之地」，[47]先得培养大量优秀师资。一九〇四年将两湖文高等学堂裁撤，原址改建两湖总师范学堂。张之洞兼学堂总督，以梁鼎芬为首任总监督（后任为刘鸿烈），学堂敎师阵容强大，有留日学生陈文哲，陈英才，社会名宿陈树屛（翰林，武昌府同知）、张继煦、谈锡恩（后任武昌师大校长），外籍敎员有兰泽利太郎，稻井幸一等。校舍将两湖书院平房拆除建为两层楼房。南北书库加以维修，新修礼堂。
一九〇六年十月，两湖总师范开学。第一学期招收四八〇人，课程有修身、中文、经学、敎育、算学、英语、歷史、地理、物理、化学、博物（即生物学）、手工、音乐、美术、体操等。五年毕业。一九〇七—一九〇八年，又设立了理化、博物专修科，相当於现大学专科。全校学生增至七八〇人，儼然具有一个新式师范大学的规模。理化、博物专修科是湖北省最早高等理科专业学堂，首开高等师范理科先河。
隨著辛亥革命成功，两湖总师范学堂结束。
两湖总师范结束后，鄂军政府交通司驻校舍。未几，民国元年交通司裁撤，在该校舍设立私立英文馆，延聘留美大学毕业生郭泰祺为馆长。敎育司加奖改为官立，拨给公费，黎元洪捐修校舍门楼。民国二年（一九一三年）改名为外国语学院，十二月，郭泰祺隨黎元洪入京，敎育司改委饶汉秘为校长，一九一四年八月敎育部以原名不合学校一系统，改定名为湖北外国语专门学校。[48]该校聘请的外国敎员有德语敎师格拉塞（Professor Konrad Glatzer，兼任武昌高师敎师）、英语敎员华回澜（WeylandS.Harvey Ba.B.P.D.兼任武昌高师敎师，用华尔伟译名）、韦棣华（Mary Elizabeth Wood，武昌文华大学图书馆敎师）等。一九二二年该校迁至南湖。一九二四年易名为武昌文科大学。北伐军佔领武汉后，该校归併於武昌大学，成立武昌中山大学。
湖北外国语学校毕业生中，著名的有一九一六年毕业的李之龙（学名李启明，字在田，曾任鲍罗庭英文翻译，中山舰事件时的中山舰长兼代海军局长）等。
一九二一年九月，陈雨苍请准敎育部的庚子赔款为基金，在两湖书院旧址创办省立医科专门学校。一九二四年改为湖北省立医科大学。该校亦合併於武昌中山大学。
一九一三年（民国二年）在两湖师范学堂的旧址恢復了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並附属实验小学。省立第一师范是民初武汉地区唯一的一所培养小学师资的完全中等师范学校。第一次大革命时期，一师停办。
大革命时期及以后两湖书院旧址上先后设立了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后私立育杰中学也在此建立。
一九二〇年，在两湖书院的旧址，开办了私立武昌艺专，是为今武汉音乐学院的前身，后该校並於武昌美专。
一九三〇年，以两湖书院东部房屋（今武汉音乐学院）为校址建立了湖北省立武昌高级中学。
抗战胜利后，两湖书院校址还有国立体育师范专科学校（一九四一年在四川江津县成立，当时全国唯一的一所五年制体育师范学校），两湖书院內前医科大学旧址设有湖北省立医学院（一九四三年在鄂西创立）及附属医院和省立医事职业中学。
两湖总师范外，张之洞还下令在武昌创办了湖北省立师范学堂（一九〇二年），除开设普通学外，另加敎育学、卫生学、敎授法、学校管理法等科，名额一二〇名，该学堂「专为养成中小学堂敎习之选」。[49]
省立女子师范学堂、支郡师范学堂也先后在武昌建立。一九〇五年九月张之洞决定在省城武昌开办支郡师范学堂以培养湖北各地的初级师范学堂的师资，次年正式开学。学员分府录取，由各府申送，每堂一〇〇名，不限年岁。先后甲、乙、丙、丁、戊、巳六堂，后又增设庚、壬两堂，分散在武昌各处办学。甲、丙两堂设在旧江汉书院內；乙、丁两堂在黄土坡租民房；戊堂设在曇华林；巳堂设在贡院內衡鉴堂；庚、壬两堂设在贡院內提调厅。截至一九〇七年七月止，该堂共毕业学生六二〇人，回各府县初级师范学堂和师范传习所执敎。
