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581年，隋文帝杨坚代周称帝，建立隋朝。立国之初，隋朝所面临的边疆形势并不乐观，北有强大的突厥横亘于北部和西北边陲，南方的陈朝政权尚在苟延残喘，因此隋初能实际控制的版图尚为有限。

面对这一情势，作为开国之君的杨坚，为成就一番千秋帝业的梦想和追求，自然不甘于现状，而欲开疆拓土，更何况杨氏基业面临北方强族突厥咄咄逼势的直接威胁。所以，早自开皇二年始，隋朝即着手积极部署北部边疆的经略计划，并在逐步取得对突厥的制动权的有利形势下，于开皇九年出兵灭陈，完成了全国的统一，结束了中国近400年的分裂局面。

南下伐陈，江南初定

隋王朝从公元581年隋文帝杨坚受禅称帝至619年隋恭帝杨侑禅让位于李渊，走过了短暂的三十八年时间。隋朝结束了魏晋南北朝以来的分裂局面，并为随之兴起的唐朝奠定了疆域基础。

隋文帝杨坚为了实现南北的统一可谓做足了准备，早在其受禅后不久，与谋臣梁睿谈起有关平陈事宜时，便表达了“清荡江南”、“一举大定”的心愿，不过杨坚也清醒地认识到，“朕初临天下，政道未洽，恐先穷武事，未为尽善”气因此受禅之初杨坚专心处理内政，直至开皇三年为了解除帝国北疆的掣肘，才以“纵百胜之兵，横万里之众”“广辟边境，严治关塞”征伐北方突厥，以期突厥“不敢南望，永服威刑”，这是杨坚深谋远虑的一步棋，是在为下一步南下伐陈扫除隋王朝后方的威胁。

隋朝在与突厥的战斗取得决定性胜利后，隋文帝于开皇八年初 “以上天之灵，助堪定之力”下《伐陈诏》，决定对“窃据江表，逆天暴物”的陈朝“王师大举”，力求“永清吴越实现南北政治版图的“拼合”。不过笔者在此需要强调两点：第一，这种拼合并非简单的地理意义上的拼合，主要强调的是南北制度的整合；第二，这里讲的南部还主要指江南地区，此时隋朝兵锋尚未染指岭南。

对于江南与岭南，隋王朝采取了截然不同的方法将两者整合进自己的王朝秩序中：对于江南，主要采取刀光剑影的武力征伐，并且在平陈之后很快将陈朝原先的一整套制度稍作调整后便与隋自身的制度进行了“拼合”，构成了一个新的统一王朝。

笔者认为这种拼合的迅速完成得益于隋之前南北之间的互相交流与融合，使得隋对于这两地的“拼合”并不存在“排异反应”，这个道理就如同生物学上人体器官移植的原理只有选择与人体相匹配（比如血型一致、骨骼相近等）的器官才能移植到人体上。

对于岭南，隋朝并不强行王朝秩序在岭南一隅的一蹴而就，却是因地制宜，因俗而治，以恩抚为主，加之军事提防和制约渐进式地推进王朝秩序在南部边疆的渗透。

王朝牵引与岭南本土势力

平定江南后的隋文帝很快便将自己的视野投向了“王朝的边缘区”—岭南，这是当时隋王朝势力在南中国所能触及的末梢地带。开皇九年，韦洸为隋朝派往岭南执行“国家意志”的首位大臣，而这个“国家意志”自然也就是皇帝本人对如何将王朝秩序渗透入岭南的部署。

在大军出发前，杨坚给大将韦洸下诏，这段隋文帝给韦洸的“最高指示”，第一句话先是文帝表达了自己对首位恩抚岭南大臣的鼓励，接着提出一点希望，希望他能够雷厉风行，用最短的时间（即风行电扫”）取得最好的成绩（即“咸应稽服”)；第二句话是重点所在，杨坚告诉了韦洸如何统一岭南的方针，即“干戈不用”，恩抚岭南。为此，文帝提醒韦洸只有做到了这一条才“方副朕怀，是公之力”。

随后，基于自身王朝实力的不足，隋文帝为避免军事统帅在行军进程中的轻率，防止莽然诉诸战争，所以，在公元590年12月他又连续颁布了两道旨在统一岭南的“安边诏”。

结合上述实事，笔者认为杨坚“不用干戈”政策的内涵就是以承认与保护岭南地区地方势力的原有利益为前提，换取地方势力对新王朝的认同，且这里的“地方势力”主要有两类，一类是王勇那样的曾替陈朝镇守一方的汉族地方官员，另一类是陈寅恪先生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指出的岭南“蛮夷化之汉人”。

判断冯氏为中原汉族后裔已基本无误，具有汉人血统的冯氏家族进入岭南后，从冯业至冯融虽“三世为守牧”，然而“他乡羁旅，号令不行”，直至冯融与土著实力派冼夫人联姻后，在冼氏帮助下，“自此政令有方，人莫敢违”。

