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瓶梅》作为“明代第一奇书”，以大量的色情描写使士林刮目，文坛震惊，因此获得了“淫书”的恶谥，成为中国小说史上的一个怪杰，它诞生在明代中后期是并不偶然。

中国封建社会的理学家虽然把两性关系极端神秘化而加以封闭和禁锢，但实际上在一些道貌岸然的统治阶级内部，仍弥漫着荒秽无耻的污浊空气，他们从来就不是清心寡欲的正人君子。到了明代中后期，随着封建制度的逐渐解体，资本主义萌芽的逐渐滋生，整个明代社会开始动荡，人们的伦理道德，行为准则和价值观念都发生一系列的变化。而它的恶性发展，则是把性开放引向邪路，出现了玩弄异性，追逐色情的歪风。

值得一提的是，明代后期的几个皇帝，都是昏庸之辈。他们不理朝政，纵欲耽乐，个个都是情色狂。嘉靖时，陶仲文、盛端明、顾可学等人，都以进“下流之药”得到权位，享富贵；隆庆时，内廷的酒怀茶具上都画着春宫，据说是皇帝爱好，奉命制造的万历帝嫌幸御嫔妃无味。更蓄男宠号为“十俊”，十个慧且丽的小太监。俗语说：“上有所好，下必甚焉。”皇帝尚且如此，市井社会的欲风大炽就无足为怪了。

《金瓶梅》就是在这样一个客观环境中问世的。它写猥亵内容，“而在当时实亦时尚”，本文只想从民俗角度的若干片段，一窥当时的社会风气。

第六回写西门庆“脱下潘金莲一只绣花鞋儿，擎在手内，放一小杯酒在内，吃鞋杯耍子。”

这真是一种怪僻的嗜好，以妇人的弓鞋当作酒杯托子以喝酒，据说是宋朝统治阶级首创发明的。元、明时期的士大夫竞相效仿，而且作为“风雅”的娱乐。

《南村辍耕录·金莲杯》中记载：“杨铁崖耽好声色。每于筵间见歌儿舞女有缠足纤小者，则脱其鞋载盏以行酒，谓之'金莲杯’。”

《万历野获编·妓鞋行酒)亦云：“隆庆中，云间何元朗觅得南院王赛玉红鞋，每出以觞客，座中多因之酩酊。五弇州至作长歌以纪之(下略)。”

《坚瓠集·鞋杯词》还记载：“嘉靖中，临朐冯汝行(惟敏)少负才名，领乡荐，知涞水县，改教润州，迁保定府通判。因仕不得显秩，肮脏归海滨，以文酒自娱乐。作鞋杯词曰：(下略)”

这些封建文人不但拿鞋杯饮酒，而且还形诸笔墨，写下许许多多歌咏鞋杯的诗词，真是精神堕落，无聊之极。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王世贞也参与这个行列，曾有人认为他是《金瓶梅》的作者。

小说第十三回写西门庆从袖中取出一个物件来，递与金莲瞧，道“此是他老公公内府画出来的，……”金莲接在手中，展开观看，有词为证：“内府衢花绫表，牙签锦带妆成。大青大绿细描金，镶嵌斗方干净。女赛巫山神女，男如宋玉郎君。……解名二十四，春意动关情。”

这是什么东西？原来就是内府传出来的二十四幅春宫画卷。这种春宫画在明代后期大为盛行。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春画》中说：“工此技者，前有唐伯虎，后有仇实甫，今伪作纷纷，然雅俗甚易辨，倭画更精，又与唐、仇不同，画扇尤佳。”

笔者曾经看到过一本明万历年间刊刻的春宫画册，题名为《花营锦阵》，也是二十四幅，其中第二十三幅，还有署名“笑笑生”的一首《鱼游春水》词。此“笑笑生”是不是就是欣欣子所说的“兰陵笑笑生”，极堪玩味。

《金瓶梅》多次提到秽药，如第四十九回，胡僧给西门庆的一种“老君炼就，王母传方”，最后置西门庆于死地的丸药。第六十七回，又写林真人合与圣上吃的“百补延龄丹”等等。非常奇怪，这些药都是通过僧人、方士传授的，这也确是嘉隆万时期的一股妖风。诚如《遵生八笺》中所说：“饮食男女，人之大欲也。不可已，亦不可纵，疲困不胜，乃寻药石以强之，务快斯欲，因而方人术士得以投其好而逞其技矣。”

男风，就是男性之间的同性之恋。《金瓶梅》中写安进士“喜尚男风”(第三十六回)，蔡御史“他南人的营生，好的是南风”(第四十九回)，温秀才成了“温屁股”(第七十六回)，以及西门庆与书童、王经的不正当关系，等等，等等，都可以说明明代后期同性恋的普遍和猖獗。

《万历野获编·契兄弟》条云：“闽人酷重男色，无论贵贱妍媸，各以其类相结。长者为契兄，少者为契弟。……其相爱者，年过而立，尚寝处如伉俪，至有他淫而告者，名曰要奸。妟字不见韵书，盖闽人所自撰，其昵厚不得遂意者，或相抱系溺波中，亦时时有之，此不过年貌相若者耳。近乃有称契儿者，则壮夫好淫，辄以多赀聚姿首韶秀者，与讲衾调之好，以父自居，列诸少年于子舍，最为逆乱之尤。”至于士大夫好男宠的事例，更是书不胜载。

当然《金瓶梅》写淫秽内容不止以上这些，明代社会的淫靡风气，也不止于此。据《如梦录》记载，明末开封城内已有七家性商店，专售“广(景)东人事”，“房内技术”，能“助老扶幼”“走马乌须”。总之，西方国家有的那些玩意儿，在数百年前的明代早已“先声夺人”，这岂不是咄咄怪事？明乎此，我们对《金瓶梅》在这个年代里破土而出，就不会困惑难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