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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现在，很多人仍记得腊月的第一场雪，对于中国的历史剧作者而言，腊月的第一场雪别有一层意味。就是在腊月的第一场雪中，伴随着紫禁城的欢声笑语，历史剧《大明王朝1566》拉开帷幕。冯保、吕芳、严嵩、徐阶、高拱、张居正、嘉靖、裕王、海瑞，他们渐次登场，一个个历史人物在虚构的世界中重演真实。那时很少有人想到，这样一部“枯燥”“乏味”“冗长”的作品会成为中国历史剧的代表作，而它的结束，标志着中国历史剧黄金时代的落幕。

大雪是《大明王朝1566》的隐喻。第一集，一冬无雪，钦天监官员周云逸被宦官杖杀，不久后雪就下了，大雪点点落在紫禁城；第三十二集，旁白道：“今天真是严党的好日子。冬至瑞雪，鄢懋卿南巡的白银进京了。”严世蕃款款出迎，面有喜色，直叹好雪，此时的他不知道，这凛冬的鹅毛大雪，就是上天为他亲自准备的孝衣；到了结局，又是一场雪，嘉靖驾崩，海瑞出狱，纷纷大雪衬得大明王朝如履薄冰，又隐现希望。

皑皑白雪，引出矛盾。《大明王朝1566》聚焦的矛盾首先是“银子不够”。纵观张黎、刘和平参与的历史剧，国库亏空往往都是事件发生的引子。《雍正王朝》，黄河发大水，国库缺钱，于是有了四阿哥筹钱救灾，冷面王催逼各大臣；《走向共和》，慈禧太后要修园子，北洋水师要军费，于是有了李鸿章扩大卖官鬻爵、翁同龢克扣军费开支；到了《大明王朝》，皇帝要修宫室，沿海有倭患，北方有鞑子，都需要钱，但国库缺钱，于是有了“改稻为桑”。

为什么张黎、刘和平那么喜欢用钱做文章？盖因钱是中国人的心头宝，也是中国人头上的一把刀，谈钱筹钱，最见得人情关系的复杂，也最见得不同政治集团的扯皮。徐阶老家有万亩良田，他口口声声耽君父之忧，但国家缺钱了，他却是清流模样，舍得砍下层文官的钱，不舍得动自家的肥肉。同理，严嵩一家富得流油，党羽鄢懋卿、罗龙文等人霸占朝廷的肥缺，但国库亏空，他们的法子是借君父之名，苦一苦百姓。在此，无论清流浊流，都各怀鬼胎。他们已经是固化的大官僚，背后牵扯着庞大的地主阶层利益，成为实际上的既得利益者，他们首先想到的必然是维护本阶层利益。所以，即便像徐阶这样的开明官僚也有这虚伪的一面。支撑徐阶的是他在江浙地区巨大的家族力量和士大夫动员能力，江浙地区恰恰是明代钱粮重地、帝国的经济命脉。支撑严嵩的则是皇帝的信任，以及他庞大的“门生故吏”集团，浙江的胡宗宪就是其中一员。朝廷要倚靠胡宗宪驱逐倭寇，要通过严党的人维持各部门正常运作，所以，在皇帝忍无可忍之前，仅凭清流之死，断断无法动摇严党。

那么，严党最后是如何倒台的呢？

因为他们贪欲太甚，惹怒了嘉靖。

浙江贪墨一案，嘉靖姑息严嵩父子，只问罪郑必昌、何茂才等小人物，因为当时国库库存岌岌可危，且文官阶层，不少是严党的人。如时任司礼监掌印太监吕芳所说：“那些管盐的衙门，都是严阁老、小阁老（严世蕃）的人，钱，被他们一层一层的都贪了。上下其手，铁板一块。派人去查，那是一两也查不出来，可只要鄢懋卿去了，他们都会乖乖地献出来。说句伤心的话，大明朝国库的钥匙，一半都捏在他们手里。朝廷要用钱，这道门，只有他们才能打开。”

可严党不但不加收敛，反而变本加厉，在严党官员鄢懋卿巡盐一事中，吕芳告诉嘉靖，锦衣卫朱七等人一直跟着鄢懋卿的船队，发现鄢懋卿在把银子押回京师以前，还有三条船，这三条船，满载着私藏的两百多万两，一条，驶往江西分宜，严嵩的老家；一条，驶往丰城，鄢懋卿自己的家；还有一条，一个月前装作商船，驶回了北京。欺君罔上，引得嘉靖愤怒：“鄢懋卿，冒青烟！......朕的钱！他们拿两百万，朕分一百万！还要朕感谢他们吗？”

