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韩先楚病危，亲自给余秋里打电话：请给我的秘书安排个工作|中央军委|程子华

“10月3日7：40，韩先楚谢世了，将星陨落。”随着在笔记本上写下最后一个句号，姚科贵陪伴韩先楚的日子也画上了一个句号。

姚科贵从未想过，能跟随韩先楚20年的时间，20年的风风雨雨，让两个人在工作上收获了让人敬佩的丰功伟绩，生活上收获了令人叹服的动人情谊。

“我要给余秋里打电话，让他给你安排个工作”

1985年末，姚科贵踏上了返回北京的列车，一眨眼，他陪同韩先楚来武汉治病，已经过去了70多天。此次返京，除了向中央汇报韩先楚的情况，最主要的任务，还是收阅中央发来的文件、电报，综合整理向韩先楚汇报。

1月15日，姚科贵接到韩先楚亲自打来的电话，让他前往武汉过春节，并给他带一些工作上的文件，以及订阅的港台报刊。大概又过了十多天，韩先楚再次打来电话，要他2月1日赶到武汉。

姚科贵立刻意识到，这可能是韩先楚的最后一个春节，也可能是他最后一个生日。

简单收拾之后，姚科贵立刻乘火车前往武汉。为庆祝韩先楚73周岁生日，姚科贵特地订做了一个大蛋糕，省里的不少领导都来为韩先楚庆生。

整个春节期间，韩先楚平安无事，大家如释重负。

正月初二下午，韩先楚拄着拐杖，颤巍巍地来到姚科贵的房间，敲响了房门。姚科贵见首长亲自来找自己，赶忙扶他坐在沙发椅上。

韩先楚先询问了姚科贵家人的近况如何，然后叹了口气说：“你跟了我这么多年，是秘书、参谋，也是助理，我把你耽误了。”

“首长，别这么说，您是开国功臣，是从雪山草地和战火中拼出来的。您为了什么？不也是为了党的事业，为了国家和人民吗？”听到韩先楚的一番话，姚科贵的心里不禁一阵酸楚。

韩先楚出生在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放过牛，做过苦工。参加游击队之后，一路从战士做到了部队干部，二十多年的青春，都挥洒在了战场上。

到了和平年代，他将民生问题当成战役来打，攻克了一个个难关，解决了老百姓的吃穿问题。调任兰州军区之后，他亲自探沙漠、走戈壁，体验边防和士兵生活，6年13次长时间下基层，受到中央军委的通报表彰，罗瑞卿曾亲自打来电话：

“你们下去调查研究检查工作，全军少有。”

记得有一次，韩先楚回老家，看到乡亲们的生活过得并不好，甚至有些人的衣服都破破烂烂，韩先楚心里不停地自责，然后嘱咐秘书买一批棉衣，送给乡亲们御寒过冬。

秘书询问韩先楚，购买棉衣的钱从哪儿来？韩先楚想都没想，说从自己的工资里扣。秘书知道韩先楚的工资并不多，嘟囔了一句：“您的工资哪里够扣的。”惹得韩先楚有些生气：

“我的不够，扣我儿子的，我儿子的不够，扣我孙子的！”

这样一位爱兵如子、为国为民的好领导，上天怎么舍得让他这么年轻就走呢？

韩先楚不再继续说下去，提议让姚科贵陪自己下楼散散步。走着走着，韩先楚又自言自语起来：

“我要给余秋里打电话，让他给你安排个工作。我年纪大了，又有病，不能再耽误你了。”

没过多久，韩先楚真的亲自给余秋里打电话，请组织为这个跟在他身边二十多年的秘书，安排一个合适的工作。

余秋里知道姚科贵在韩先楚身边多年，工作能力没得说，他立刻答应会进行考虑，并嘱咐韩先楚好好养病。姚科贵不舍病重的老首长，主动提出继续待在首长身边，以后再规划工作的事情。

春节期间，总参的两位几位同志来看望韩先楚，韩先楚又说到了对姚科贵的工作安排：

“你们向杨总长（即杨得志）说一说，我的意见，给他（即姚科贵）分配工作，以后写传记时，再调来帮助工作。”

其实早在一年前，韩先楚就给余秋里、杨得志两位老战友写了信，提出解决姚科贵工作安排的意见。这位大名鼎鼎的“旋风司令”，一辈子没为家人朋友求过一官半职，如今却为了自己的秘书“破了例”。