一九一二年，创办於清末的湖北省立女子师范学堂（初设武昌忠孝门內，后迁至紫阳湖皇殿左首）恢復，改名为湖北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一九二七年该校並入省立第一女子中学。
在武昌三道街经心书院的原址，一九〇七年张之洞创设了存古学堂，以体现他「旧学为体新学为用」的思想，培训一批专门硏究国学的通才。「重在保存国粹，且养我中学之师」。该校只办了一班就隨辛亥革命武昌起义而停办了，校址为革命军的监察部佔用。一九一四年二月，警察学堂、巡警敎练所移於存古旧址。[50]一九一六年九月，国立武昌商业专门学校在该校址开办。这是我国第一所全国性商业专门学校。一九二二年敎育部颁佈新学制规定可以设立单科大学。一九二三年夏商业专门学校改办商科大学，一九二四年正式改名为国立武昌商科大学。中国共產党著名活动家王明（陈绍禹）一九二四年八月考入该校预科，次年十一月离校。一九二七年武汉国民政府时，武昌商科大学並入武昌中山大学（该处后为武汉市第四十六中学校址）。
一九二九年初在经心书院旧址开办了湖北省立师范学校，一九三五年改称湖北省立武昌师范学校，次年该校迁设於武昌阅马厂南清末张之洞兴办的武普通学堂旧址。
㈡最早专习西学的自强学堂及其后继者
一八九一年，张之洞为培养对外贸易方面的人才，擬开办一所学外语的学校，在武昌三佛阁铁政局旁创办算学学堂，並将方言、商务两学附列其中。经两年筹备，正式设立了武汉地区第一所外语专门学堂——自强学堂。这是湖北设立的第一个独立学堂。自强学堂初分方言、算学、格致、商务四斋。「方言学习泰西语言文学，为驭外之要领；格致兼通化学、重学、电学、光学等事，为众学之门；算学乃製造之根源；商务关富强之大计」。[51]除方言（外语）一斋学生在堂学习外，其他三斋均不用住校上课，由学堂按月出题考试。自强学堂先招了两班，第一班有黄兴、唐才常等。一八九六年，张之洞决定改定自强学堂的章程，改变该堂格致、商务学生学习成效甚微的状况。一八九七年，算学科移交两湖书院，裁格致、商务两科，自强学堂改组为方言学堂。外语中，先开设英、法、俄、德文四门，不久增日文一门，共五门，即在汉口设租界通商的五国语言。张之洞「师夷之技以制夷」的政策显而易见。並将张之洞在汉阳铁厂附设的化学学堂並入自强学堂。
一九〇四年，自强学堂改名方言学堂迁至武昌东厂口原农务学堂校址（张之洞於光绪二十四年即一八九八年在四川会馆基址建农务学堂，时已迁）。课程除五门外语外，还有地理、歷史、算术、公法、交涉等课，五年毕业，以培养外交人才为主旨。
辛亥武昌起义，该方言学堂校舍设立武昌军官学校。
一九一二年九月，敎育部公佈《师范敎育令》，规定高等师范学校定为国立。一九一三年，敎育部划全国为六大师范区，各区设师范一所，湖北区包括湖北、湖南、江西三省。同年，湖北省都督拨定武昌军官学校（即方言学堂旧址）校址建立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一九一四年武昌高师开办本科。中共一大代表、革命家陈潭秋一九一九年毕业於该校英语部。一九二三年十一月，学校将原来的四部改为八系，並在敎学內部上作了相应调整。已超出了民初「师范敎育令」的框框，与当时的大学敎育类似。依敎育部当年《学制系统改革案》，一九二三年九月该校自行改为师范大学，一九二四年二月经敎育部批准，国立武昌师范大学正式建立。一九二四年九月，按照敎育部的命令，国立武昌师范大学改名为国立武昌大学。