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托李井泉伯伯转信邓小平始末|李井泉|程子华

文/王昌为

1965年11月，邓小平在李井泉（右一）、程子华（右二）等陪同下，赴三线视察工程建设

我的父亲王其梅“文革”前是西藏自治区书记兼西藏军区副政委，和李井泉伯伯都是“文革”中最早被打倒的干部，他们受冲击后陆续被周总理秘密接到北京。

我父亲先住在京西宾馆，后因湖北造反派在京西宾馆抓陈再道，就把他转移到厂桥中直招待所，就是现在的金台饭店。父亲住进时，招待所已住有不少各地书记，有福建的叶飞，浙江的江华、曹祥仁，东北局的黄火青、黄欧东、赵林，西北局的高克林、霍士廉，湖北的张体学，江西的杨尚奎、刘俊秀、白栋材，江苏的江渭清，湖南的张平化，山东的谭启龙，吉林的朱德海，西南局有李井泉、廖志高、程子华、曾希圣、鲁大东、杨超，冶金部有王鹤寿、林枫，西藏有王其梅，共计25人，分别住在前后楼。我父亲和李井泉伯伯分别住二层两头。

这些人在北京有孩子和亲属的就悄悄去会面。我当时在北长街女一中上高中，离厂桥近，每天放学我都先买小报然后骑车去招待所。发现李伯伯站在我家门外走廊窗户前抽烟，因为看见别人都不和他说话，我也就低头进屋了。

我还告诉父亲，李伯伯在走廊散步。父亲说：他在锻炼呢。过了好长时间，我出门看见李伯伯还在那里站着。他主动和我说话，问我是否认识华川（李伯伯家老八，从小送给张经武家）。我说知道，不熟。他又问：你买外面的小报吗？我说买了，我父亲正看呢。他说，等你父亲看完给我看看。我说：你等我去拿。我回屋后告诉父亲，李伯伯想看小报，只见父亲从一打报中选出几张扣下，其他的给了我。李伯伯拿到报纸就回去了。

以后几天都是这样，李伯伯在走廊窗户见我进大门就到我们这边等着，一直等拿到父亲看过并挑出不想让他看的报纸才走。我们请他进屋，他坚持不进，也不走。

周末母亲也去招待所，父亲和她说起了这件事。母亲说：这么大岁数了，让人站在门外怎么行，为什么不叫进来一起看？我说叫了，他不进，父亲叫他李政委呢。父亲说：他的老婆、儿子都被打死了，好惨啊！我要把这些报纸先挑出来，不能让他看到，怕他受不了。母亲说：让小扬（我的小名）先挑出来，不就行了。

那天下午，母亲出面才请进了李伯伯，还让我去买点心和水果招待他。母亲也随父亲一样称他李政委。没几天父亲与我和母亲商量说李伯伯想让我找华川借钱，母亲说统战部也在批斗张经武，现在不能找。父亲说：咱们也不能借钱，东西可以买给他。

从那以后，我们为父亲买的书和物品都是两份。我父亲糖尿病不吃点心和水果，就只买一份。我还专门买了两条李伯伯抽的黑色雪茄烟。这些东西都是我偷偷送到李伯伯房间的，报纸也由我送。李伯伯也让我买针线，我看见他补袜子，他教我把眼镜盒塞到袜子里好补。我后来插队就用这方法补袜子并教给别人。

在小餐厅吃饭，干部八人一桌，亲属吃职工食堂，李伯伯自己一桌。我父亲想自己单坐就让我们孩子陪着坐，在李伯伯旁边桌。李伯伯见我们来了，每次都先把一些肉菜拨到一个空盘子里拿到我们桌，说他吃不了浪费，其实是照顾我们孩子。

这样的日子没过多久就因四川和北京造反派冲进招待所抓走李伯伯等人而结束。没被抓走剩下的人即被转移到南苑机场空军基地营房，几人一屋。不久父亲就病了，上厕所都是同屋的程子华和谭启龙伯伯架着。在三○一医院看病用假名挂普通门诊号，报周总理后才用真名进南楼将军病房，但此时已经不行了。父亲是招待所里第一位去世的人，终年53岁。

随后，母亲去干校，我去插队后转干校。干校被撤销后，母亲和上学的妹妹回北京。李伯伯复出的消息，我们是从报纸上得到的，真为他高兴。我没想到还能再见到李伯伯。

1975年，我从干校回北京，母亲小声对我说：明天我带你去看李伯伯，李伯伯托人打听咱们。我已去过了。李井泉很热情，他说：“和其梅以前不认识，我们是在患难中建立的交情。在我最困难的时候无人理睬我，只有他和我谈谈，从不拒绝我去他家。”

第二天，母亲带我到李伯伯家。李伯伯见到我，就一直拉着我的手让我坐在他身边，问我这些年的情况，眼睛一直看着我，几次眼里都含着泪。看到伯伯这样，我不敢讲家中的遭遇，心里一直想着父亲当年说李伯伯的老婆、儿子都被打死了，好可怜啊之类的话。

当我们离开时，李伯伯对我母亲说家里有什么困难可以找他。他拉着我的手说：“要常来看我啊。”我们多少年都没有受过这种礼遇，李伯伯对我们有情有义，像亲人一样。

1977年国家恢复高考，小妹是应届高中毕业生，她一直很优秀，自从在外地读初中起就是历届“三好生”，因父亲的问题，几经周折才被批准入团，后又被选为优秀团员，团支部书记。可1976年9月毛主席去世天安门追悼会不让她参加。班主任讲高考政审很难过关，要家里早想办法。

弟弟考部队文工团也因政审不能被录取。多少年来，母亲和我为求得政策的落实找过许多部门，但是所有的努力都白费，连给我两个上学的妹妹发点生活费的要求都无回音。

母亲在求助无门的情况下，给复出的邓小平写了一封信，希望能得到帮助。母亲到李伯伯家谈了我家遇到的新问题，并希望李伯伯能将信转给邓小平。李伯伯听后同意由他转，并且在信上写了附言。

邓小平很快作出批示：“请东兴同志批交组织部处理，建议组织部拿这件事做个样子，体现毛主席多次指示过的党的政策。”

刚刚上任中组部部长的胡耀邦立即派干部为我家落实政策，使我家成为全国落实干部政策的首例，使我的母亲恢复了工作，小妹考上大学，弟弟参了军。我们在各自单位都不再受歧视。

胡耀邦还将有关信的文件登在1978年2月18日的《人民日报》的头版，并作为1978年中组部1号文件下发全国，使千千万万个像我家一样遭受不公正待遇的人和家庭在那次落实政策中受益。

责编：江荣兵

编审：郑国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