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呜呼！天祸中国，实生妖孽。袁氏以子孙帝王之思，致亿兆生灵之祸，怙终不反，愎谏无亲。既自绝于国民，义不同其履戴。敢声其罪，与众讨之。”1915年12月27日，蔡锷与云南都督唐继尧等人在昆明联名向全国各军政机关、社会团体和学校、报馆发出通电，讨伐迈向帝制的袁世凯。这封通电与前后数封电文，打破了一个多月以来北洋政府刻意营造的“蔡锷接连续假养病”的假象，坐实了蔡锷已潜赴云南共谋讨袁的传闻。

蔡锷一生只活了33岁，从1911年11月就任云南都督，到1916年8月辞去四川督军兼省长，从事政治活动的时间不过6个年头。在这期间，首一年他参与辛亥革命，发动昆明重九起义，尾一年投身护国战争，首倡武力讨伐袁世凯，并以弱敌强，掀起全国性的反袁浪潮，迫使袁世凯取消帝制，堪称近代革命史上的弄潮儿。但从1913年10月到1915年11月，蔡锷却足足有两年多的时间住在北京，担任北洋政府委任的官职，在袁世凯的监视下生活。这段处在两波革命巨浪之间的诡异静流，对于探究蔡锷的思想变化，颇有不同寻常的意味。

1913年10月1日，各大报刊登载了一条临时大总统袁世凯的命令：“云南都督蔡锷叠电因病请假，着给假三个月，来京调养，此令。”如果把这一年的新闻读下来，一定会大跌眼镜。八九月间，报纸刚信誓旦旦地报道蔡锷要回乡接任湖南都督，结果却是“给假”并“来京”。

11月初，蔡锷经南京乘坐津浦铁路火车到天津，再转抵北京，沿途备受媒体关注，报道层出不穷，甚至传言他将接任河南都督以镇压白朗起义，但蔡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愿闲息数月”。事实也是如此，已经正当选大总统的袁世凯，在12月26日下令“云南都督蔡锷呈请辞职，蔡锷准免本官，此令”，蔡锷正式成为无官一身轻的闲人。

这件事即便放在时代背景下，也不是那么容易理解。1913年3月20日，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在上海车站遇刺，两天后不治身亡。国民党视袁世凯为宋教仁之死的最大获利者，直指其为元凶，掀起武装反袁的“二次革命”。

但在袁世凯的分化瓦解和武力打击下，国民党嫡系“党人三督”——广东都督胡汉民、江西都督李烈钧、安徽都督柏文蔚——兵败逃亡，旧官僚出身的江苏都督程德全、福建都督孙道仁、湖南都督谭延闿也因一度附和而被迫去职。

蔡锷虽然身为老同盟会员，却不是国民党“二次革命”的赞同者，他还曾通电斥责宣布独立的几个省份“于《约法》规定领土内宣告独立，形同割据，是谓破坏统一”。

四川陆军第5师师长熊克武在重庆宣布组织讨袁军后，他还派出云南军队跨省参战，冒雨兼程前进，声称“会同周军（袁世凯一方的四川陆军第1师师长周骏所部）由泸袭渝，与顺庆之军南北夹击，渝乱当可速平”。被准假入京两周前，蔡锷还向袁世凯转报了前线滇军“熊逆据永匪军闻滇师到境，即行溃逃，泸围已解”的报告。这样一位站在袁世凯一边的地方实力派，为何会被解职，而且还表现出顺从的模样？事情还要从头说起。

辛亥革命后，同盟会众人纷纷自行组党。蔡锷加入1912年4月成立的“统一共和党”，被推举为5名总干事之一。统一共和党在临时参议院中包揽了议长、全院委员会委员长、财政委员会委员长等重要位置，风头正盛，党员中有推举蔡锷为内阁总理的呼声，甚至一度形成决定。

但在该党并入国民党之前，蔡锷选择离开，毕竟他还有另一重政治关系需要重视。早在16岁时，蔡锷就拜入梁启超门下，是梁在湖南时务学堂所教的40个学生中最小的一个，师生往来密切，联系从未中断。早在1912年，蔡锷就曾建议袁世凯召梁启超回国襄理国事，遭到广东都督胡汉民讥讽“望蔡都督抑其师生私谊，以大局为重，民国幸甚”。

蔡锷折服于梁启超的改良主义思想，看待民初政局的观点与其他同盟会员截然不同。在国民党与袁世凯的争斗中，蔡锷的发言经常让人以为他是袁世凯的信徒。

据梁启超回忆，蔡锷要去北京有三点原因：“一来，因为怕军人揽政权，弄成藩镇割据局面，自己要以身作则来矫正他。二来，因为他对外有一种怀抱，想重新训练一班军官，对付我们理想的敌国。三来，也因在云南两年太劳苦了，身子有点衰弱，要稍作休息。”梁启超还说，蔡锷“想带着袁世凯上政治轨道，替国家做些建设事业”，但又认为这是痴心妄想。

