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奶奶是一个地主婆。是一个没有穿过绫罗绸缎，没有使唤过丫头仆人，靠着讨饭养活三个孩子，最后饿死在病床上的“地主婆”。

我老家是湘中一个基本与外界隔绝的小山村，离我家最近的邻居住在对面山腰上。

奶奶是我家童养媳，与爷爷青梅竹马。两人婚后育有四个儿女，我父亲是老大。一家人靠守着祖辈开荒留下的几亩薄田度日。祖父平时在家务农，农闲时给人打短工或倒腾点乡间小买卖，省吃俭用，除维持基本温饱外还能略有盈余，虽然粗茶淡饭，日子却也过得和和美美，平静如水。

解放前夕，我家一个在国民政府做大官的远房亲戚，突然回到乡下，把家中田产以白菜价甩卖，随后去了台湾。祖父见有这样的发家机会，便倾尽所有，还找亲戚借了一点，买了二十几亩良田。

那一年年初我父亲结婚了，年底便有了我哥哥。真是喜事连连，一家人其乐融融，憧憬着今后的美好生活。

一场狂风暴雨，瞬间摧毁了这一幕岁月静好。

土改时，因我家田土在村里最多，理所当然地成了地主。祖父在一场触及灵魂的批斗会后，跃进了村里的深潭，临死时也不忘把身上唯一的一件土布褂子脱下，整整齐齐叠好，放在岸边。

那年他四十岁，我奶奶三十九岁。

祖父死时，家中已经一无所有，连喂养的两只鸭子也被村里的贫下中农没收了。奶奶只能用一张破席埋葬了他，带着家中三个未成年的儿女住在一个四面透风的茅棚里苦熬度日。有一天夜里，风雨交加，连茅棚也垮了，一家人冻得瑟瑟发抖却无处可去。

万幸的是，我父亲早年在长沙城里做学徒时参加了地下党的外围组织，解放后成为了国家干部，每个月还能寄一点钱回家接济一下。

一个寡妇带着3个半大不小的孩子，就这么在那个封闭而又保守的小村庄里举步维艰地生活着。

茅棚垮了之后，我父亲想办法筹钱又再搭了一间小棚子给母亲和弟妹容身。虽然每个月我父亲都会寄一半的工资回家，但家里实在是太穷了，家徒四壁，所有的家当就只有一张三条腿的床。所以农闲时，我奶奶就只好带着儿女讨饭为生。为了给奶奶减轻负担，我父亲后来又想办法把小妹妹带到了长沙城里读书。再后来，大姑姑嫁人成家，小叔叔也慢慢长大，老家的房子也在逐步升级换代，从最开始的破茅棚子换成了土砖房，又慢慢地从土砖房换成了红砖房，奶奶的日子才一步一步的好转起来。

我奶奶是一个没有文化的乡下妇女，她根本就不知道地主是怎么一回事，也不知自己到底犯了什么错。记得有一次公社开批斗会，她是地主婆，自然要去带高帽子陪斗。然而她回家时却很高兴。我奇怪地问她为什么高兴？她告诉我她评了一类。她以为一类就是最好的，却不知地、富、反、坏、右五类份子中，地主是第一位要被批斗的对象。

奶奶虽然受尽磨难，但却生性善良。也许是那段拖儿带女要饭的日子印象太过深刻吧，但凡家门前有讨饭的经过，无论如何，她总要抓一把米给人，实在没有，红薯也要给一个。家中进了蛇、蜘蛛等小动物，也只是拿着竹杆敲着地面，把它们请走。

七十年代，由于父母工作繁忙，再加上那年的一号战备令，我被疏散到乡下，和奶奶一起度过了几年幸福时光。每天清晨，我和奶奶同时出门，我往山下几里路外去读书，奶奶却往山上走。

去学校的小路是沿着河边的，每当我在河边的路上略有停留时，便能听到身后的山顶上传来一声苍老的声音“五伢子哎，莫玩水呐”。回头，我便能看到山顶上那小小的模糊身影。我知道，她一直要看我进了学校门才会转身回去。

奶奶晚年瘫痪在床，大小便不能自理。因我父亲和小姑姑远在长沙，大姑姑嫁到了隔壁村，只有一直未婚的小叔叔能陪着她。期间，为了打消后来带着遗腹子嫁到我家的小婶婶的顾虑，我奶奶也曾在大姑姑家住过一段时间。

尽管小叔叔和小婶婶尽心尽力地侍奉着，但在那个喝水都要靠一桶一桶挑上山的村子里，失能老人的生活总归是不甚体面的。

在患病十年后，在看到小儿子也终于找到了自己的人生归宿后，她老人家决意不吃不喝，数日后逝世，享年七十八岁。

母亲不在身边的日子里，这个苦了一辈子的“地主婆”是我唯一的依仗。听闻她以这种决绝的方式离开了我，离开了这个世界，我不禁潸然泪下。那一声声亲切的呼唤一直在我耳边萦绕回荡，久久不散。

她那旧式妇女的善良、勇敢和坚韧，给我点燃了一盏不灭的心灯，照亮了我后来的人生道路。

#心晴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