于是，清流们斗了几十年的严党，嚣张跋扈盘根错节的严党，因为让皇帝忍无可忍，顷刻之间倒台了。

1566年，如编剧刘和平所说：“家国不分、朝廷不分。具体来说，紫禁城乾清宫是分界处，乾清门以外是国，门以内是家；门以外是朝，门以内是廷。明朝皇帝可以不经过法律程序直接在‘廷’内、也就是在皇帝家里，将大臣杖毙。”家国关系是《大明王朝1566》的一个核心点，家有大家小家，小家即普天之下芸芸众生各自的家庭，而大家，在皇权社会的背景下，即中央政权。皇权社会服膺于父权社会，因此在“家”这个共同体里，父是掌握最高权威的那一极。

“父亲—媳妇—儿子”，三者贯穿《大明王朝1566》的故事，有趣的是，这种以父主导、三者并存的情形，在《大明王朝1566》中比比皆是。比如在朝廷之中，是皇帝—宦官—文官，皇帝是君父，宦官是认干爹的儿子，文官是媳妇。事实上，在正史的记载中，嘉靖朝的宦官中规中矩，并没有大的动静。我们听过魏忠贤、刘瑾，但很少听过嘉靖朝的宦官。刘和平之所以特意在故事中加重宦官的戏份，正是为了达成这种“三者并存”的状态，但三者并非互相制衡，而是以君父为主导，三者互动。

《大明王朝1566》的宦官不像传统历史剧叙事般被妖魔化，他们未必个个都忠厚老实，但也绝非十恶不赦，他们的善是人性的善，他们的恶也是人性之恶，刘和平没有去刻意写极端的非人之恶，也更没有将这些恶强加于宦官头上。吕芳、杨金水、黄锦都体现了人性之善，他们本质上是皇帝的奴仆，但他们没有泯灭做人的本性。

而媳妇是这种权力结构中最受气的一方，却也是缓和家庭矛盾必不可少的一方。徐阶说：“大明朝两京一十三省，百兆生民，就像这一家的子女，皇上就是这一家的父祖。臣等便是中间的媳妇，凡事但按着媳妇的职分去做，能忍则忍，该瞒则瞒，尽力顾着两头。实在顾不了，便只好屈了子孙也不能屈了公婆。除此以外，别无他法。”可媳妇再能干，也只是裱糊匠，无法打破这一权力结构，家庭有难，媳妇可以缝补，难以挽回。

在剧中，罕见能打破这种僵局的是直臣海瑞。有明以来，官场上的群臣，日益看重清流与浊流之分。清流者，如《雍正王朝》之李绂，《大明王朝1566》之李清源等。若说海瑞，确是清流，但倘若将清流视如党派，海瑞又决然不是，天下皆知，他孤身一人，无党无派。正因如此，处理浙江贪墨案时，他对赵贞吉心有嫌隙，鄙其处事；李清源策动众御史上书弹劾内阁、通政使司及各部堂官时，他劝止王用汲；群臣共上贺表恭迎嘉靖时，他却备好棺材，呈上一纸《治安疏》。

《大明王朝1566》第二十九集，赵贞吉和海瑞的对峙，颇能反映海瑞的性格。且看台词：

海瑞听罢，正色道：“多谢赵中丞和谭大人的保举，但不知让我们出任知州后，还能为百姓、为朝廷做些什么？”

赵贞吉：“当务之急，是要为胡部堂前方抗倭筹集军需。秋后了，再苦一苦百姓，将今年的税赋，尤其是桑户的蚕丝税收上来。军国大事，百姓也能谅解。”

海瑞：“（突然大声说）那么多赃款不去查抄，还要再苦一苦百姓！（沉默片刻）赵中丞、谭大人，我海瑞这几个月来，作为你们的属下，多有不敬。今后，再也不会了。曹州知州我是绝对不会做的，淳安知县，今晚我就写辞呈。母老女幼，家里几亩薄田，我也该回去种些稻子了。”

读罢，我们想：是海瑞意气用事吗？是他成心要和上级赵贞吉对着干，为了保全自己的清名驳了人家的好意？

不。一直以来，从淳安知县，到审理郑必昌、何茂才，再到这一幕的愤而离去，海瑞都在坚持自己一以贯之的原则，也是刘和平为这一艺术形象赋予的最具恒久性的品质——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刘和平笔下的海瑞，同样和历史人物一样，有封建局限的一面，有君父思想，但不同的是，百姓的利益，成为比君父更上一层的行事准则，海瑞不是不顾全大局，他顾全的是百姓的大局。他愤怒官僚们利用大局的幌子，继续吃着百姓的人血馒头。群臣忙着党争，地方官包庇同侪，皇帝的面子，老师的面子，内阁、司礼监甚至王爷们的面子，每一个都凌驾于百姓之上。官僚们筹措军饷，没有法子，又继续盘剥百姓。海瑞恨自己无法改变这般局面，恨党争不休，盘剥不止，如果他妥协，顺赵贞吉和谭纶的人情，那就意味着，他默认了既定的规矩，他低头了。

