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锡鸿

晚清无疑是中国历史上暗淡的一页,即便如此,却仍有一些跨时代的人物在这段历史的舞台上展现了他们无与伦比的光辉,如曾国藩、郭嵩涛等等。而在这些名字中,有一个“反面角色”却经常被人们所忽视,他就是郭嵩焘的政敌———刘锡鸿。他反对郭嵩涛西化的观点,是导致郭嵩涛从英国被召回的“元凶”。他对郭嵩焘的种种所作所为令人不齿。那么,刘锡鸿为什么会成为这样一个官场小丑和历史上的反面教材呢?

刘锡鸿,原名刘锡仁,字云生,广东省番禺县捕属人。原籍广东新会,其父以贩鱼为业。其兄刘锡鹏,为道光二十三年恩科举人。刘锡鸿于道光二十八年考中举人,魁岸负气,有不可一世之。

道光二十八年(1848)考取举人后不久,刘锡鸿便怀着雄心壮志投身于为清王朝镇压农民起义的战争之中。

道光三十年(1851)十二月,气势磅礴的太平天国农民战争爆发,时任广西右江道的广东东莞人张敬修聘请刘锡鸿作为他的幕僚。刘锡鸿加入张敬修的幕府后,很快显示出其才能,以至于张敬修“奇其画策,辄授以兵勇从剿大黄冈剧匪”。在屡获战功的情况下,张敬修上奏朝廷,褒奖刘锡鸿为内阁中书。咸丰七年(1857),刘锡鸿随同张敬修率军前往广州抵抗英国侵略军,并“克复广州东炮台”,因战功“奖刑部员外郎”。刘锡鸿渐渐小有名气,以至于远在河南镇压捻军地督办河南团练大臣毛昶熙也闻其名,并“奏请随营”。刘锡鸿没有让毛昶熙失望,他的才能得到毛的肯定,“以功加道衔”。在刘锡鸿事业逐渐有成的时候,他的母亲突然去世,按惯例,必须回家守孝。同治二年(1863),刘锡鸿由天津乘坐轮船回到广东。

在家乡守孝期间,刘锡鸿遇上了对他一生产生重要影响的郭嵩焘。同治二年六月二十九日,诏命郭嵩焘赏三品顶戴,署理广东巡抚。郭嵩焘于九月十一日抵广州,接广东巡抚关防。上任之初,广东的社会秩序非常混乱,加上长年不断的广东土客之争,地方各州县官吏惮于办案,意存避就,所以,郭上任的首要任务之一就是剿匪获盗,维护社会稳定。此后,郭嵩焘开始着手筹办广东省团练总局,设立团练总局的主要目的就是稽查省城民户,督率各地乡团,通民情,治盗匪。广东名绅姚振甫向郭嵩焘推荐了刘锡鸿。于是,郭嵩焘决定要刘锡鸿和陈维新负责省团练总局的事务。刘锡鸿上任后,他的能力很快得到了郭嵩焘的认可。正当刘锡鸿和郭嵩焘关系越来越密切的时候,同治五年二月二十六日上谕:“郭嵩焘着来京另候简用。广东巡抚着蒋益澧补授。在得知郭嵩焘离职的消息后,正在东江办理案件的刘锡鸿马上赶回广州,冒雨拜见郭嵩焘,表示郭嵩焘离去,自己也走。至此,刘锡鸿的幕僚生涯结束了。

郭嵩焘离职后,刘锡鸿“既而服阕,赴都供职”,复任刑部员外郎,但刘锡鸿仍与郭嵩焘保持联系。

后来,郭嵩焘被任命为驻英公使,而此时副使职位又空缺。于是,郭嵩焘提名刘锡鸿,刘锡鸿就这样成为了一名外交官。但是,他对郭嵩焘只提名他为参赞而不是副使十分不满,这为他们俩后来反目成仇,积怨甚深埋下了隐患。

1877年,两人以中国驻英国使节的身份在英国参观游历,关系还算和睦。但是,国书未列副使名事件和领薪水事件使他们两人之间的矛盾终于总爆发。

刘锡鸿得到清政府中一些大员的支持,暗中监视郭的一举一动,从开始就不断向清政府打郭嵩焘的“小报告”,列出种种“罪状”。清政府担心内斗会影响外事工作,加上德国也需要成立新的使馆,总理衙门不得不改派刘锡鸿为驻德公使,刘锡鸿也就成为近代第一位驻德公使。