在韩先楚去世二十多年后，每每想起陪伴在首长身边的日子，都让姚科贵感到温暖和感动。

陪伴韩先楚的20年风雨

“中等身材，腰板挺直，精神矍铄，板寸头，额头略前凸，褐红色的脸膛自然严肃，讲起话来声音洪亮。衣裤笔挺，一看就是平日里很注重修边幅的人。”

这是姚科贵第一次见到韩先楚时，对韩先楚的印象，那个时候他只是军区党委办公室秘书。当时姚科贵还不知道，自己很快就要去当韩先楚的秘书，而且一干就是20年。

1966年冬天，姚科贵奉命到下面的武装部搞调查研究，整顿领导班子，工作结束时，政治部的于部长找他谈话，让他做好思想准备，回去以后可能就要调到司令员处，做秘书工作。

姚科贵再三表示，论资历、能力、水平，自己都还不够，恐怕难担此重任，但于部长对他说，政治部党委已经研究决定，他就等通知吧。

果然，春节过后，秘书处通知姚科贵，去韩司令员处帮助工作。党委办公室主任史明，亲自找姚科贵谈话，说这是党组织经过考察了解之后决定的，他要服从组织安排，并鼓励他：

“做好工作不会一帆风顺，必须在工作实践中勤奋学习，刻苦磨砺，增长本领才能担当重任。”

韩先楚在调任福州军区不久，就把家安在了军区战时指挥所的坑道口外，东侧的二层小楼，供他们一家人居住，西侧大约60平米的平房，是韩先楚的办公室兼会议室。

在办公室中摆放着一张长方桌，上面摆着三部电话。一部是直通军委、中央的加密电话，一部是按照韩先楚要求改造的扩音电话，打开扩音器就能直接听到，免去秘书接完电话再汇报的繁琐，还有一部就是普通的军线电话。

靠近门的地方，摆放着两三张桌子，是秘书办公的位置，在跟随韩先楚在福州工作的日子里，姚科贵一直在那里办公。

在来之前，姚科贵就做好了充足的心理准备，但真正到了韩先楚身边，姚科贵还是有些应接不暇。在福建工作期间，让韩先楚处理的问题很多，几乎每天都得工作到凌晨12点，大家才能离开办公室休息，第二天继续“闻鸡起舞”。

为了掌握第一手情况，韩先楚绝大多数时间，都要亲自深入到基层调查研究，姚科贵和警卫员都会随行。

有时韩先楚比大家起得早，就去敲姚科贵的门，通常早上五点半或六点半就要出门，并按照调研的地区和问题，让姚科贵通知有关负责人，即刻随他同行。

韩先楚一般不要下面安排看什么不看什么，总是亲自走、亲自看。曾经有两个月，韩先楚就跑了20多个县、市。

在那一段日子里，姚科贵的生活没有工作日、节假日之分，也没有按时下班一说。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等韩先楚休息后的时间，姚科贵才能自由支配。

偶尔周末韩先楚也会让姚科贵回家一趟，往往刚一到家，韩先楚一个电话就让他立刻返回办公室。一年到头，只有除夕和正月初一，姚科贵才能真正“放松”一下。

在韩先楚身边工作，姚科贵深受感染，从当上韩先楚秘书的第一天起，办公室就成了他的家，而他自己的小家，也只能被他抛在脑后。

父亲去世的时候，姚科贵不在身边，妻子生孩子，姚科贵也没能陪伴左右。有一次妻子带着两岁半的孩子，来看望许久没能回家的姚科贵。面对姚科贵那张陌生的脸，孩子的一声“解放军叔叔”，叫得姚科贵心里一揪。

姚科贵在工作上的尽心尽力，韩先楚自然都看在眼里，对于这个秘书，他是一百分的满意。

1973年，八大军区司令对调，韩先楚被调到兰州军区任职，姚科贵作为韩先楚的得力助手，自然跟着首长一起前往兰州。

当时韩先楚的身体状况已经开始下降，不时有些小病小痛，但他丝毫不在意，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之中。初到兰州，很多情况都不了解，韩先楚就带着干部们亲自实地考察。

在任职期间，韩先楚13次长时间下基层搞调查，亲自跑遍了各部队和许多战略要地。在考察内蒙古策克边防站的时候，韩先楚提出要住一晚上，大家纷纷表示不同意，按照规定，军队的高级干部不能住边防连。

