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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阅读的利己和无害，阅读者在调动情感时的理性审美意识，让我们不能高估文学对一个人行动力的作用。但是，如果完全否定文学的意义，走向一种“读书无用论”、“阅读虚无论”，那不是抖机灵，就是矫枉过正。
如果读书真没意义，那些高官政要、大学教授为什么还要他们的子女读书，你会发现，最喜欢说读书无意义的人，如果孩子真不读书，他们比谁都着急。
至少在今天，阅读仍是性价比最高的学习方式。
（本文首发于《新周刊·硬核读书会》）
郭敬明尚火的时候，有人说，《小时代》是我们时代的代表作，因为我们就活在《小时代》。他许是要后悔了。英国脱欧、特朗普当选、中美贸易战、新冠疫情，都昭示我们处在一个大时代——动荡不安，前路未明。时代匆匆地把赶，像牲口一般，没有草，还催人快点挤奶。在这样一个快时代，我却记得北大中文男足的一句话——退一步有退一步的欣喜。回到读书，读书很多时候不是教给别人意义，而是对于自己的意义，教给别人的意义，是有形、有用、看得见具体效益的，但对于自己的意义，就是无形之物，是在疾速变化的环境下，用阅读抵御世间的种种无常。
同样，我喜欢的书，也未必是新书，甚至不一定有用。新书未必新，旧书未必旧，有时候，退一步，也能看到退一步的风景。一个有趣的事：所谓潮流，往往是复古，说不定哪天老大妈做的事，就成了未来嬉皮士的潮流。谁知道呢。但耐心地在自己喜欢的道路上走下去，总会有不足与外人道的收获。
新书未必新，旧书未必旧
最近很有启发的一本书是《苏轼十讲》。几年前的旧书，重读依然很新。苏轼是三苏之首，唐宋八大家之一。他和王安石、司马光、范仲淹、欧阳修等人一样，是北宋中后期重要的文学人物和政治人物。在词赋上，苏轼发扬豪放派词风，与柳永为代表的婉约派成为北宋最重要的两大词风。在政治上，苏轼作为当时政坛上中间派的典型，一生经历了熙宁变法和元佑更化，是一位虽然从未执掌朝政，却又不可忽略的人物。
《苏轼十讲》
朱刚 著
微言传媒 | 上海三联书店，2019-7
但更重要的是在为人处世上，和王安石、司马光不同，苏轼继承了儒家的入世，又有道家的逍遥和佛家的释然。苏轼是一个入世的逍遥者，不可救药的乐天派（林语堂语），在他的身上，我们能看到知识人的另一种可能性，一种有别于利己主义、功利主义，又不至于陷入苦大仇深的活法。
巧的是，这一年读到好几本关于那个时代的书，比如刘子健的《宋代中国的改革：王安石及其新政》、赵冬梅的《大宋之变》、崔铭的《王安石传》。其中印象最深的是刘子健那一本，这本书是刘子健1950年代写成的著作，作者写法高屋建瓴、酣畅淋漓，短短八万字写透了王安石变法。他跳出了王安石变法是为“富国”还是“强兵”的思路，也没有拘泥于儒法之争，而是把王安石新政放在改革官僚体制的立意上。
《宋代中国的改革：王安石及其新政》
刘子健 著，张钰翰 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12-1
刘子健把司马光和王安石对比说道，司马光渴望通过道德主义路线来实现治世，而王安石主张功利主义路线，通过改革官僚体制来走向治世。王安石新政的部分措施具有法家色彩，但他骨子里还是一个儒家政治家。
书中很有启发的一部分是对官僚的划分。他拒绝儒家道德性判断下的君子与小人的两分法，而是把官僚分为三大类型:“理念型指具有理想主义的少数士大夫官僚理念型指具有理想主义的少数士大夫官僚，仕进型指追求仕途的官僚，渎职型指滥用职权的官僚。在这三大类型下，可再细分若干特色类型。
