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巴达的共和制、古希腊的四种政体和它们的灵魂|共和制|城邦|希腊城邦|斯巴达|柏拉图

虽然召穆公、周定公以相而不是王的身份行使统治权，但与古希腊城邦国家斯巴达的“二王制”却大致相似。

斯巴达城邦有两个国王，这两个国王在打仗时才拥有不受限制的权力，一个国王任统帅出征，一个国王留守国内。

平时，城邦的重大问题由 28 名 60 岁以上的贵族组成的“长老会议”决定，另有 5 个执政官协助国王处理政务。

一切有关城邦的重大事务及立法，均由长老会议做出决定，并提交由全体成年男性公民组成的公民大会批准；此外，长老会议有权监督国王，公民大会负责选举官员。

这种由国王及执政官、长老会议、公民大会组成的政体，称为“贵族共和制”，也称“混合均衡政体”，柏拉图曾将这样的政体视为仅次于“善的，正义的”王制的较可取的政体。①

斯巴达成为国家以及建立贵族共和政体的大致时间，约在公元前 750 年左右（周东迁洛阳后 20 年）。

其实，这个叫做国家的城邦，按今天的标准来看，既难以称为国家，也难以称为城邦，因为它既没有城墙也没有街道，只是 5 个多利亚人村庄的联合体。

这些分属 3 个部落的多利亚人，属于操雅利安语系的人种，它们与《伊利亚特》中的赫梯人、马其顿人、拉丁人、条顿人、斯堪的纳维亚人、波斯雅利安人、印度雅利安人、西欧日尔曼人等可能来自同一个语族。

约前 3000 年时，这些雅利安语族的人生活在多瑙河以北的森林里，后来开始在森林外围牧牛，再后来向着大海方向迁徙。

它们在以氏族部落为单位的迁徙过程中，一直保持着贵族－平民这样的两级社会结构，贵族如同兽群或畜群中高大威猛的头领，承担指挥对敌作战、执行献祭、主持欢庆宴会这样的职责。

当若干个同族的部落需要联合以便对抗更加强大的敌人时，氏族首领和年长的长老们，便聚集在一起推举一个人作为王，赋予他大家认为需要给予他的任何权力，因为这时还没有法律，只有风俗和习惯；这一做法成为雅利安人立国王的惯例。

他们中的一部分人约在前 1600－前 1100 年左右，侵入希腊半岛，其中的多利亚人又在前 800－前 750 年间，侵入希腊南部伯罗奔尼撒半岛的拉哥尼亚（Laconian）平原，毁掉了原来居住在这里的原居民的家园，并将他们变成奴隶，称作希洛人。

这些希洛人被迫在自己的土地上从事艰苦的农耕劳作，将一半以上的收获缴给现在叫做“斯巴达”②的多利亚人，自己却只能维持半饥饱的生活。

为了维持对数倍于斯巴达人③的希洛人的压迫和奴役，镇压希洛人的反抗，斯巴达人需要一支强壮的军队。这是斯巴达人后来被广为歌颂的政治制度的基础。

所有斯巴达人除了军事外，不得从事其他生计，他们过着军事化的生活，孩子们从小受到的教育就是军事训练，练习刺杀希洛人是军事训练的必修科目；连女人们都要进行跑步、竞走、掷铁饼、搏斗等体质锻炼，因为只有身体强健的母亲，才能生下刚强的战士；同时，她们有着一般女人所没有的不怕儿子战死的坚毅神经。母亲送儿子上战场时，不是祝他平安归来，而是给他一个盾牌，说：“要么拿着，要么躺在上面。”——只有战死的人才有资格躺在盾牌上被抬回来。

就是这样的斯巴达，建立了接近于“善的，正义的”贵族共和政体。

他们的两个国王如同中国共和时代的召穆公和周定公那样，共同领导着伟大的斯巴达的军事社会，他们的军队除了需要对希洛人进行镇压、对邻居美塞尼亚人进行征服、将入侵的波斯人驱除④外，还需要与另一个由雅利安人建立的伟大城邦国家雅典进行决战。

在前 431－前 404 年间进行的伯罗奔尼撒战争中，共和制的斯巴达打败了平民制的雅典，成为希腊 200 多个城邦国家的霸主，并用胜利向柏拉图证明了贵族共和政体是全希腊比较好的政体——斯巴达人有着希腊人中比较“善的，正义的”灵魂。

尽管斯巴达基本做到柏拉图所谓的“非常理想的国家，必须妇女公有，儿童公有，全部教育公有。不论战时平时，各种事情男的女的一样干”，且做到了“需要从别人那里每年得到一年的供养作为护卫整个国家的一种应有的报酬”。⑤但是，这还并不是柏拉图追求的完全理想的国家，不然，他也不会去写《理想国》，推荐哲学家去当国王了。