韩先楚让姚科贵给叶帅打电话请示，经过再三请求，叶帅同意他住一晚上。弄得姚科贵整夜难以入眠，担心韩先楚的安全，神经一直处于紧绷状态。

跟着韩先楚考察，保护首长安全，不是姚科贵的主要职责，他的职责是详细记录。20年的秘书生涯中，姚科贵记满了90多个笔记本，还做了许多资料卡片。

由于没有记者随行，姚科贵还会主动拍一些照片，原本摄影只是他的个人爱好，没想到无意中保存了一批珍贵的历史资料。

这些资料对韩先楚来说，有着极大的作用。每次看到姚科贵那一摞厚厚的本子，韩先楚总会说：“看，咱们的收获可是沉甸甸的。”

无论在福州还是兰州，都在韩先楚带领大家共同努力下，各方面有了很大的改观。中央对韩先楚的成绩十分满意，1979年，韩先楚调任中央军委常委，姚科贵又跟着韩先楚来到了北京。

20年的相处，姚科贵在韩先楚心目中，早已经不是秘书，而是他的朋友、亲人。在离开这个世界前，为姚科贵安排一个好的归宿，成为韩先楚最后的心愿。

“中秋节了，回去好好过个节。”

1986年4月9日，韩先楚被中央军委派专机接回了北京，在家里住了几天之后，住进了301医院。

从5月18日开始，韩先楚开始吐血，经过检查之后，专家们确定为体内有出血点，需要排积血、止血、输血。短短八天时间中，韩先楚经历了8次这样的过程。在第九次出血时，医生劝说插胃管，韩先楚摆手拒绝，说不治了，就这样吧。

经过医生的再三劝说，韩先楚同意插胃管，但要求多喷点麻药。

5月28日，姚科贵去医院探望，刚一进门，韩先楚就举起自己的双手，让他看自己两只肿得像馒头似的手，姚科贵一边抚摸着他的手，一边安慰他说是输液扎的，会好的。

韩先楚问自己的病能不能治好，姚科贵安慰他说，慢慢会很好的，要静养，少说话，不要急。韩先楚又问鲜橙子拿来没有，挤一点橙汁用纱布过滤，加点矿泉水，他要喝一点。

之后的日子里，韩先楚的情况是好是坏，甚至在高烧的时候，还在不断地问问题，姚科贵一直劝说他先好好睡觉，不要想那么多，甚至故意离开病床，坐在房门口，避免他老说话。

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后，韩先楚的病情逐渐稳定下来，精神也好了很多，有时还能下床活动。8月2日，在他的强烈要求下，医院同意他出院，并派医生随行，随时掌握病情。

在韩先楚最后的日子里，从不表露儿女情长的他，多次和姚科贵说起自己和他的家庭：

“那时我有三个孩子，女儿韩勇延，儿子韩战平、韩战南。老婆带着孩子在北京程子华、程世才、唐凯家‘打游击’。你知道的，我也很心疼，但是哪还顾得上他们……我第一次回国是第五次战役前，胃整天疼痛，打阿托品也不管用。在东北、在朝鲜吃饭饱一顿饥一顿，饭冻成了冰，那也得啃啊……”

对姚科贵的家里，韩先楚也从未忘记关心。那一天姚科贵正在处理文件，韩先楚坐在轮椅上，将姚科贵叫到身边，让大儿子韩战平拿来一盒月饼和一些水果，嘱咐道：

“中秋节了，回去同小战、姚远、姚宏好好过个节。”

听着首长那浓重的鄂东口音，姚科贵的眼眶湿润了，首长的这一份关爱，似乎是在对一个受到伤害的人的宽慰。

9月25日早晨，韩先楚咳出的痰中发现带有血丝，立即被送进301医院进行会诊，并采取一系列的排积血、止血措施。在姚科贵的工作笔记上，详细记录了自己在韩先楚身边最后的日子：

9月26日，早晨病人吐血……输血400ml，病人入睡，20：00我离院。
9月27日，这次病人身体状况比上回差，心脏不大好，肝功不好，下胃镜危险大……
9月28日，7：30我到病房，病人咳喘很厉害……
9月29日，……病人感到体热（不发烧），我给他弄凉毛巾盖在额上……
9月30日，……303赵毅刚主任沉重地说，这次科恩那个不大好办……之后来看韩的人络绎不绝……
10月1日，……10：00陈云来病室探视时，病人说：“我不大好……我决定不做手术了，70多岁的人了。”
10月2日，1：00病人情况不太好……抢救至9时才平静下来……医生在插胃管时，病人拒绝，说：“……我都不怕死，你们怕什么？……”
10月3日7：00，他将爱平到床前，爱平俯下身至他耳边，他将一把抽屉钥匙交给爱平。据说，那抽屉里还有几百元钱，连同两三个装衣服的樟木箱子和一些书籍，就是他的全部财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