蔡锷一本赤诚，但从袁世凯的角度看，31岁的蔡锷固然只是个毛孩子，却有超乎寻常的能量。辛亥革命后，云南军队出兵援黔、援川，势力伸展到西南半壁江山，还占了随时可从法属越南进口武器弹药的便利，假以时日必成后患。北洋政府外交部次长曹汝霖回忆，袁世凯对他说“松坡（蔡锷表字）这人，有才干，但有阴谋，且面有反骨，不能长命，我早已防他，故调来京”。

在这样的背景下，蔡锷和袁世凯免不了互有试探。蔡锷提出因病请假，袁世凯便借坡下驴，不但给假，还要求来京，蔡锷则更进一步遵从命令，只身赴京。面对这么一个手握军权却又表态顺从的青年才俊，袁世凯也表达了怀柔的一面，虽然免去蔡锷云南都督一职，但又给了他的副手唐继尧接替。

蔡锷看到的北京是什么样子的？总体说来，和清代200多年来的京城相比，变化不大。南北两圈城墙包裹住笔直的街道，故宫、景山、北海、天坛坐落其中，退了位的废帝宣统还住在紫禁城，每天自顾自地上早朝。如果非要说变化，除了各处挂牌的民国政府机关，比较明显的只有长安街上7层高的北京饭店，北京大学校园4层高的沙滩红楼，以及往日民宅稀疏的南城里，正在采用西方城市规划理念筹划建立的模范街区。

城市面貌变化不大，社会生活却产生了很大差别。从1912年底到1913年初，840名国会议员全都来到北京准备选举总统。1914年6月又设立将军府，安置各路前清遗老和闲散高级军官，同样聚集在京。

这些人加上中央政府的公务员，构成了北京城的消费主力。清代“禁止官员嫖妓”的禁令早已荒废，前门八大胡同成了这些人社交冶游的场所。

同时，北京还驻有各国使节，他们所在的东交民巷自有治外法权，位居其中的六国饭店又成为不少阴谋的策源地，以及政客的避难所。蔡锷的北京生活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展开。第一幕就是袁世凯圆滑又狠辣的政治手腕。

虽然有宋教仁遇刺和“二次革命”的巨波，袁世凯仍坚持通过选举产生大总统。1913年10月6日，在下令蔡锷来京5天后，袁世凯就被正选为大总统，此后，国会就被弃之如敝屣。在蔡锷抵京前的11月4日，438名国民党籍议员被袁世凯以牵扯“李烈钧江西之乱”涉嫌制造内乱为名取消资格，剩下的议员不足法定开会人数，在各省都督、民政长，各“民意”团体交相声请和鼓吹下，袁世凯以顺水推舟的姿态在1914年1月10日发布命令，停止国会运作。

原本表态打算休养几个月的蔡锷很快被卷入了政治。袁世凯虽然解散了国会，但仍需一块民意机关的牌子，便搞出了一个“集众思，广忠益，以谋利国福民，期于实事求是”的政治会议，议员由各部、各省分别推荐，蔡锷成为总统府推荐，也就是袁世凯钦点的7名特派议员之一。

政治会议议长是前清云贵总督李经羲，也是蔡锷在云南时的顶头上司。辛亥革命时，蔡锷暗中放走了被起义军俘虏的李经羲，此时李经羲投桃报李，对蔡锷加以重用，对于重要的议案，均指定蔡锷为审查长主持其事。对待袁世凯的翻云覆雨，蔡锷秉持平实心态应对。在资遣国会议员回籍的问题上，他的建议是，给资与否政府自决，回籍与否议员自定。

对省议会问题，则认为“省议会根本上不应存在，法理事实均确有根据，惟只宜筹计将来，不必推究既往，只宜就议会本体上研究得失，不必就议员身份上论定是非”。袁世凯对蔡锷的建议多有采纳，也有发生反复的时候，如增修临时约法案，蔡锷仅建议成立专门造法机关来负责。

袁世凯进一步要求对“应如何组织，用何种名称，其职权范围及议员选派方法应如何妥慎订定”拿出办法。最后，蔡锷提出袁世凯想要的答案，专门成立由各省各界议员60人组成“约法会议”。