在柏拉图追求的理想国家之外，希腊城邦国家的政制有四种，分别是贵族共和政制、寡头政制、平民政制⑥、僭主政制。在人类历史上影响深远的世袭君主国，却被柏拉图列为一种特殊的政制而未加详细讨论。这大概与世袭君主国在希腊城邦中数量较少有关。数量少的原因不是因为柏拉图认为的世袭君主国多是野蛮人的政制，而是这一时期的希腊人，他们还保留着森林时代形成的贵族－平民二元社会结构，而在多个氏族部落混合而成的城邦国家中，氏族部落贵族之间需要以联合的方式共享城邦的治权。

同样是分享治权，为什么有的城邦实行的是贵族共和政制，有的却实行寡头政制、平民政制呢？柏拉图对此的解释是，“有多少种类型的政体就能有多少种类型的灵魂。”⑦又或者，“有多少种不同类型的政制就有多少种不同类型的人们性格”，他认为“政治制度是从城邦公民的习惯里产生出来的；习惯的倾向决定其它一切的方向。”因此，“与贵族政治或好人政治相应的人，……是善者和正义者”⑧，而崇尚武力的斯巴达的贵族共和制则是基于好胜与爱好荣誉，或者说基于它们拥有一颗“争强好胜、贪图荣名”的心灵。这种心灵与寡头政制的人们的心灵比较而言，要善一些，与贵族政制比较而言，其心灵因贪图财富而要恶一些，因此，是“善恶混杂的政治制度”。⑨

如果争强好胜和贪图荣名的青年，突然间丧失了家财，“他会因羞于贫穷而转向挣钱，贪婪地，吝啬地，节省苦干以敛聚财富”⑩吗？柏拉图认为一定会的，因为从好胜型青年到贪财型青年的转换，只要遵循将“致富和致富之道”作为荣誉就行了，就像今天的多数青年，当没有更好的能证明他的好胜心的事务时，赚一大把钱，就能满足那对好胜和荣誉如饥似渴的心灵了。

这种青年就是寡头政治型人物的原型，他们拥有一颗“吝啬的只想赚钱”的心灵，由这种心灵支配的政制就是寡头政制，它常以“富户的利益为依归”⑪，表现为公民在城邦中的政治权力由其财产的数目来决定，财产总数达不到规定资格的公民，将无法当选公职。

追求财富之心，是人的欲望的重要部分，除此之外，人还有其他众多的欲望。

那些不可避免的欲望，以及满足了对我们有益的欲望，柏拉图认为是“必要的”欲望；但有些欲望是“可戒除的，而且这些欲望的存在，对我们没有好处，有时还会有害处”，正是这些有坏处的“不必要的”欲望，指引那些对财富吝啬的心灵，转而成为崇拜财富的人，因为只有财富才能满足他那千方百计追求快乐和欲望的心灵，最后成为一个想做什么就去做什么的人，与这种人喜好“无政府状态的花梢的管理形式”相应的政体，就是平民政制。这种制度“不加区别地把一种平等给予一切人，不管他们是不是平等者。”⑫

这种“平等”指公民权而不包括奴隶的自由权，即城邦“公民都有同等的公民权及做官的机会——官职通常抽签决定”，⑬即使一个白痴抽到签也照样履职。

正因为如此，柏拉图批评道：“民主制度以轻薄浮躁的态度践踏所有这些理想，完全不问一个人原来是干什么的，品行如何，只要他转而从政时声称自己对人民一片好心，就能得到尊敬和荣誉。”⑭

柏拉图从贵族共和政体、寡头政体、平民政体的政体特征和各自政体下人的心灵特性的分析中，得出了一些极其重要的结论，如：贵族共和制所认为的善和赖以建立的基础是荣誉，“寡头政治所认为的善以及它所赖以建立的基础是财富”，民主政治所认为的善和赖以建立的基础是自由。⑮然而，“不顾一切过分追求自由的结果，破坏了民主社会的基础，导致了极权政治的需要。”⑯这就如同所有的事物都会“物极必反”一样，极端自由的结果会导致极端的奴役，僭主政治就这样从平民政治之中被发展了出来⑰，而激情是僭主追求的善。

这样，王制、共和制、寡头制、平民制和僭政便各有了自己追求的善，他们的灵魂也分别为其追求的善——正义、荣誉、财富、自由、激情——所引导。

那么，什么样的政制才是最好的呢？柏拉图认为是王制，亚里士多德认为是“全城邦最好的一人”行使治权的政制。

中国的尧、舜、大禹、成汤、文王即是这样的好人，所以他们所建立的国家以其为王。

而斯巴达和雅典则缺少这样的王，因而他们只能在自己的城邦国家中实行共和制和平民制；不仅斯巴达和雅典缺少这样的王，全希腊所有的城邦都没有这样的王，因而那些以个人利益为依归的僭主、以富户利益为依归寡头、以公民利益为依归的平民制，都无法照顾到城邦全体人民的利益，它们变态于其中的王制、贵族制和共和制，则是比它们多一些善的政制而已。