但海瑞不会。他“严党要参，皇上要谏，致君父为尧舜，免百姓之饥寒。君为轻，社稷次之，民为重。”所以他敢说：“历来参劾严党者都因牵涉皇室反罹其祸。我看恰恰相反，就是因为他们只敢参严不敢直言天下之大弊，才使得严党能够藏身大弊之后肆行贪墨而不倒。天下大弊不革，倒了一个严党还会再有一个严党！”

朴人

海瑞是一个看似好演，实则难演的角色。

演员黄志忠曾回忆：扮演海瑞特别折磨人，这个角色是走在生死线边上的，最有代表性的一场戏就是结局的一段——海瑞在狱中先后得知嫂子、孩子、皇上的死讯，自己却被赦免了，这种叠加情绪稍微把握不好，就给人一种“用力过度”的感觉。黄志忠谈到那幕戏时说：

“这场戏什么时候拍，一定提前告诉我，给我准备出量来，这样的戏要死人的演完之后。确实演完之后我的心跳达到一百七八十下，很多瞬间细节的东西不是你想象出来的，你设计成演成那样，到时候有感而发，有一根线牵着你往那个地方走。心惊肉跳这个词我是知道的，自己的肉啪啪跳，浑身发麻，从头到脚浑身发麻。”

黄志忠在诠释海瑞时，他首先要做定位。黄志忠将过去的艺术作品对海瑞的诠释，区分为历史形象、文学形象和民间形象，《大明王朝1566》中的海瑞，是照民间形象去演的。而这一民间形象最难处理的一点，是你要将他演得像个“人”，但又要在他身上体现一种超越的气质，一种让观众深深信服海瑞确实可以作为精神榜样的气质。

这样一个精神榜样首先是孤独的。《大明王朝1566》前，刘和平曾执笔《雍正王朝》的剧本，“雍正”在剧中，同样是一个被孤独感缠绕的形象。海瑞与雍正，一个是自下而上，一个是自上而下，“一个是最高道德境界上的孤独者，一个是最高权威境界上的孤独者”。

刘和平塑造的文学形象“海瑞”是君本、民本思想的叠加，代表中国传统中最淳朴的一种诉求，且愚且智，就连对其有所嫌隙的清流之士——泰州大儒赵贞吉，也感慨他是周公孔子所推崇之“朴人”。剧中的海瑞就像大明朝的堂·吉诃德，他在自己的内心深处燃烧着和堂·吉诃德相同的巨大激情；他一心一意为外人眼中荒诞不经的事奋身而战；他要用不切实际的理想主义去反对现实生活中自己看不顺眼的一切。吉诃德是孤独的，海瑞也将坦然接受孤独的境地。

“一帆风雨路三千，把骨肉家园齐来抛闪。恐哭损残年，告爹娘，休把儿悬念。

自古穷通皆有定，离合岂无缘？从今分两地，各自保平安。奴去也，莫牵连。”

海瑞既是清官，也是孝子，但他往往要面临忠孝矛盾下的选择。

《大明王朝1566》有这么一处情节：离过年只剩三天，每个官员却只能两斗米两升胡椒十吊铜钱过年。群情激愤，负责发放钱米的海瑞也无能为力，国子监司业李清源领着百官大闹了广盈库，直闹到户部，人人喊苦。李清源不知，眼前肃然不语的海瑞，日子清苦更甚。他的妻子怀孕不到三个月，他只得将母亲织的布拿到街上贩卖。再过不久，当他前往大兴赈灾，在他眼前的，将是茫茫大雪，满地的饿殍。两京一十三省，多处遭灾，又遭贪墨之人层层盘剥，百姓的日子，一如凛冬般寒冷。

“不能谋万世者不能谋一时，不能谋全局者不能谋一隅。”海瑞有他自己的考虑。他知道，今时今日的局面，根源并不在内阁，找内阁的麻烦，无济于事。海瑞想要雷霆万钧，从病根入手，但他又不是全然无所顾忌之人，他的命，他的名，可以是身外之物，可他的老母亲，和妻子三个月的身孕，却是他心头的羁绊。最终，海瑞的选择是——借机让老母亲和妻子离开京师，将身后事托付给好友王用汲，而自己写下“天下第一疏”，在家早早备好棺材。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满朝文武谁人不知谁人不晓海笔架的执拗。海瑞认死理，贪官墨吏忌惮他，清流也不和他对路。处理浙江贪墨案时，他对徐阶的门生赵贞吉心有嫌隙，鄙其处事；清流李清源策动众御史上书弹劾内阁、通政使司及各部堂官时，他劝止王用汲，莫和他们瞎掺和；群臣共上贺表恭迎嘉靖时，他却备好棺材，呈上一纸《治安疏》。