北伐战爭中各大中小学校大多陷入瘫痪。北伐军佔领武汉后，一九二六年底国民政府决定武汉地区原有的国立武昌大学、武昌商科大学、省立法科大学、省立文科大学、湖北医科大学以及各私立大学（如中华大学等）高校进行大合併改组为国立武昌中山大学，直辖於武汉国民政府，筹备委员会设在原武昌大学校內办公。一九二七年三月，武昌中山大学正式开学。以前武昌大学（设理科、医科）、商科大学（设预科、文科、师范）及法科大学（设商科、法科）为校址。改革后的中山大学学制：本科中文科、理科、经济科、法科为四年制，医科为五年制，预科为二年制。中山大学成为一所革命的、多学科的综合大学。也是当时武汉唯一的一所大学。
南京政府成立后，一九二七年冬，大学院决定彻底改组武昌中山大学，将其停办。一九二八年七月建立国立武汉大学。筹委会设在东厂口方言学堂旧址，並开始在东湖之滨珞珈山创建新校区。一九二八年九月，武汉大学在东厂口成立，分设三院五系，十月招考新生，开始上课。一九三二年后新校区校舍陆续建成，学生、敎员陆续去新校上课。东厂口原校址后成为武汉大学医院和武大城区办事处所在地。[52]
一九三〇年代武汉大学迁往东湖后，东厂口校址先后设省立女子高级中学和省立武昌第二女子中学。
㈢新式中小学堂的创办
张之洞在武昌办学，除了各种类型学堂之外，对於各级学堂也很注意。从一九〇三年（光绪二十九年）起创立了东西南北中五路学堂。首先开办的是南路小学堂，其他几路隨之成立。招收粗通文理的十一至十四岁的学生，四年毕业，官费供给食宿。一九〇四年二月，五路学堂均吿开办。
东路小学堂最初设在贡院，不久迁至曇华林街（今市十四中校址）。在东路小学堂在贡院的旧址（今市幼师校址），民国初年设立了湖北公立法政专门学校。一九二二年改为湖北省立法科大学，一九二七年並入武昌中山大学。曇华林东路小学堂旧址一九〇八年设立第二文普通中学堂，一九一二年十月在此开办了湖北省立第一中学，中国共產党杰出领导人陈潭秋即为一中毕业生。一九二七年省立一中称为本省规模最大的一所综合中学。
西路小学堂最初设在望山门內，为时只几月，移到贡院北面，为时一年多。后在万鹤楼下修建新房（现为武汉市武昌区黄鹤楼小学和幼稚园校址）。该校贡院校址一九一三年成立了省立第二中学，后改为三中，一九二七年合併几所学校复为省立二中（初中部），一九二九年后改为省立武昌高级商业职业学校。
南路学堂地址在今紫阳路烈士祠西侧旧工艺学堂原址，该处房屋已毁。
北路学堂地址在北城角原武昌左卫衙门。民国后一九二七年毛泽东等在此办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一九二七年六月在此办过湖北省职业学校（並设有职业师范、职工敎育、女子职业、商科四科），三十年代在此湖北省办第二女子中学。
中路学堂最初地址设在贡院，不久移至南楼（今解放路西侧长江大桥南面，武昌区工商管理局）。
一九〇三年张之洞筹建两湖总师范时，建立附属高、初两等小学堂，作为总师范学生实习所，是为武汉开设完全小学堂之始。
在张之洞的开明政策和积极倡导下，省城武昌创办小学六十多所，全省各县也纷纷将县属旧书院改为高等小学堂。迄一九一〇年，汉口城区设立官立初等小学堂二十所，汉阳县官立初学堂十四所。
一九一〇年，武汉三鎭高等小学堂和两等小学堂共有学生二〇四〇人；初等小学堂二四六一人，女子小学堂四〇〇人，总计四九〇一人，各类小学堂敎习二一四人。
继五路小学堂开办，张之洞在武昌创办中学堂「文普通中学堂」。
一九〇三年，文普通学堂正式开办於武昌铜元局街（今读书堂）大朝街口（今武汉市三十一中校址，民国时张难先等在此办大江中学）。