在我们讨论这些问题时，如果希腊各城邦国家的居民（贵族、公民、异邦人、奴隶）享有同样的政治权利，柏拉图的结论不会出现太大的问题。

问题是，在希腊各城邦国家居民中，享有公民权的居民始终是属于雅利安人这个城邦国家的少数派。

在不享有公民权的希腊居民中，大多数是被希腊公民奴役的原希腊半岛上的土著居民，这些居民因希腊雅利安人的入侵而被征服，成为失去自由的奴隶；

部分是异邦人，他们有在城邦城墙之外乡村中农耕的自由和权利，但没有公民的政治权利；少数是在战争中俘获的敌对方的人员，他们通常被剥夺自由而成为奴隶。

少数派统治多数派这个事实，使柏拉图有关希腊城邦政治体制的讨论，局限于雅利安人的统治者和分享这一统治权的雅利安公民之间。

而就东方社会及近代西方社会的一般政治准则而言，不管柏拉图以及希腊诸贤哲们讨论的问题是如何有道理，都因为他们事实上漠视了国家居民中大多数人（奴隶和异邦人）的政治权利，而使其理论证实着雅利安人观念中的正义之性质，实际上只是少数人的正义，或者说它不是多数人的正义，而是作为少数派的雅利安人的正义。

斯巴达将军伯拉西达在对士兵的演讲中曾经说道：“……你们来自一个少数统治多数而不是多数统治少数的国家；在这些国家中，战争和征服是国力的唯一基础。”⑱

或许有人认为，柏拉图的正义观念，用于任何种类的人群都适宜。我们也希望如此。不过，柏拉图学生亚里士多德对正义的理解，却毁灭了这个希望：

世界上有统治和被统治的区分，这不仅事属必须，实际上也是有利益的；有些人在诞生时就注定将是被统治者，另外一些人则注定将是统治者。⑲……战争技术的某一意义本来可以说是在自然间获得生活资料（财产），[战争就导源于狩猎，]而狩猎随后则成为广义的战争的一部分；猎取野兽以维持人类的饱暖既为人类应该熟悉的技术，那么，对于原来应该服属于他人的卑下的部落，倘使竟然不愿服属，人类向它进行战争（掠取自然奴隶的战争），也应该是合乎自然而正当的。⑳

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只要能够找到可证明自己的行为属于“为人类应该熟悉的技术”这一范畴的理由，通过杀死他的人进而掠夺其财富、通过奴役使他人成为服务于自己的奴隶，便都是正义的。

在“为人类应该熟悉的技术”中，行使统治权的政治技术，当然不是例外。也就是说，希腊城邦的政治体制，实际上是一种在保证雅利安人公民权的同时也要保证雅利安人对奴隶奴役权力的技术。而这样的技术，并不会因为被冠以共和制、寡头制、民主制或僭主制而被改变其性质。

也就是说，希腊城邦这些不同类型的政制，如果如柏拉图所说，是从具有不同灵魂的“城邦公民的习惯里产生出来的”[21]的话，喜欢奴役他人的灵魂，便是所有希腊雅利安人的共同心灵——所有希腊雅利安人的城邦都无一例外地将希腊半岛上被征服者作为奴隶驱使的事实，可作为证明希腊雅利安人喜欢奴役他人的一个证据。

由于这样的灵魂，并不是全体人类所共同具有，因而，将希腊城邦雅利安人的各类政制作为人类普遍的政制形式去理解，就有可能违背了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对政治技术的见解。

因为，我们的确可以在希腊雅利安人之外，找得到与雅利安人喜欢奴役他人的心灵不同类型的心灵。如被斯巴达人奴役的希洛人，在他们被希腊雅利安人宣布为战争的对象时，大多数情况下便接受了被斯巴达公民任意屠杀的命运[22]。再如，被同属雅利安人后裔的拉丁人所毁灭的美洲印加帝国的印第安人，他们的善良招致了西班牙人的血腥屠杀[23]，最后不得不接受被奴役的命运，而在此之前，他们生活在一个缺少武力相向的国度，过着幸福安宁的农耕生活。

我们也可以将建立西周王制的周人的先人古公亶父，在面对异族抢掠时的选择，作为同样的证据，以证明中国人不具有希腊雅利安人那样的喜欢奴役他人的灵魂。

雅典的平民政体及亚里士多德对政治生活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