蔡锷还担任约法会议议员资格审定会的成员和代理会长。蔡锷曾主张“非集权统一不足以伸张国力，保障民权，非有强有力之政府，又不足以收统一集权之效也”。约法会议拿出的新《中华民国约法》也体现了这一点，将临时约法的责任内阁制改为总统制，将军政大权集于大总统一身，不仅实践了蔡锷过去的主张，也满足了袁世凯当下的期许。

袁世凯对蔡锷的表现颇为满意，赋予他的职务和名义层层叠叠。行政上，蔡锷是政治会议停止后的民意机关“参政院”参政，还担任了负责丈量清查京师田亩土地的经界局督办一职。

军事上，先后给予总统府高等军事顾问、将军府昭威将军的名义，虽然都是闲差，但每当有变化，都会传出由蔡锷出任的消息，诸如去当广东裁军监督，接任福建军务督理，以及在一战爆发后去欧洲观战等。

袁世凯成立陆海军大元帅统率办事处后，蔡锷成为其中一名“办事员”，名头虽小，和他并列的却是副总统兼参谋总长黎元洪、陆军总长段祺瑞、海军总长刘冠雄等实权人物。

这些军界显贵也喜欢拉拢蔡锷为自己装点门面，黎元洪组织军学会、王士珍组织国防会议，都以蔡锷担任副会长。蔡锷曾主张“袁是中国的一个人才，能把中国治理好”。话虽这么说，但当看到袁世凯于1914年底穿着复古的新式祭服祭孔祀天，他的吹鼓手们组织筹安会宣传帝制时，蔡锷的思想也逐渐发生变化，拼死一搏的想法愈演愈烈，和云南袍泽之间的联系也日益频繁。

蔡锷在北京的日子，一方面是袁世凯的倚重日深，另一方面是本人逐渐放浪形骸。他经常同一些留日同学、湖南同乡在酒场内争逐、在麻将桌上比拼，一离开陆海军大元帅统率办事处的办公桌，就奔向八大胡同的长三堂子，还时不时请个病假，去花花租界休养几天。

这当然不是蔡锷的本意，而是韬光养晦的障眼法。但袁世凯也不是容易蒙蔽的人，不时借机敲打一下蔡锷。1915年10月14日，京师军政执法处卫队在上班时间以“有大总统令命查抄盐商何姓寄存之赃物”的名义闯入蔡府，虽然卫队没有搜到蔡锷密谋反袁的证据，但也让他对袁世凯愈加警惕。

一日，蔡锷与在京的云南同事李鸿祥、殷承献等人到八大胡同“云吉班”设宴，小凤仙到场陪唱。这姑娘“面作瓜子形，色纯白，体态轻盈，远望若仙子”，但“惜上颚左右有二牙外露，开口颇损美观”。

李鸿祥见她“貌非甚美”但“歌喉婉转”，隔日便下了条子召到家中作陪。不想蔡锷也看上了小凤仙，商请李鸿祥转条于他，每三五日必拜访一次。据小凤仙本人讲，后来蔡锷还为她赎了身。高官显贵沉溺青楼女子本就是常见的故事，但蔡锷夫人潘蕙英接受过新式教育，对此难以容忍，时时大闹，在官场传为笑谈。殊不知，这正是蔡锷逃离京城计划的重要一环，只是正式实施起来，并没有后世影视剧中表现的那么复杂传奇。

1915年11月10日晚，蔡锷前往钱粮胡同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同学、总统府军事顾问哈汉章家中为其母拜寿，因遇天降大雪，便与张绍曾、丁槐等人在哈府打了一夜麻将。第二天凌晨，蔡锷从哈府直奔设在总统府的陆海军大元帅统率办事处。仆役打招呼说将军今天来得早，蔡锷回答，“我的表快了两个小时”。

随后，又当众打电话约小凤仙吃午饭，一副心不在焉的北洋官僚形象。然而，此后蔡锷并没有回去上班，而是秘密出西苑门，直奔天津而去。蔡锷往返京津本是常事，袁世凯对此并不在意。

1914年间，蔡锷曾多次赴天津养病。袁世凯还曾送医药费1600元，但蔡锷坚决不收，袁世凯一定要送，几次推卸往返后，负责送钱的仆役竟自己卷款而逃了。而这一次，逃走的却是蔡锷本人，他困顿在京的两年多生活至此结束。在天津逗留数日后，蔡锷乘轮船离开，几经辗转回到云南，开始了人生的最后一段传奇。至于那些小凤仙坐骡车掩护蔡锷到丰台坐火车的说法从何而来？哈汉章也有回忆。

事发后，他作为最后见过蔡锷的几个人之一，遭到北洋政府侦探的反复盘问，为摆脱嫌疑，便添油加醋编出这么一个故事广泛传播，无意中为蔡锷的北京生活制造了一个传奇的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