后一九〇八年继任总督陈夔龙在曇华林东路小学堂旧址（今市十四中东院）添办第二文普通学堂。不同於一文普的偏重文科，二文普的课程注重於理科。一九一二年二文普改建为省立一中，一九三八年迁鄂西，並入省立联合中学建始分校。一九四六年返武昌原址，改为省立第一初级中学。解放后，先后改为省立武昌一中、武汉大学附中、武汉市第十四中学。
清末，在武汉地区的新式敎育体系中，普通中学严重滯后，只有十所左右，省立中学堂仅二所，体现出张之洞经营中学敎育的重点在职业敎育和师范敎育方面，如他曾下令将不够办学条件的各府中学堂改办师范（初级）学堂，培养足够的小学师资，为中学敎育的发展培植根基。
㈣实业敎育的起步
由张之洞实际主持制定，清廷颁佈的《癸卯学制.实业学堂通则》规定：「各项实业学堂均分为三等：曰高等实业学堂，曰中等实业学堂，曰初等实业学堂」。
三种实业学堂中，最早出现的是高等实业学堂。一八九七年，张之洞在东厂口四川会馆筹设农务学堂。一九〇四年，湖北农务学堂在武胜门外宝积庵（今湖北大学处）建成新校舍，乃将学堂更名为高等农业学堂。並闢有实验农场。聘外籍农艺师、引进美国优良品种。一面培养人才，一面作为推广新农艺、新品种的基地。至一九〇五年，高等农业学堂分普通科和专科。一九〇七年高等农业学堂內附设农业小学堂和蚕业学堂。一九〇九年湖北当局在贡院开办的一所农业中学堂於一九一〇年春与湖北高等农业学堂合併。至此该农业学堂有小学、中学、专科三个层次，形成一个比较完善的农业敎育体系。
辛亥革命爆发后，学堂负责人逃散，学堂財物被附近农民抢劫，房舍被焚毁。一九三一年，宝积庵校址（农场）新建成湖北省立鄕村师范学校校舍，[53]改鄕村师范为湖北省立敎育学院，设鄕村师范专修科和农事敎育专修科，一九三六年停办。一九三七年十月，在此开办湖北省农业专科学校，设农事、农艺专修科，並附设高级农业职业学校。一九四五年秋，战时创办於恩施的湖北省立农学院（由农业专科学校改组）迁回该原址。
一八九八年在武昌三道街创办工艺学校，分设汽机、车床、绘图、翻沙、打铁、玻璃各专案工艺，聘日籍敎员，优秀学工还被选送出国。一九〇二年湖北工艺学堂改制各工业专科，升格到高等学堂程度，一九〇七年正式定名为湖北工业学堂。移校址於停办的原道师范学堂。分设理化、机器製造、织染、建筑四门，培养高级工业技术人员。
一九〇六年，张之洞拨筹湖北公款还派人赴日接办了原为中国留学生而设的东京路矿学堂，改为湖北驻东京铁路学堂，为湖北培养铁路建设人才。
此外还办了敬节学堂，育婴学堂等。
至一九一〇年，武昌地区共有各级各类官立实业学堂十四所。
㈤军事警察学堂
改革军制组成新军是湖北洋务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张之洞视练兵为「身心性命之学」。
一八九七年，张之洞奏请设立武备学堂，一年后新校舍在武昌黄土坡落成，一九〇一年设立培训旧军官以適应「新式战法」的将弁学堂。一九〇二年，张之洞将军事敎育作为新学制体系计划的一个组成部分，一九〇三年武普通中学堂在阅马场南面正式建立，又将武备学堂改为武高等学堂。一九〇四年将弁学堂並入武高等学堂。一九〇五年遵清廷陆军学堂章程改高等学堂为武师范学堂，张之洞的军事学堂是仿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科。民国时期武普通中学堂校址曾为省敎育厅办公地，一九三六年敎育厅迁走，改为省立武昌师范学校校址。
一九〇六年湖北遵章开办陆军小学堂，张之洞认为陆军小学堂规模太小，一九〇七年上奏朝廷变通，扩大规模。湖北陆军小学堂扩充为湖北陆军特別小学堂，一九〇九年，在陆军特別小学堂原址，一部分改为湖北陆军讲武堂，一部分改为陆军测绘学堂。一九一一年测绘学堂全体学员参加武昌起义。一九〇三年改为湖北陆军测量学校，一九一六年学校停办。
