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12月4日下午，“研修网读书会”第一期活动顺利举行，本次读书会邀请顾德希先生作“文化传承与立德树人——分享阅读《顾炎武文》的体会”的分享。顾先生以《日知录·除贪》为例，谈教师为什么要重视文化经典的阅读，讲如何让优质文化“活”起来，论怎样理解顾炎武在文化传承上的价值。

以下内容整理自顾德希先生在读书会上的分享，有删改。

教师读书，关乎文化传承与立德树人，二者分不开。《易经》说“文明以止（止：谓尽善尽美），人文也”，又说“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指出什么是优质文化，强调人文教化的重要性。这可能是对二者紧密关系最早的经典表述。

一年多来，我反复读了《顾炎武文》。这是商务印书馆1928年出的“国学丛书”中的一种，我有幸参与了它的新编校订，感到很有收获，下面谈些体会和思考，与各位分享。

一、要重视文化经典的阅读

教师读经典，是做好文化传承工作的前提。这本《顾炎武文》精选了《日知录》28篇，校订之余，我深感《日知录》确乎是不可多得且常读常新的经典。试就其中《除贪》片段（见附录）谈点阅读体会。

《除贪》阐释全面而特色鲜明，指出只有坚决除贪才可能实现真正的“王道”，批评了宋代、尤其尖锐批判了明代对贪墨的姑息之政，廓清了导致“姑息之政”的某些误区，强调了加强对子孙后代教育的重要性。后面附录的是《除贪》的第3、4段。仅这两段，已可见《日知录》特色之一班。

第3段记述5个贪官被惩处的案例，说明对主官的惩处尤应严厉，对“关系”越“硬”的惩处越要严厉。第4段，引述李亶对大理寺（掌管刑狱的最高官署）审断李商一案的反驳，回应前文关于“吏治”的论述，强调严于除贪必须明轻重、抓吏治。“大理定罪，备引格条”，而不懂得“古之立法，意在惜人”，这便是不明轻重。作者把李亶当做“除贪”样板，突出肯定他“得轻重之权”。做到这一点很难。后文引范仲淹“一家哭何如一路哭”的名言，进一步强调此意。范仲淹的同事对范严惩不才之吏不以为然，说你这样做，知不知道会有“一家哭”啊？范说，不惩处这个官员，整条大街家家户户都会哭，让一家哭总比让一路哭好。这是对权衡“轻重”的进一步诠释。

第3、4段不足500字，几乎全是引用史料，作者自己的话不足20字，但事实可信度高，透点要害，鞭辟入里，典型性极强。“后唐”总体成就有限，李亶在位不过七、八年，但这个“典型”足以说明“除贪”抓到点子上，是实现小康的必要条件。

把“除贪”问题谈得如此简明透彻，在文化典籍中或为仅见。顾炎武主张“必古人之所未及就，后世之所不可无，而后为之”（《日知录•著书之难》），上面对李亶“得轻重之权”的肯定，即是如此。李亶认为该那么做，但不可能想到这是以后几百年抓“吏治”的难点，而顾炎武纵观宋、明500年失误，认定这一点为“后世之所不可无”，特予指出，即使今天读起来仍可令人警醒，这便是“经典”的穿透力。《日知录》中这样的篇章很多，对我们深入理解传统文化精华有很大启示。

二、让优质文化“活”起来

读文化典籍，不同于一般读文学作品，也不能简单地着眼于“文言文翻译”，而要力求让优质文化“活”起来。读《顾炎武文》让我对此更确信不疑。

这本书选了反映顾炎武家世生平、立身行事的30多个文本，如果一般地读读，搞搞文言翻译，那么对顾炎武这位了不起的文化巨匠，很难有什么真切感知。但若沉住气去认真读，仔细想，让书里分散的内容逐渐形成有机联系，感觉就会很不一样。例如顾炎武《与杨雪臣》信中说：“昔岁孤生，漂摇风雨；今兹亲串，崛起云霄。思归尼父之辕，恐近伯鵉之灶。且九州历其七，五岳登其四，未见君子，吾犹大夫，道之难行，已可知矣。”这条线索，完全可把书中二十来篇中许多生动记述串起来，这样，顾炎武那“天地存肝胆，江山阅鬓华”（《酬王处士九日见怀》）的伟岸身影便会在我们心目中栩栩如生。他生当乱世，尝尽苦辛，成就不世之学，而又满怀无奈，实在是位富于传奇色彩的一代宗师！

