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姚是如何成为黄姚的
究竟经历怎样的历史变迁
在《读懂黄姚》一书中
就有详细的介绍
《读懂黄姚》
——胡庆生主编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
看看《读懂黄姚》
第三章社会变迁
八、清道光以来黄姚的兴衰
清道光晚年，朝廷对地方的控制已经有所减弱，当时设于钟山的理苗通判甚至在昭平县府之外再出台采米法税收条款，要求昭平地区的民众在完成税收之后再向通判厅交纳粮米。县府与通判的双重税收让百姓不堪其苦。政令多出，必造成朝纲混乱，诉讼纷起。黄姚邑庠生莫粹然逼迫无奈，只得领头联合乡绅梁朝鼎共同到抚署力陈其害，最后终于说服抚署通判免除了黄姚的采米款项。
一
道光时期
也就是在道光时期，洪秀全在两广客家人中广泛宣传天国思想，富群江流域的客家人开始谋划起事，土客之争在黄姚地区变得日趋激烈。黄姚居民对于人身财富的安全普遍担忧。《道光十三年（1833年）集福门黄姚九甲山场碑》就称，黄姚九甲街民害怕祖产山场会在争讼中产权易手于客民：“所有前人永远掌管伙食山场五处，概九甲内樵牧山场，系各姓子孙世守。诚恐土客杂处，日久湮没。”为了自保，民众开始建立帮会。因洪秀全之姓，当时的帮会都把入会称为“归洪”，洪字左偏旁是三点水，故而会党大都冠名为“三点会”。三点会的出现，使得黄姚开始进入帮会与官府共治的时代。《道光十三年（1833年）集福门黄姚九甲山场碑》的碑文在落款时甚至不使用道光年号作为纪年，而是以洪门会的年号“天运癸巳年”署款。
道光三十年（1850年），洪秀全进攻与昭平相邻的永安县（今梧州市蒙山县）。不久，其部又进发到昭平县仙回乡。同年十月，为了响应太平天国，客家妇女叶天娘、萧群英率领一支队伍在黄姚南部地区的沙子天门岭举旗对抗官军。黄姚马鞍村监生邓思恭便在乡中举办团练，保卫黄姚。他派遣在樟林巡查司（址设黄姚街）任职的三弟邓思朝率领团练直接与叶天娘军对峙。听说清朝大将蒋益沣部已到平乐，又派二弟武生邓思焉抄小道前往求援。随着太平天国主力退出昭平远征南京，叶天娘的这支队伍很快就平息了。但这次事件却动摇了官府对乡里基层的统治，加剧了黄姚地区的动荡局势。从此，黄姚进入多事之秋。1851年，黄姚龙畔街云庄根的一户加工罾、网、棕绳、麻绳等产业的古姓商户遭土匪洗劫，全家被害。更为甚者，就连昭平县府所收取的税赋都难于完成，同治乙丑年（1865年）知县张秉铨甚至亲自到黄姚催科。
二
咸丰年间
咸丰年间，三点会广东怀集陈金刚部建立了大洪政权。他们越过贺县，先遣首领张高友率部于咸丰七年（1857年）进入昭平、钟山。咸丰八年（1858年），再遣司马陈金亮驻扎黄姚。昭平县木格乡古池村的古今四响应陈金亮，在藤县、木格一带占山自立，队伍有2千余众。为此，清军将领蒋益沣率军于黄姚岩头坪村设立营寨，实施征剿。现如今，岩头营遗址依然保存。大洪政权消弥后，罗老母、黄桂林、莫昌文、马铃哥等人率领的三点会又多次攻陷昭平县城。直至民国，黄姚及其昭平的帮会组织仍然强大。