湖北军医学堂一九〇六年开办於武昌县华林左卫城隍庙，主要学习近代西方医学，药学及解剖学。
二十世纪初，张之洞在武汉地区创建近代警察，培养新型警察势在必须。一九〇三年，张之洞飭令在武昌阅马场设立警察学堂，开武汉警察敎育之先河。並派员赴日本学习警务。一九〇九年警察学堂改为武昌高等巡警学堂和武昌巡警敎练所。
此外，为了改造旧官吏，培养適应洋务新政的新型管理人才，一九〇二年张之洞著手建立了仕学院。这是湖北，乃至全国第一所试图按近代学堂规章和敎学模式培训在职官吏的官员进修学校，为后来的官员在职培训开了头。
㈥张之洞培育的人才在民国的影响
张之洞办新学，选派学生出国留学，为湖北武汉乃至全国造就了一大批人才。虽然其初衷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但其结果却是培植了封建制度的掘墓人。这些学生后来不少人成为叱吒风云的政治领袖和建树卓著的学界精英。
两湖书院的学生中，著名的有后来与孙中山齐名的辛亥革命领袖黄兴，湖北自立军首领唐才常，同盟会员、国会议员、史学家刘成禺，著名史学家、武昌师范大学和武汉大学敎授王葆心、著名数学家蔡存芳、万声扬、湖北民政长夏寿康，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校长谈锡恩（君訥）等。
由经心书院出身的张继煦（春霆），曾任湖北第一师范学校校长及敎育部普通司司长、武昌师范大学校长、安徽敎育厅长，解放后任武汉市人民委员会委员。李步青（廉方）著名数学家，是曾任武汉大学校长的周鯁生的老师，曾任河南敎育厅长，解放后任中南敎育部副部长；王式玉，曾任湖北女子师范学校校长和省敎育厅科长；何成濬，两任湖北省主席，湖北省议会议长，號称湖北王；李书城，曾任武汉国民政府时期湖北省政府常委，湖北省民政厅长，省建设厅长，新中国农业部长；孔庚，辛亥时在山西任大同鎭守使，大革命时湖北省常委；屈德泽，湖北高级农业学校校长；杨介廉，湖北实业厅长；杨惠康，湖北財政厅长；魏宸祖，驻比利时大使；权量，交通部长；吴经明，北洋政府陆军司长；史青，京汉铁路局汉局总工程师，杨雨廷，鄂军政府外交部副部长，驻澳大利亚副领事，解放后为武汉市参事室参事。屈佩兰，在王占元治鄂时任湖北省议会议长、国立武昌商业专门学校校长；李德寅，王占元治鄂时任湖北省议会副议长；冯开濬，鄂军政府內务部部长。阮毓崧，鄂军政府民政司司长。耿覲文，大革命时期汉口第二特別区管理局局长，解放后，湖北省人民代表，省政协副主席。还有清末官至奉天巡抚的周树模，官至学部大臣、曾任湖北第一师范学校学监的杨湖樵等。
两湖总师范培养的人才，有民国名人王世杰，曾任武汉大学校长、敎育部长、外交部长；黄昌穀，首任武昌市长、湖北建设厅长、敎育厅长；金宗鼎，湖北外国语专门学校校长；李春萱，辛亥革命时期湖北军政府財政司长；张国恩，大革命时湖北省政府委员兼民政厅长，武汉市政委员会委员；李范一，省建设厅长、解放后中央燃料工业部副部长等。
文普通学堂（含二文普）的学生中后来卓有影响的有，宋敎仁，同盟会改组国民党后代理事长；董必武，中共一大代表，人民共和国代主席；石瑛，大学敎授、武昌大学校长、湖北建设厅长、曾任南京市长、湖北省临时参议会议长；黄侃（黄季刚），大学敎授，著名国学大师；王介庵，省敎育厅长；李四光等。
武普通学堂毕业的夏斗寅，曾任湖北省主席。
将弁学堂出身的有刘佐龙，曾任湖北省长和国民革命军军长。
湖北陆军学堂学生中，胡瑛（经武），曾在辛亥革命后做山东都督。武备学堂学生中，吴禄贞（綬卿），辛亥革命时任新军第六鎭统制。著名湖北辛亥革命领袖孙武。陈宦，曾任四川督军。王鸿年，曾任驻朝鲜总领事、外交部俄文法政学校校长，驻日本横滨总领事等。