这样阅读文化典籍，优质文化便可能“活”起来。当然，还要由表及里，反复思考，力求比较深入地走进作者的思想。例如，“博学于文”“行己有耻”是顾炎武的治学主张，也是他的做人主张。（这个“文”与《易经》里那个“人文”义同，见《日知录》卷七。）他认为“自一身以至于天下国家，皆学之事也”；“出入、往来、辞受、取与之间，皆有耻之事也”。“博学于文”“行己有耻”内涵十分丰富，体现了让优质文化最大限度“活”起来的拳拳之心。让优质文化“活”起来，是立德，也是树人。

读顾炎武的《拽梯郎君祠记》，不难看到他是怎样践行其治学主张与做人主张的。他在“北游”的最初两年，跋涉于长城脚下，“藜藿为餐”，沿着当年皇太极、多尔衮两次入关的路线实地考察，决心弄清当年明何以灭、清何以兴的原因。顾炎武践行其主张的勇毅，真是虽“千万人，吾往矣”！他实在是让优质文化“活”在生命里的一代宗师！

他的《日知录》，是倾三十年之力结出的文化硕果。尽管这部经典有些艰深，但顾炎武坚信它必能“活”在有志于国家富强者的实践中。他目的十分明确，始终把天下人日子过得好一些作为“知”与“行”的最高追求，《日知录》的许多内容也确实被后世的仁人志士见诸于行，除贪、倡廉、树立良好作风等等都是。《日知录》的写作，在认识论与方法论上坚持实事求是与辨证思考的深度结合（可参见《日知录》“经术”部分关于《易经》辩证精华的许多阐释）。因此《日知录》不仅是三百年前一座巍峨的文化高峰，其生命力也必将“活”在“抚世载物”者利国利民的实践中。不过，顾炎武认为这并不容易。《与杨雪臣》信中对“道之难行”的无奈，说明顾炎武深感他所处的那个时代，条件并不具备。

三、怎样理解顾炎武在文化传承上的价值

顾炎武学问渊博，乾嘉诸老“无人能出其右”“清代许多学术，都由亭林发端”（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但他最杰出的贡献究竟在哪？似乎一直说不太清。

他拒不事清，康熙笼络不成，雍正无所置评，乾隆则因他在读书人心目中位置太高而下诏书，对他的音韵学着实表扬了一通（这份诏书，在昆山顾炎武纪念馆可见到），但后来的林则徐、曾国藩、张之洞等人显然认为乾隆的看法局限性太大。辛亥革命时期的精英人士，则把顾炎武视为反“清”的旗帜；日寇侵占东三省，北大教授黄节（辛亥革命时期与章太炎齐名），毅然停授《诗经》改授“亭林诗”，认为国难当头，莘莘学子非学亭林不可。而顾炎武“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深广影响，更非任何一位学问家所可比拟。（程刚老师现场插言补充：鲁迅给曹聚仁的信中说顾炎武“今人已无从企及”。）

影响如此深远，那么顾炎武的杰出成就究竟在哪？最近网上看到某权威专家认为顾炎武未必读过徐光启的书，而颇有微词。其意无非是说徐光启与传教士利玛窦多有过从，顾炎武若懂得学西方才好。其实，顾炎武读过徐光启的书，《日知录•水利》一文便说得很清楚。至于西方的工业革命，则是顾炎武死后近百年的事情，西方启蒙主义思想家如卢梭、伏尔泰等都是顾炎武死后好几十年才出生的。但这位权威专家的质疑却让我感到，作为一名担负文化传承使命的教师，应把顾炎武的评价问题搞清楚。

要搞清，就须明确不能怎么去想，应当怎么去想。

不能默认西方文明一定优于东方文明。若把欧洲文艺复兴对中世纪封建神权的冲击以及十八世纪启蒙思想家们推出煌煌巨著，当做人类文明进步的唯一“范本”，然后把顾炎武等人的成就往里面“塞”，就非方凿圆枘不可。也不能把顾炎武的成就纳入今日的某一学科系统。人文学科的划分日趋细密，而顾炎武是百科全书型学者，若画地为牢，以所分“学科”先入为主，对弄清顾炎武的贡献很难恰如其分。

那么，应怎么想呢？梁启超、钱穆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均认定顾炎武是清代学术的“开山”人物，是实事求是的。梁启超把顾炎武“经世致用”之学看得极重，认为这是他“生平最注意的学问”（《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82页），这也很准确。所谓“经世”之学，用顾炎武《初刻日知录自序》里的话说，就是“明学术，正人心，拨乱世以兴太平”的学问。从前面说的《除贪》，便不难对此大致有所了解。《除贪》运用史料严谨，紧密联系现实，但与一般的史学专论很不同，它在国家治理、立德树人方面的价值，更为重要。令梁启超感到遗憾的是，由于清代“政治环境所压迫”，顾炎武的经世之学“竟没有传人”，也就是说，有清一代的学者，在经世之学上，都比顾炎武差得远。