刘子健肯定了王安石新政隐含的现代性思维，但他没有过分美化王安石，而是正视王安石新政的问题，分析王安石的变法为何失败，为什么一场针对官僚体制的改革运动，却演变成官僚体制的堕落，为什么北宋“士大夫与君子共治”的局面，会在王安石新政后一步步演变成君主集权，而官僚体制逐步演变成君权的附庸。
《王安石传》
崔铭 著
天津人民出版社，2021-11-1
用阅读重拾耐心和宽容
北宋中后期是一个党争愈演愈烈的时代，君子之交，步入黄昏。而今天，一言不合就决裂，同样在朋友圈频频上演。这几年，如果要说几个关键词，我想到两个，一个是“撕裂”，一个是“隔离”。这种撕裂和隔离的双重境况，又导致了个人愈发“孤岛”化。以前说“每个人都不是一座孤岛”，现在是“他者即地狱”。
隔离可能是今天最普遍的特征，一个大家互相交流又隔离的时代。比起病毒所带来的暂时的地理上的隔离，更难以跨越的，是文明的隔离、党派意识形态的隔离、阶层固化的隔离，乃至一线城市和农村小镇生活经验的经验。即便只是一个专业的人群，也在隔离，比如文学，分化为纯文学的、类型的、网络的，有所谓主流，有所谓野生，彼此能看见，但没有深度的碰撞和交流，你会看到一股透明的墙，它无声无息，但屹立不倒。而文学内部的透明区隔，不过是各行各业，乃至整个社会趋势的冰山一角。透明的隔离让大家彬彬有礼又互不打扰，不再具有整体的力量。
坚硬的隔离就如同意识形态的沟壑，彼此视对方如魔鬼，既然无法接受，那就彼此隔离。可能在线下，大家是复数的人，但在线上，人被一种身份政治笼罩。在这种区隔之下，人们喜欢整齐划一，喜欢一言不合删掉自己讨厌的声音。
但我想，上网的一大乐趣，就是看和自己不同的声音，只要是底线（比如谩骂、羞辱、人身攻击）之上的，观点不同，再正常不过。我并不那么期待跟自己一样的观点，如果有跟自己不同，但很认真的探讨，反而会很惊喜，这几年，在线上讨论平台，一方面声音极化，中间派生存空间缩小。另一方面，许多人愈发不容忍跟自己不同的声音，即便是曾经的朋友，都会一气之下删除联系方式。就好像，他们就希望看到跟自己一致的声音，但是，这恰恰是有问题的，因为对不同派别苛求整齐划一，恰恰是一种专制的逻辑。一个人艰难但值得去做的，是在自己的身上克服专制。
这使我想起秦晖的《传统十论》、斯汤奈尔的《反启蒙 从18世纪到冷战》。它们都是作者经过耐心思考，且击中当下问题的书。
《反启蒙》不是指民粹主义式的全盘否定启蒙运动，而是重新审视启蒙主义，思考启蒙主义的神话，启蒙主义为什么没有如先贤预言般让人类走向一个更开明、理智的环境，反而在今天，启蒙一步步失效，世界走向破碎和割据之中，建立共识成为不可能之事。《反启蒙》追溯的是18世纪英国思想家柏克与德国哲学家赫尔德确立的“反启蒙”理论框架，作者斯汤奈尔仔细研读了卡莱尔、泰纳、斯宾格勒等人物的著作，为我们梳理出“反启蒙”四次浪潮的清晰脉络。作者认为：“现代性存在着两面，一面是为人熟知的“洛克—康德式”的现代性，但同时，在18世纪到当代，现代性的另一个侧面得以显现，这就是反启蒙的传统。反启蒙思想并非一种反动的思想，而是属于现代思想之列。”
《传统十论》则关乎一个很深刻的问题，即中国如何走出帝制，走向一个现代化社会。比起制度上的帝制更深重的，是人心的帝制，是人心的奴性，成为历史重复上演的坚实基础。在这个意义上，作者思考大共同体和小共同体的问题，思考在国家和市场的二元对立之外，作为民间的珍贵可能性。
通过退一步的阅读，也许能让个人重拾耐心和宽容的品质。现今，一种可贵的公共辩论已经消亡，我们也不再有公共讨论的底线、和而不同的交锋，随着这一世代教育资源分配的进一步分化，阶层经验不可逆的加深，隔离不会消解，而会延续下去。于是不得不思考，疫情带来的隔离会被药物治愈，但心理的隔离如何打破？我想，对于这一世代的人们，如何打破隔离，建立跨越边界的共同体，是一件艰难但必须去做的事。