刘与郭同为公使,使刘气焰更高,对郭的攻击更加猛烈,甚至达到“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程度。如有次参观炮台中天气骤变,陪同的一位英国人将自己的大衣披在郭篙煮身上,刘锡鸿认为“即令冻死,亦不当披”。巴西国王访英时郭嵩焘应邀参加巴西使馆举行的茶会,当巴西国王入场时,郭嵩焘随大家一同起立。这本是最起码的礼节,但刘锡鸿却将其说成是大失国体之举,因为“堂堂天朝,何至为小国国主致敬!”中国使馆人员参加英国女王在白金汉宫举行的音乐会时,郭嵩焘曾翻阅音乐单,刘也认为这是效仿洋人所为,大不应该,认为这都是“汉奸”行为。更严重的罪状是刘锡鸿说郭嵩焘向英国人诋毁朝政,向英国人妥协等等。由于朝中有人支持,刘锡鸿更是接连上奏朝廷,发函总署及南北洋大臣,诬陷郭嵩焘。对刘锡鸿的陷害,郭嵩焘当然备感愤怒,竭力为自己辩诬,退意渐浓,多次上奏要求调回国内。

1877年11月初,李鸿章致书郭嵩焘,密告朝廷将以李凤苞取代刘锡鸿出任驻德公使,要郭不要称病迄退,同时劝郭千万不要公开与刘决裂,让外人见笑。由于清政府外派大臣事宜渐次开展,一时人才奇缺,于1878年2月底任命郭嵩焘兼任出使法国钦差大臣。然而,刘锡鸿等人不达目的决不罢休,于5月6日列举郭嵩焘十大罪状,洋洋数千言,大到造谣说郭嵩焘“总向英人诋毁时政,谓中国将作印度,或被吞并于英俄”,小到郭嵩焘不用茶水而改用银盘盛糖酪款待洋人、想学外语等等全都是罪过。其用心之刻毒、言辞之激烈严峻,超过以往。这些“罪状”,总理衙门无法核查,不能全信,又不敢不信,左右为难，最后各打50大板。1878年8月25日,清政府下令将驻英公使郭嵩焘、驻德公使刘锡鸿同时召回,由曾纪泽、李凤苞分别继任。回国后,刘锡鸿继续担任光禄寺少卿,最后因为批评攻击李鸿章“跋扈不臣,俨然帝制”而被慈禧革职,后于1891年逝世。

刘锡鸿作为驻德公使,在德国并不受到人们的欢迎,究其原因,有两点:一是刘锡鸿“能贬刺洋人”的个性。刘锡鸿出国后,非常重视国体,像容阂穿洋衣,郭嵩焘披洋衣,在刘锡鸿看来都是大逆不道的。这一点对刘锡鸿没有什么可指责的,当时人们的思想大都如此,只不过刘锡鸿的思想深处,依然保持着“天朝上国”的狂热思想,刘锡鸿“能贬刺洋人”,洋人自然也就“啧有烦言”;二是刘锡鸿如德驻华公使巴兰德所说:“刘某系司官出身,职任名望俱卑”,刘的身份与郭相比,相差较大,德国人不会不比较。李鸿章也说:“云生在德不甚见礼于当路,疑亦因此”。

出使期间,刘锡鸿在《英轺私记》里描述了西方的近代文明,他虽然感到宏伟壮观,但如同雾里看花,其认识是肤浅的,充分地表露出刘锡鸿反对向西方学习而又赞赏西方文化的矛盾心态,也充分反映出刘锡鸿思想与时代相落差的思想特征。刘锡鸿在出使前就存在反机器、反铁路的观点,在出使后依然没有改变。当他看到英国人用机器印刷报纸,就责怪“机器夺人之口食”,看到用机器代替人力耕作,就认为这样会使“贫民失衣食之资”,看到惊叹“技之奇巧”,却担心会“尽废其业”而反对行之中国。刘锡鸿的这些言论,是机器夺民生计的先声,在当时引起大争论。刘锡鸿身处西方世界,直面西方近代文明,之所以思想没有得到开化,如此儒腐,关键就在于他对西方文明的直观认识没有升华,陈旧思想没有更新,落后于时代。

刘锡鸿在西方期间的思想变化,与之有着同样旅外经历的进步者相比,是迥然相异的。郭嵩焘与刘锡鸿同为受清政府派遣出使最早的政府官员,但郭嵩焘的洋务见识与对外心态,是刘锡鸿不具有的,他们有着明显的开明与保守之分。可以说,他们代表着向资产阶级转化的开明知识分子与封建守旧士大夫两种不同人物的形象,从他们之间的矛盾冲突,可以看到晚清洋务运动时期洋务派与保守派新旧思想在碰撞中激起的火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