如果我们对中华五千年文明有充分自信，承认它有着属于自己的发展轨迹，而把东西方文明看成平等的，可以互补的，那么百年前梁启超的遗憾或可释然。实事求是地看，我以为完全可以认定，顾炎武是三百年前我国社会剧烈动荡时期在文化上“承前启后”的杰出代表。

顾炎武的杰出，在于他出色继承了我国传统文化的精华，把“治学”与对家国天下的强烈责任感融于一体，坚决反对空虚之论，倾毕生精力倡导经世之学而泽被后人，这是他“承前启后”突出的亮点。他之后二百年，“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或秉于此而未能奏功。他之后三百年，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马克思主义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则是“经世致用”理念在我国创造性的重大突破，已经取得并将进一步取得伟大成就。

不知这样看，是否更利于优质文化传承与立德树人，敬请批评指正。

附：《日知录•除贪》第3、第4段

《北梦琐言》：“后唐明宗尤恶墨吏。邓州留后陶玘，为内乡令成归仁所论，税外科配，贬岚州司马，掌书记王惟吉，夺历任告敕，长流绥州。亳州刺史李邺，以赃秽赐自尽。汴州仓吏犯赃，内有史彦珣，旧将之子，又是驸马石敬瑭亲戚，王建立奏之，希免死。上曰：‘王法无私，岂可徇亲？’供奉官丁延徽，巧事权贵，监仓犯赃，侍卫使张从宾方便救之。上曰：‘食我厚禄，盗我仓储，苏秦复生，说我不得。’并戮之。以是在五代中，号为小康之世。”

注：【《北梦琐言》】孙光宪撰。孙生于唐末，卒于北宋初年，官至御史大夫。家有藏书千卷，著述多种，仅存《北梦琐言》二十卷，记唐末五代轶事遗文，为考据家所重。【后唐明宗】李嗣源，沙陀人李克用养子。李克用子李存勖称帝，为后唐庄宗，因宠信伶人致乱而死，李嗣源平乱即位，改名李亶（dǎn），在位八年，号为“五代”中“小康之世”。【尤恶（wù）】最痛恨。【留后】官名，略低于节度使。玘，qì。【税外科配】在国家税收以外按户“摊派”。【司马】闲差。【掌书记】节度使属官（一并被惩处）。【夺历任告敕】褫夺以往的奖励称号。【刺史】相当于太守。【石敬瑭】李亶的女婿，亶死后，石认契丹为“父”，即后晋“儿皇帝”。【供奉官】在皇帝身边供职的官员。

以上第3段，以5个官员的案例说明李亶尤恶墨吏及其效果。

《册府元龟》载：“天成四年十二月，蔡州西平县令李商，为百姓告陈不公，大理寺断止赎铜。敕旨：‘李商招愆，俱在案款，大理定罪，备引格条，然亦事有所未图，理有所未尽。古之立法，意在惜人。况自列圣相承，溥天无事，人皆知禁，刑遂从轻。丧乱以来，廉耻者少。朕一临寰海，四换星灰，常宣无外之风，每革从前之弊。惟期不滥，皆守无私。李商不务养民，专谋润已。初闻告不公之事件，决彼状头，又为夺有主之庄田，挞其本户。国家给州县篆印，祇为行遣公文，而乃将印历下乡，从人户取物。据兹行事，何以当官。宜夺历任官，杖杀。’”读此敕文，明宗可谓得轻重之权者矣。

注：【册府元龟】北宋时辑录的一部文献汇编。【天成】后唐明宗年号。【告陈】告发、陈诉。【断止贖铜】审断结果，仅止于“赎铜”，交钱免罪。【四换星灰】经过四年。星灰，古代观察星象与节令相关性的一种说法【无外】朝内朝外没有区别。【初闻告不公之事件……挞其本户】这几句大意：开始听说控告李商不公，是因李商只处分几个列在诉讼状首位的人，进一步看（原来）“夺有主之庄田，挞其本户”的主使，实为李商。【乃将印历下乡，从人户取物】《大戴礼》“历者，狱之所由生也”。印历，指盖了官印用以勒索百姓的文书。这句指斥李商：竟然拿盖了官印的文书夺田夺物，不让夺取的就成了案犯。【得轻重之权】权衡轻重得当。

以上第4段，引李亶敕文（批驳大理寺对李商的审断，改贖铜为杖杀），说明他的除贪“得轻重”，抓“吏治”。

▲ 读书会活动现场部分老师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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