在文学世界，探索更自由、更开阔的语法
我的主业是文学，所以得分享几本文学书。去年看小说比较多，印象最深的两本，一本是《流俗地》，一本是《潮汐图》。
《流俗地》“着墨于流俗之地，走向广阔的民间世界”，是黎紫书小说中重要的一本，或可猜想，日后回顾黎紫书的创作生涯，《流俗地》会是一个分水岭和代表作。在华语文学里，这部长篇小说有两大主要贡献：第一，它是一部难得的马来西亚世情小说，不从宏大叙事入手，而是将日常叙事与历史叙事结合，达到一种“文学地方志”的效果；第二，它塑造了一组立体的女性群像，为华语文学提供了难得的女性视角出发的长河小说。它并非是单一的独立女性奋斗叙事，或者城市女性青春叙事，它横跨城镇与村庄，聚焦出身与境遇截然不同的女性，熔炼出一部女性市民的成长史与互助史。
《流俗地》
[马来西亚] 黎紫书 著
十月文化 |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21-4-1
《潮汐图》是作家林棹的新长篇。作者借蛙怪之眼，鸟瞰十九世纪珠江三角洲芸芸众生，和前作相比，此书的语言实验更彻底，也更见得形式的极致便是内容的极致。《潮汐图》是蛙怪少女的风声鹤唳，也是人类文明史即野蛮史的一个微缩标本。在成名以前，林棹以林津鲈（木头）的笔名潜游于文学暗河，她反复书写这样几件事：观鸟、植物、潮汐、鬼怪与惊梦。而今，当她探出水面，已经比同代大部分人走得更彻底。
林棹是纳博科夫小说观念的实践者。纳博科夫认为，小说是语言的艺术，他反对把小说作为文以载道的工具，所以即便是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纳博科夫也没有很高的评价。而林棹小说最大的特色就是语言，尤其是小说的腔调，在《潮汐图》里，林棹在小说三部分就用了三种不同腔调，既有粤语腔、潮汕腔、普通话与粤语杂糅的腔调，也有翻译腔，华洋杂交的叙事。巨蛙从广州到澳门，再到西欧，也可视作一次语言之旅。借由巨蛙，林棹试图建立一种和弱者更亲近，但又并非是自上而下怜悯弱者的叙事。她意识到，人与人，乃至人与物感同身受的方式，恰恰是基于彼此的脆弱，而非优越。
《潮汐图》
林棹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2022-1
最近还读到广东青年作家路魖的长篇《暗子》，它也让我想起了索耳的《伐木之夜》、林棹的《潮汐图》和黎幺《山魈考残编》，这些作品都在探索更自由、更开阔的语法，或许，这些书不是当下热点，但沉得更深，它们是中国现代主义文学稀有的地火，而今浮出地表，发出幽幽的鸣响。今天有很多热闹的事，热闹并不一定等于珍贵，在当下，辨识怎样是更有创造力的文字，显得更需要耐心。
《暗子》
路魆 著
时代文艺出版社，2022-1-12
《山魈考残编》
黎幺 著
后浪 | 四川文艺出版社，2021-12
阅读仍是今天性价比最高的学习方法
不过，我自己喜欢读书，但不会要求别人必须读书，也不会把读书作为优越的证明，因为我知道，读书也有很多局限，一个人如果只是读书，炫耀读书，他同样可能是自私而残酷的人。我的主业是文学，常会有人问我：“文学有什么意义？”“文学对今天有什么用？”“为什么很多人读文学时悲天悯人，现实里还是冷漠自私残酷？”
我当时说了一段话：在阅读文学作品时，文学人物不会跳出来伤害读者，你在内心深处意识到，它不会对你的现实世界有实在的影响，不会动摇你真实的利益、生活的舒适，因此，人在阅读时容易“大发慈悲”，哪怕是一个现实里骂穷人吃相难看、对脏兮兮的流浪者表现冷漠的人，在阅读文学时也能轻易怜悯远方，去关心一个黑人的苦难。