为了对抗会党，加强社区管理，在县令沈芬的倡议下，昭平县府开始兴办团务，设立昭平县团务总局，指导管理全县各地民团。各团区设团务公局。团务总局长官为千总。团区公局及各里团练长官为团总。为此，黄姚片区的宁化里、文化里和招贤里分别办起了各自的民团，并分别推举古绍先、陈懋书，李秉绅为团总。里下的各个村也都办起了民团。黄姚街的古、莫、梁三姓绅民联合起来，亦大举操办团练。这些民团以保护乡里为名，四下捕捉会党。黄姚街邑庠生古传扬于咸丰六年（1856年）六月率团练前往珠投岩征剿会党时，与街民劳绍凌、吴亚秋等一起遭会党袭击至死。黄姚下白村邑庠生李士能也在参加团练行动时身亡。
为求自保，有条件的村寨还纷纷修建城堡。黄姚周边村寨至今仍保留有许多石城，富竹冲的山马巢石城、三元寨的石贡唪石城、山根村的石寨石城、中洞村的矮山石城等都是在这一背景下修建起来的。这些石城选择石山凹地为城址，以四周陡峭的山壁为城墙，仅在石山豁口处设置人工城墙和多重石门，易守难攻。
正因为黄姚团务办得好，到咸丰晚年至同治初年，黄姚岁贡生莫汝功被昭平县令吴国梁选为昭平县团务总局局长，襄办全县团务。由于黄姚三里到处都有会党，百姓该交纳的粮税很难清查实数，当地的一些里胥和豪绅便借机舞弊，胡乱加收税款。同治二年（1863年），莫汝功联合古绍先、陈懋书、李秉绅等禀请县令批准，由民团清丈土地，统计税粮实数。从此，黄姚片区乱收粮款的事件才得以杜绝。
为了方便团务管理，进一步厘清治安责任，清咸丰十一年（1861年）在县令沈芬的主持下，昭平实施行政区划改革。将明代万历以来一直沿用的里级建制改设为团。昭平全县原有的九里半被改为预、备、财、恒、足、关、防、乐、太、平等十个团区，原黄姚片区的见龙里、宁化里、文化里和招贤里全部撒销，共同组合成关字区，设治所于黄姚古镇中，黄姚政区管理范围首次扩大。其所辖之地包括了现今的黄姚街、客塘、巩桥、西坪、裕路、白山、宝善（凤凰、营盘、太平、三江）、文洞、界塘、北莱、篁竹、巩桥、潮江等地。
中洞村矮山石城城门
三
光绪初
光绪初，樟木巡检分司先迁黄姚街古氏宗祠左厢，后移准提阁。宣统3年（1911年）樟森巡检分司被最后裁撤。
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再次扩大关区管理范围，将上五都的凤律洞、罗孟洞、龙冲、表洞等地由原来的乐区划归关区。至此，关字区的管理范围扩大到东界贺县公会墟，西界走马圩，南界沙子圩，北界钟山铜鼓圩，东西相距四十里，南北距五十里。
关区下设黄姚和西坪二座团务分局。黄姚分局辖十个团：保善、安善、太平、北莱、界塘、永宁、平安、同安、万安、共庆。这时候，被称为土著或本地人的广府人和客家人是黄姚团务分局的主要居民，共有人户3000家。10家1甲，共300甲，合计人口30000余。境内设有圩市5个，其中以巩桥圩最大。西坪分局仅管理一个团，但这个团的面积很大，东西相距35里，南北相距30里。由团局东至黄姚街65里，西至走马圩55里，南至九龙局75里，北至桔芬100里，有人口848户，共3856人。
清咸丰和光绪对行政区划的调整，扩大了黄姚的政区面积，黄姚由此正式成为昭平县东北的区域中心。黄姚的经济文化和社会在动荡中缓慢发展，仍然取得了一些成绩。