湖北陆军特別小学堂的学生中有蔡济民，中国同盟会湖北分会参谋部长。
五路高等小学堂的学生中，有后来成为享誉国际的地质学家，新中国地质部长李四光（仲揆）、郭泰祺，曾任武昌商科大学校长、外交部次长和驻英大使。范熙绩，曾任陆军中将，一九二七年北伐师长，湖北省政府委员。以及李春萱、王世杰等。
在这些名人中，很多人都先后出国留学，接受西方新思想，影响了一个时代湖北武汉及至全国的歷史进程。[54]
㈦湖北图书馆的创建与流变
张之洞在敎育改革的同时，也非常注重在学堂內设立书库。在两湖书院就有丰富的书库藏书供师生借阅。在两湖总师范学堂时期，南北书库已初具现代大学图书馆的规格，藏书四万余卷。后来，南北书库的一部分由省立图书馆继承，一部分转至省立第一师范学校。
光绪二十八年（一九〇二年），张之洞与湖北巡抚端方合奏清廷，建立湖北图书馆。一九〇四年「鄂省图书馆建立」。馆址设在武昌兰陵街西侧（今解放路人民电影院），首任馆长冯汉驥。省图书馆开办时，端方派人去上海、日本购回一批新书，另集中武昌各书院的藏书四万册。位居当时全国省级图书馆的前三名。一九〇八年，馆址迁入对面博文书院校舍。
一九三四年，经省政府决议，推定李书城、沈祖荣、谈锡恩等负责筹建湖北图书馆新馆舍，决定以曇华林一八〇〇余平方米的土地换取现在湖北省图书馆一一一八平方米原属湖北下臺军人前任省主席夏斗寅的土地。当年动工，一九三六年底完工。不久因抗战爆发，新馆舍为军队佔用。一九三八年，省图书馆西迁恩施，将重要图籍迁走。新馆舍为汪伪省立图书馆和警保处联合佔用。抗战胜利后，在恩施重建的省图书馆除留下一部分图书充实恩施图书馆外，其余於一九四六年八月全部迁回武昌新馆，並接收了汪伪省图书馆藏书、版片和什物，计图书十六万册，版片三万余。如今，省图书馆继续发挥著其文化敎育功能。
张之洞「湖北新政」遗產大致有三个流向：一部分发展至今仍在发挥其作用，如铁路、市政基础建设、图书馆等；一部分经过改造重组延续至今，如由四局部分机器发端而来的武昌造船厂、由自强学堂的后身方言学堂校址基础上重建的武汉大学以及钢铁工业等；还有一部分则湮没在歷史发展的长河中。
张之洞留下的丰厚「新政」遗產影响是如此的深远，以致抗战胜利后的国民党湖北武汉的当政者再一次按照现代发展的要求重新著手制定武汉区域规划时，也要借鉴张之洞的歷史经验。《武汉区域规划初步硏究报吿》在总结了张之洞以来的建设成就和经验后，作出了建设「武汉市中心区」（武汉三鎭）、「大武汉市区」（纵横六十里，东到葛店，南达纸坊，西迄新沟，北抵横店）、「武汉区域」（包括武昌、汉阳、黄陂、黄冈[55]、鄂城、大冶、嘉鱼、沔阳等八县之沿江沿湖地带）的层级建设规划设想，並认为「张之洞原计划，今日仍適用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主席也对张之洞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一九五八年夏季，他在武昌主持中共中央八届六中全会期间，曾对河北籍的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及一批湖北籍同志说：「湖北的工业基础，如汉阳铁厂、纺织厂、兵工厂、京汉铁路，都是张之洞带头办的。这是你们河北人的骄傲！你们要后来居上。」[56]张之洞「湖北新政」遗韵，由此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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