我们常说的一句话，就能概括这种感受——林黛玉在文学里很动人，但她真在你身边，你不一定喜欢。
我们打开一本书，哪怕是一本关于苦难、关于环境之恶的书，也会预设审美的目光，这种审美，理性地对艺术品的期待，让我们哪怕被文学感动，联想到自己或者身边人的处境，也是一种理性下的审美行为，你在阅读中的种种非理性、种种慈悲，背后仍是一个理性的基底，因为你知道——它不会影响你的生活舒适。
真正考验一个人的行动，是能否打破自己生活舒适，又践行道德的行动。
电影《死亡诗社》剧照
所以，尽管文学会对人的观念有潜移默化的影响，但在短期内，不要高估它对行动的影响力、不要过于相信人在阅读时的慈悲。多少人同情祥林嫂的悲剧，却又在现实里嘲笑祥林嫂。乔治·斯坦纳在《语言与沉默》里说过，一个人晚上可以读歌德和里尔克，可以谈巴赫和舒伯特，早上他会去奥斯维辛集中营上班。
《语言与沉默》
[美]乔治·斯坦纳 著，李小均 译
世纪文景 | 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11
文学阅读的利己和无害，阅读者在调动情感时的理性审美意识，让我们不能高估文学对一个人行动力的作用。但是，如果完全否定文学的意义，走向一种“读书无用论”、“阅读虚无论”，那不是抖机灵，就是矫枉过正。
如果读书真没意义，那些高官政要、大学教授为什么还要他们的子女读书，你会发现，最喜欢说读书无意义的人，如果孩子真不读书，他们比谁都着急。
至少在今天，阅读仍是性价比最高的学习方式。一本好书的费用，远低于名牌包，约等于两杯奶茶，焉论互联网和手机有很多免费的读书资源。对于穷人来说，读书不一定会改变命运，但如果不读书，穷人就不会有改变命运的可能。
读书和游戏、短视频，的确没有高下之分，但如果具体到穷人的处境，如果告诉穷人，这些本质上没什么区别，你不读书也没事，那么，这不过是一种伪装成包容话术下的误人子弟。所谓书籍，不只是课程辅导、学术书、工具书，它们意味的是不同的认识世界、认识自我的方式，读下一本书，则意味着一个人沉浸下来做某件事的潜质。无论是一个人日后做学问，还是踢足球、打游戏，沉浸、专注、耐心，都是做事的基础。
对于穷人来说，他可以在未来选择不同的路，但读书是一个基础，这不是一种读书优越论，而是由穷人的客观现实所致，在结构性的困局之下，阅读已经是今天金钱成本最低的提高认知与培养专注力的方式。而很多穷人家的孩子，小时候正因为缺乏阅读，沉浸于游戏、短视频、打架等等，在日后留给他们的可选择工作、晋身途径都大大减少，固然有幸运儿，但那不是常态，更多穷人在这个文凭社会淹没在无声之中。
所以，读书无用论可能是文人的自嘲，但无论是现实层面还是精神层面，读书对穷人真的有用，是其他选项都很难代替的普适程度、性价比都更高的用。那些对穷人说读书无用，你好好去玩的，才是真正的说话不负责，因为他已经读过书，他有了好文凭，他见过山海风物，领略大千世界的不同可能，又或者，他被社会过劳式竞争所伤，意识到读书未必能带来财富与地位的跃升，所以他感慨，读书无用。
但别忘了，前提是，他读过了书。
如果他不读书，又无缘生在富贵家庭，他很大概率是一个贫困地区的文盲，终其一生只看到生命的一种可能。
所以，读书不允诺命运的改变，但它至少是开给穷人的一扇窗。在这个太多方式变成金钱与政治游戏的世界，读书固然也有种种缺憾，但对于穷人来说，我想不到另一个比它更有用的选择。
而对我来说，阅读还有一层快乐，这或许是写作者能明白的，因为这时候你不用写作，还可以毒舌一下作者，只要你不写作，你就有无限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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