海瑞的信念被给予精神上的肯定。朝堂上，别人会说他愚，说他急切，说他阎王爷面孔不讲情理，但很少人鄙夷他的初心。不过，这些无法缓解海瑞的苦闷，因为社稷污浊、文治不张、法度不严。

于一个人，真正的大悲哀，恐怕是彻头彻尾的不被理解。这样的人，要么是不合时宜的落伍者，要么是异想天开的超前者。前者，恐怕倾注心力也落得个愚古不化，后者，他所投入的事业不是一人一世所能完成。海瑞的幸福就在于，他也许不被重用，但被理解；他也许艰难前行，但不乏掌声。诚然，海瑞也曾经遭遇过改稻为桑案草草收场式的苦闷，终其一生大明朝的乌烟瘴气也并未消散，可就像罗曼-罗兰说的：“真正的光明绝不是永没有黑暗的时间,只是永不被黑暗所掩蔽罢了；真正的英雄绝不是永没有卑下的情操,只是永不被卑下的情操所屈服罢了。”海瑞更大的幸福就在于，他找到了自己愿意付诸热枕的事业，他确确实实地获取了类似信仰般的执念，这让他不必害怕沉沦堕落，让他有源源不断生活的勇气而敢于面对内在的敌人。某种程度上，海瑞在世人眼里，已不仅仅是一个直臣，他仿佛被赋予精神象征似的意味。刨除时代局限造就的愚忠，他的正气、执着、廉洁、自律和赤诚，都是超脱时代的精神。一个人显露这种精神容易，不容易的是坚持一生。

只可惜，就像刘和平说的：“万历十五年，这个榜样终于死了。北京所有的官员集体写祭文哀悼他，南京所有的官员写祭文哀悼他，皇帝亲自写祭文哀悼他。这些祭文哀悼的不是一个人的故去，而是一种精神象征的陨灭。”

棋子

海瑞成为道德模范是他的幸运，从他的初衷而言却也是他的不幸。道德模范被人敬仰，却无法被托付真正的重任，海瑞的破坏性也会因道德模范的标识而消解。剧中，有一个人与海瑞殊途同归，那就是胡宗宪。

《大明王朝1566》里的胡宗宪比正史里的原型更有文臣气质。他是能臣，嘉靖说他老成谋国；他是媳妇，在一个家里充当润滑剂。现实的理想主义者最初也许同样有骑士梦，渴望像荆轲一样，为骑士理想而献身。但“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真正成为骑士的又有多少？留下来的，他们并非泯灭理想，而只是以另一种方式——一种看上去平庸苟且的方式，一点一点构建心中的理想国。

胡宗宪是一个主动皈依于世俗社会行事逻辑的理想者，他做事并非全为自己、为所属党派，他同样有对国家和百姓的关怀，这是他理想主义的地方。但是他做事不像海瑞，不是直捣黄龙、打破秩序，而是在固有秩序内迂回行驶，寻求渐进改良，尽管这种改良并没有制度保障，而只能靠个人的恻隐之心维持。

在中国，很多理想主义者不是像海瑞这样，海瑞很理想，但这种人注定少得可怜，那种为了自己心中的道奋不顾身的意志，那种真正发自内心相信自己的道的执念，很少人能坚持。现实的理想主义者更可能像剧里的胡宗宪，“他就像个媳妇。上面有公婆要孝顺，中间有丈夫也得顾着，底下还有那么多儿女要操劳。辛苦命，两头不讨好。”

胡宗宪在剧中主要出现于改稻为桑案。改稻为桑是《大明王朝1566》虚构的一个事件。嘉靖晚年，财政吃紧，亏空严重，朝廷急需开源节流。时任内阁首辅严嵩蹦出来，提出这个改稻为桑的法子。他算了笔经济账，认为改稻为桑能大大提高财政收入，又能应付答应洋人的丝绸订单，是利国利民的好事。嘉靖听后大喜，同意改稻为桑，同时嘱咐不要加税，以示对百姓的关照。但这个事一传到下面，胡宗宪就感到不妥。他认为：此事过于操切，如果三年缓改，改稻为桑或可成功。但执行者却要一年之内就出成果，要一刀切式地改。