康熙至乾隆时期黄姚商贸的发展惯性使得黄姚的社会发展在嘉庆末年达到了顶峰。商贩请挑夫把特产挑到沙子码头上船，运送到梧州、广州。又从广州、梧州贩回黄姚所缺的物品如生盐、丝绸等。黄姚与周边的圩市的联系也日益紧密，今平乐县的源头圩，钟山县的英家、回龙、同古圩，平桂区的公会圩，昭平县的西坪圩等与黄姚都有十分密切的商贸往来。为此，凝化里公局主事为了发展黄姚地方经济，增加税收，筹划在黄姚街东门楼外或大石坪外扩建圩场。但黄姚商绅认为，扩建圩场容易引来不轨之徒抢掠，使得黄姚来往人员复杂化，会加重防匪任务。于是否定了公局主事关于增设圩场的意见。迫不得已，公局官员只好选择在客塘寨开圩。客塘圩的防御力弱，果然遭受多次匪患，客商们都不敢前往赶集。无奈，客塘圩又搬到巩桥桥头。巩桥开圩之后，由于地处交通要道，又更加接近平原地区，圩市迅速旺盛。巩桥圩取得成功后，周边其它的村社也都纷纷办起了圩市。这使得黄姚地区出现一批新的圩场。其中，樟木街于清光绪成圩，每圩约15000人；界塘街于清光绪成圩，每圩约4000人；巩桥街于清宣统成圩，每圩约20000人。圩场的增加，为昭平官府带来新的税源。咸丰时，昭平县在主要商贸集镇对坐商开征营业税，称坐厘。起初只有昭平县城能征收此税。未几，随着圩镇的不断繁荣，坐商店铺不断增多，马江、黄姚两镇亦相继开征坐厘。由此，黄姚片区成为昭平县三大税源地之一。此外，清代同治至光绪年间，黄姚还与县城一起是昭平县祭孔税的两个仅有税源地。其时，昭平县每年举办的文庙祭孔活动其花费都来源于昭平县城和黄姚圩的屠宰税，每年能各收税捐数十个银元，祭孔礼中的祭品也较丰富。到民国后，黄姚屠户捐停缴，昭平县祭孔活动中的许多礼节就被迫降低规模。
周边乡村新兴圩场的建立也分散了黄姚古镇的许多市场资源，从此，黄姚古镇圩场的客商和铺位增速放缓。据黄姚古镇居民各支族谱记载，到光绪年间，黄姚继续营业的老字号和新开商号等座商总共只有25家，分别是鲤鱼街莫家的立记，劳家的同记，古家的绵记；金德街郭家的诚珍、苏杭，古家的连记，黄家的继和；寺观巷口劳家的杂货铺；安乐街劳家的顺兴、达三，古家的均泰、回春堂，苏家的悦泰兴，邓林生的友三，郭家的南记、共和、有益，莫家的饮食店、车缝店，梁家的梁福记和梁奕芳银器首饰铺，杨和壁银器首饰铺，梁阿祥与梁植财、梁积金父子的银器首饰铺同；大贵巷吴忠璠的银器首饰铺；新兴街梁宗昌的怡安豆豉厂、梁炳辰父子豆豉厂、梁水秀铺号，梁泽洪铺号。从这些商号的分布可知，晚清黄姚街的商业中心是金德、安乐街和新兴街。
四
晚清
晚清黄姚的科举亦取得不俗成就。通过对黄姚现存碑刻的统计，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参与捐款的人员中，有国学、监生、廪生、增生、贡生、举人、庠生等功名的人员共计64人。而道光至光绪年间则增长到86人。而且，对不同姓氏科举功名人员的统计结果还显示，到清代晚期，有子弟获得科举功名的姓氏家族较清代中期有了一定的增长。清代中期的康熙至乾隆，黄姚有子弟取得功名的姓氏只有14个，而清代晚期的道光至光绪，则增加到了19个。
晚清黄姚古镇的居民人口约为2000人，但前后有86人拥有科举功名，说明黄姚古镇的科举教育还是比较兴盛的。但由于黄姚士子的科举功名全部在举人以下，能够外出为官的人数并不多。这些士子留在家乡或继续耕读，或办馆教学，或参与家庭经商，又进一步推动了黄姚儒学文化的传播，使得黄姚的儒学氛围格外浓厚。
编 辑 | 灰 哥
审 核 | 尹平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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