纸面上看，改稻为桑不仅提高了朝廷收入，还振兴了整个织布行业，可中国的事，坏就坏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坏就坏在层层下推、不断变味儿。果然，负责“改稻为桑”的官员背着“一年初见成效，三年内大见成效”的包袱，不顾浙江商贾和农户的实际情况，要求当地作坊一年内织出五十万匹丝绸。为了快速推行改稻为桑，当地官员不但派人骑着战马践踏秧苗，竟然还毁堤淹田，借天灾酿人祸。

在这件事上，嘉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他关心的是在不引发内乱的前提下缓解财政危机，通过收银子来满足自己的私欲。严党则不顾百姓死活，他们改稻为桑，一为收银子，二也是为了取悦君父。那么，下面的人怎么做呢？郑何二人受严世蕃主意，毁堤淹田，借自然灾害的借口把稻田淹了，借机低价收购甚至巧取豪夺农民田地。

而江南织造局兼浙江市舶司总管太监杨金水是司礼监方面的人，更准确地说，是皇帝的眼线。他被派往浙江，一是为了捞银子，二是为了盯人。毁堤淹田，他知道，但他心里想着的是订单、丝绸，农民的死活，也与他无关。

至于参与此事的浙江首富沈一石，他是商人，希望兼并土地、扩大生产。却发现自己只是上面的棋子，用之、夺之。沈一石没从改稻为桑里得到好处，最后，沿海边防军饷告急，恶政又需要“承担者”，嘉靖点头，官员抄家。一代浙江首富，就这样葬身火海。

改稻为桑，如何推行、如何管控、出了问题如何兜底，都没有完善备案。有的只是利益集团从中作梗，以改之名，苦害百姓！所以，遭到迫害的农民怨愤道:“今年青苗已经下去了，要改桑只能等明年，你现在就让我改，不改就毁堤淹田，现在改桑，到时候没粮食吃，饿死了找谁去？难道去吃桑叶吗？朝廷哪能这样做事？”

皇权时代下的农民，吃饭是头等大事。哪怕盛世，农民能够不饿着就很不容易。庄稼、土地，这是他们的命根子，只要有土地，庄稼收上来，即便苛捐杂税，他们也不会造反。农民习惯了这种生存方式，满足于自给自足。他们轻易不愿折腾，他们更愿意做顺民，可恰恰因此，受欺负、受委屈的常常是他们。

毁堤淹田，这是要了农民的命根子。

但严党的人是铁了心了，甚至说出这样的话:

“改稻田为桑田是朝廷的国策，你们要么自己改，要么卖给别人改，死一千个人，一万个人，全浙江的人死绝了也得改！戚继光把兵带走了，朝廷还有百万官兵！聚众对抗，本府台这条命陪着你们！改稻田为桑田，上利国家，下利你们！这么天大的好事，就是推行不下去！今天居然还聚众对抗！现在明白了，原来是有倭寇在煽动造反！”

结果，说这话的府台最后成为“背锅之人”。他对农民作威作福，自己却也只是砧板上的鱼肉，供人利用的棋子。

出乎严党预料的是，改稻为桑一发不可收拾，农民无地，变为流民，浙江局势骤然紧张。当此之际，向来站在严党对立面的徐阶、高拱、张居正首先想的不是救黎民于水火，而是隔岸观火，借浙江这一乱弹劾严党。

当浙江淳安、建德两县被淹，数十万灾民无家可归，胡宗宪想办法筹措粮食赈济。他首先向户部请求调粮赈灾，可徐阶、高拱却一番搪塞，暗示其无粮可调。而张居正在裕王府私下议事时也说：“户部，是不能给他调粮的。能调，这个时候我们也不会给他调了。”理由是：“干脆让浙江乱起来，就当做我大明朝身上烂了一块肉，这块肉一烂，严党这个脓疮，就到了该挤的时候了。”

烂了一块肉，轻飘飘的一句话，却是几十万人的生死。为了党争，黎民的死活都可以不顾。在这一点上，徐阶一伙人和严党没什么不同。

徐阶不允，也就可想而知徐阶门生、时任南直隶巡抚赵贞吉的态度。当胡宗宪前往江苏借粮，赵贞吉作为他的好友，也只能这样答复：“一百船、两百船粮，江苏都拿得出，却不能借给浙江。是朝局不容我借给你。”且“两边的人都不愿意我借粮给你”。

这两边，一边就是严党，他们毁堤淹田，为的就是逼农民把田地贱卖，好推动改稻为桑、土地兼并。而另一边，正是徐阶一派人，理由，张居正已经说得很清楚。

严党、徐党，政见不同，却在某些方面达成了惊人的一致。有趣的是，当严嵩倒台、徐阶升任内阁首辅后，他的儿子徐璠继任工部侍郎，负责给嘉靖修宫观的用度开支，而他的前任恰恰就是严世蕃。

可怜了胡宗宪东奔西走，换来一声长叹息。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这一点上，本剧主角之一海瑞显示出自己的洞见。在与谭纶的一次争论中，海瑞说出这样一番话，直指问题的核心，这段话很长，但有必要引用：

“郑泌昌、何茂才以及他们的前任官员仅在织造局沈一石一处贪墨受贿就达几百万之巨！还有田土赋税，盐铁课税，还有运河堤坝工程，查起来贪墨者更不知多少！不错，他们都是严党的人，不只浙江，两京一十三省还有更多他们这样的人。他们为什么就能够二十多年肆行贪墨而愈贪愈烈？就是因为在他们的前面还有更多挥霍无度之人！从大明朝开国至今，亲王、郡王、皇室宗亲遍于天下。按照规制，一个亲王每年就要供米五万石，钞二万五千贯，锦缎四十匹，纻丝三百匹，绢五百匹，纱罗一千匹，冬布一千匹，夏布还要一千匹。其他各种开支更是不胜繁举。你们算过没有，一个亲王耗费国帑便如此之巨，那么多的皇室宗亲耗费的国帑又是多少！这些皇室宗亲、宫中宦官、各级官吏所兼并之田庄占天下之半皆不纳赋，小民百姓能耕之田地不及天下之半却要纳天下之税，这些更是人人皆知，人人不言！就拿浙江而言，每年存留粮米六十二万九千石，可供给皇室宗亲府衙禄米却要一百二十三万石。以两年存留之粮尚不能供皇室府衙一年之禄米。北方俺达年年侵犯，东南倭寇年年肆虐，危及天下，可将士的军饷粮草却要东挪西凑！这些事情如果只参劾严嵩、参劾严世藩能说得过去吗？”

《大明王朝》里，作为民间形象的海瑞，他的清醒在于看清了皇权社会的话语术，把一个个平民当人看，而不是可以随意牺牲、保全大局的棋子。海瑞的确忠君爱国，有他的局限，但他是真正贯彻了朴素的民本思想，而更多官员看似老成，实则是官本位的维护者，让政治生态缓慢烂掉。平民不是傻子，平民爱戴海瑞，因为只有这样的官员，在他们被抛弃的时候还可能伸手援助。而你以为大格局的官员，随时能把你像蝼蚁一样抛弃。

只可惜，海瑞的担忧再一次成真，改稻为桑成为党争的靶子，早在一开始，无论对于严党还是徐党，百姓的生死，变成了无非是“死亡数字变化”的问题。而赵贞吉作为“明察圣意之人”，也根本不愿彻查此案，只盼望着交付一个君父、老师满意的结果。

在改稻为桑之事的尾声，当沈一石家抄不出银子，国库亏空仍需要有人承担。这个担子，皇帝不行，代表皇帝的杨金水也不行，郑必昌、何茂才？他们的家产只够朝廷塞牙缝，又与杨金水牵连，让他们担，还是不行。再考虑到严党库存多、名声不好又气焰嚣张，从这时候起，嘉靖就有了“倒严”的意思。

这一点，杨金水知道。看原文:

杨金水看着他，好久才说道：“沈一石的家产只能卖给胡部堂的亲谊！”

赵贞吉有些激愤了：“为什么！”

杨金水看着他这幅神态不敢接言，而是用左手揭开了身边的茶碗盖，伸出中指在茶水里蘸了蘸，然后在案桌上写了一个大大的“严”字！

杨金水：“赵大人，最近内阁的变动你也知道了。皇上把内阁的实权交给了徐阁老。你可是徐阁老的学生，何必要为了别人牵上这个字呢？”

浙江贪墨一案牵涉严党，嘉靖有了借口，于是变动内阁，他命徐阶以次辅之身暂行首揆之权。吕芳、杨金水等人心知肚明，这是“倒严”的信号。只是，东南抗倭还指望胡宗宪、国库亏空也要有人填，严党还有用武之地，不能立刻倒。

剧中，嘉靖还授意让胡宗宪的徽商同乡接手沈一石的空壳子作坊，胡宗宪知道后一声叹息。他知道，徽商一时半会不可能拿出那么多丝绸，到那时，他们肯定会找自己求情，嘉靖一开始就算计好，要通过此事让胡宗宪入坑，便于他日查处。这个坑，胡宗宪爬不出去，嘉靖要查他，为的是给“倒严”铺路。

胡宗宪知道，只要东南平息倭患，飞鸟尽良弓藏，自己也就是棋盘上的弃子了。但他还是拒绝了严嵩的授意，平定暂时的倭患。这是剧中的胡宗宪难能可贵的一点，他信奉一句话——“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是圣人教导我们：做事不问可不可能，但为应不应该。”

围城

“金儿，从这一刻起，你不用再装了。三年了，真是苦了你了。现在好了，咱们给太祖爷守灵去了，太祖爷也不会说话，也不会生气，没有人再算计咱们了。金儿，把头发，把脸，还有咱们这只有半条的身子，都洗干净了。从今往后，咱们爷儿俩干干净净的做人。”

这是《大明王朝1566》后半部的经典情节——一声呐喊，水花四溅，宦官杨金水奋力拍打着奔流。他已经好久好久，没有如今天般宣泄自己的情绪。也许，这就是他生命中最美好的一天。为了这一天，他足足等了三年。

王劲松老师饰演的杨金水，可能是全剧最具复杂性的一个角色。我们能说，这位宦官坏透了，他阴鸷、狠毒、工于心计。在浙江贪墨案中，他盘剥沈一石，参与毁堤淹田，牵连胡宗宪，肆意贪污，目无法度。我们也能说，他坚韧、隐忍、令人同情。对主上忠贞不二，对朋友感激而愧疚，对芸娘，出于义，出于情，也颇有照顾。

杨金水曾说：“做太监，唯一的天，唯一的云彩就是在宫里，太监没家，宫里就是他们的家。”命运不由他，令他打小就是为主子尽忠的奴仆命。杨金水贪，多少银子流进他自己的腰包，又有多少银子，是为了满足以上面人的私欲。被逼绝路，他为何不一死了之，而选择装疯？真的只是要保全自己的性命吗？需知道，他若一死，事情就会推到他身后的吕芳，觊觎司礼监头把交椅的陈洪，会不会借机攻讦？清流又会不会趁势弹劾？吕芳是杨金水的恩人，在杨金水眼里，他是父亲般的存在，杨金水不敢冒这个险。所以他不能死，他选择疯。他这一疯，江南织造局和内廷的线索也就断了大半，吕芳不会有事，司礼监安稳不变，宫里的体面也就保住了。

就像杨金水自己说的：“我不过是皇上，是老祖宗派到浙江来的一条狗，我得看好这个家！”他只有“半条身子”，很多时候，这“半条身子”还由不得自己。杨金水是苦命之人，站在岸边的吕芳又何尝不是。侍奉君侧，如履薄冰，所谓的十步之内必有芳草，可十步之内也分明有陈洪般虎视高位的狠角色。时时刻刻，他既要想着保自己，又要想着如何保杨金水，如何保冯保，如何为自己的“干儿子们”留后路。他留给冯保的“思危、思退、思变”，也是留给自己的警示。

知道有危险就躲开危险，叫思危；躲到人家都不再注意你的地方，叫思退；退下来就有机会，再慢慢看，慢慢想，以前哪里错了，往后该怎么改，叫思变”。宦官就这样夹缝中求生存，在深宫中战战兢兢。可终究，他们不过是皇帝的家奴，是每天哈腰点头的忠犬，皇帝一句话，能让他们生；皇帝一句话，也能让他们死。

在《大明王朝1566》中，皇帝嘉靖的形象，南开大学历史学教授冯尔康先生总结道：“御下有方。”他既非圣君，也非昏君，其实就是个玩弄权术、贪谋私利但善于驾驭、大事不虚的主儿。这可以从一个人事任命看出：

严党垮台，嘉靖重用陈洪，逐步将其提为司礼监掌印太监，同时贬斥吕芳，发配中都孝陵。

这个变动，嘉靖是有私心的。

两方面。

一：陈洪挡唾沫。严党倾覆，替嘉靖遮风挡雨的墙瞬间倒了，压抑已久的清流势必群起，唾沫横飞，必须找一个狠角替自己转移仇恨。吕芳、黄锦是温和派，肯定不行。徐阶的威望镇不住百官，更不消说比徐阶位分低的高拱、张居正，唯有阴鸷狠辣的陈洪可担此任；

二：让吕芳安享晚年。十步之内必有芳草，嘉靖真的是因为忌惮吕芳才贬斥他的吗？我看不然。吕芳是宦官中的老人，跟了嘉靖四十多年，吕芳是什么人，嘉靖能不清楚?嘉靖的心思，吕芳也是明的。嘉靖这个关头把吕芳发配守陵，是让他远离严党倾覆后清流的压力，以及帝位交替引发的政治斗争，使其安享晚年。所以吕芳庆幸，没有谁会再跟他过不去了。吕芳的结局，这时候以经定了。

表面上，吕芳被斗倒，冯保去了朝天观干苦力，陈洪高居司礼监掌印太监，正春风得意。但其实，他是注定悲惨也最没得回头的一位。他鞭笞百官，得罪了士大夫；他奉命领走冯保，得罪了裕王府；他暗斗吕芳，得罪了吕芳的干儿干孙。他这样的狠角，所有人都得罪个遍，其实就是嘉靖用来震慑百官、制衡权力的一根铁棍，但嘉靖对这根冷冰冰的铁棍是没有感情的。用完了就丢。嘉靖龙御归天之日，便是陈洪丧钟敲响之时。

天道

纵观全剧，嘉靖皇帝看似是最聪明绝顶也最具有权力的一个人，他玩弄大臣、满足私欲，甚至幻想修炼成仙，可最终，天子也熬不过命数！大雪纷飞，嘉靖病危，裕王问父亲龙御归天后，自己可用何人，嘉靖先后说了徐阶、高拱、张居正三人，结果，嘉靖这位不争气的儿子问除此三人，还有何人可用，嘉靖叹息:“那就只有天知道了。”

在剧中，嘉靖自以为可以无为而治，凭借自己的御人之术平衡朝野、掌握全局，可个人死生虚诞，再有能耐，身后事又如何把握呢？对于儿子的问题，他又有什么办法？更何况，嘉靖生前看似睿智，却也会被严党的人私下耍弄，圣意反而成为他们中饱私囊的护身符。所以，嘉靖一人终归是治不了的，他的无为而治也只是皇帝的新衣。

大明王朝的问题看似有所好转，却如同一个轮回。而历史也告诉我们，隆万改革只是没有挽救大明王朝，只过了不到20年就半途而废。《大明王朝》里有很深的对天的敬畏，天不只是王侯将相们的信仰，也成为命运的象征。命运弄人，穹顶之下，更显个人渺小。

可以说，《大明王朝1566》是一部严肃的作品，却也能流露出浓郁的人情味，这种人情味超越政治立场、善恶忠奸、阶级隔阂，渗入到几乎每一个人物的骨髓。海瑞、嘉靖、严嵩、杨金水、沈一石、芸娘，他们首先是人，然后才是直臣、君主、士大夫、宦官、商人、歌女。司礼监值房里，吕芳对冯保说的“为官三思”；浙江总督署签押房，胡宗宪对谭纶的点拨；点点月光下，王用汲和海瑞的惺惺相惜；出皇城后，杨金水在水中的挥臂呐喊；还有严嵩倒台后在六必居的感慨、嘉靖雪夜里的若有所思……大明朝的日光之下，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活法，交织在一起，就是天下。

《大明王朝1566》与《雍正王朝》《走向共和》并列为国内三大历史政治剧，但是，当《雍正王朝》在电视荧幕循环往复，《大明王朝1566》却在一次别离后于电视中销声匿迹。如果将三部剧比作三座府邸，那《雍正王朝》珠光宝气，宾客不绝；《走向共和》也名士荟萃，别有风流；而《大明王朝1566》一度门庭冷落，令人叹息。

也许，这是只能有一次的作品，天时地利人和，缺一不和。《大明王朝1566》之后，历史剧出现了低谷，直到现在，中国还没有拍出在政治思想深度上超越《大明王朝1566》的作品。这是历史剧的遗憾，但换个角度想，能够欣赏《大明王朝1566》，也是这一代人的幸运，这部作品从创作到拍摄，都付出了巨大的能量，每一个参加的人也都全情投入。饰演杨金水的演员王劲松曾回忆：

“剧组没有不通读剧本的人，甚至我们的部门，所有工作人员都对每一场要拍的都一清二楚。有个笑话，是某临时演员在现场紧张，可能是没见过这么认真的队伍，结果拍摄时老是忘记台词，站在他身边给他托板的灯光组师傅终于忍不住了，就用湖南话(湖南人不会普通话)给他提词，提的竟然一字不差。”

这么好的演员，这么好的氛围，交融在一起，才有《大明王朝1566》的成功，就如同许多伟大的作品一样，它比时代多迈出了那么半步，所以曾经受到冷遇，但随着时间的推演被更多人认清它的价值。王尔德说：“梦想家只能在月光下找到自己的路,他的惩罚是第一个看见黎明。”但总有一天，时间会给予他们最准确的评判。

而这，也是《大明王朝1566》的必经之路。

本文初稿于2018年5月

有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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