因为冯氏具有汉人的血统，容易与中原王朝产生共鸣，也容易取中原王朝的信任，且冯氏在岭南入乡随俗，己经逐步融入地方社会，拥有稳固的势力，在土著社会具有极高的威望，所以冼夫人及其身后的冯氏家族成为了隋朝极力笼络的不二人选。

内部竞争导致王朝扩张

隋王朝需要冼夫人助其恩服岭南，而实际上冼夫人比中央王朝更为需要获得对方的帮助与认可，并且无论这个“中央王朝”是梁是陈还是现在的隋。正如有学者所说，“所谓‘帝国版图的扩张’，不一定是来自于帝国中央强大武力或文化的向外征服，也不是帝国在衡量财政收支、战略考量下的总体规划；实事上，帝国边区会有一股很强的民间力量促使帝国版图的扩张”。笔者分析其中的原因有二：

第一，就其自身命运考虑，在与中央的互动中，通过利用中央王朝的权威，进一步巩固自身在本土的地位，以期维护甚至扩大自身既得利益，避免因为与新王朝不合作，而受到强势中央王朝的打击，最终导致自己原有的利益受损，甚至荡然无存的局面。

隋王朝的统治者正是掌握了冼（冯）氏集团的这一心理，在韦洸大军越过五岭之前，先是晋王杨广遗陈叔宝夫人书，“谕于国亡，令其归化，并以犀仗及兵符为信”，隋王朝通过这种方式告诉冼（冯）氏集团现在陈朝已经灭亡，隋王朝己经取而代之成为正朔。

“（冼）夫人见杖，验知陈亡”后，“集首领数千人，尽日恸哭，遣其孙冯魂率众迎洸”气细细分析冼夫人这看似前后有些矛盾的举动，至少可以看到三方面的内容：首先，“集首领数千”就是为了开一个内部“会议”，这个会议的内容就是讨论陈叔宝夫人的“书”，老练的冼夫人凭借这一内部会议，一下子向数千大小首领传达了陈朝己经灭亡，现在的正统王朝是隋朝，并且在为“迎洸”制造舆论，凝聚共识。

其次，对于“尽日恸哭”，笔者分析认为，这是冼夫人政治上成熟的表现，冼夫人应该明白一个“见利忘义”“见风使舵”的地方势力集团也许可以获得隋朝对其一时的认可，但是终究不免隋王朝内心对其的警惕与提防，所以冼（冯）氏集团在“迎洸”之前必须表现出对于“前合作者”陈王朝的无限哀思。

同时也在向地方势力暗暗传达着自己不是不讲信义的首领，而是陈已经灭亡，才选择与新正朔隋朝合作的；再次，冼夫人用“遣其孙”这种高规格的标准来迎接韦洸，则是在向隋中央表露自己对新王朝的认同，从而冼夫人也为冼（冯）氏集团选择了一个强大的政治依托。

第二，促使冼夫人向隋王朝靠拢的原因则是岭南地方各利益集团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内部竞争”。一个像岭南这样的看似统一的“王朝边区”，其内部往往充斥着各方不同的利益集团，明里暗里表现出一种内部竞争的状态。

当与一个类似于隋朝这样的强势力量接触后，像冼夫人这样的领袖人物会选择用比较实际的,方式应对新的政治情势，借助王朝的力量介入本区域内的事务中，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与中央各自或多或少得到了自己所需要的东西，在“家”与“国”之间找到了一个平衡点，在互动中完成了同构。

隋朝初年，广大的岭南地区存在着多方势力集团，其中最为主要的除了高凉冯（冼）氏外，还有钦州宁氏、龙州陈氏与澄州韦氏等大族和若千其他小族。笔者认为内部竞争的重点就是谁对该地区具有“领导权”或“话语权”，这些“岭外酋帅，因生口、翡翠、明珠、犀象之饶，雄于乡曲”，并且“历宋、齐、梁、陈皆因而不改”，拥有雄厚经济基础的大族自然走上了整合小族之路，不同区域.内的酋帅”在各自完成扩张势力之后，最终大族与大族的势力不可避免的会发J生正面冲撞。

由于双方对对方都知道不多，以及实际力量的相对平衡，这使得这些大族往往会处于一种动态平衡状态，要想打破这种平衡取得优势地位，要么继续增强自己势力脱颖而出，这种内在实力的积蓄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在短期内是根本无法实现的，因此最为快捷的办法就是引入一种非岭南的外部强力来帮助自己增强实力，从而争取地方领导权。

显然对于是否与中央合作这个问题上，受汉人文化较深的冼（冯）氏集团是先知先觉的，并且采取了实际行动向中央王朝靠拢，而反观其他大族则是叛服不定，甚至有些大族出现了“自封天子”的情况'根本不可能取得中央王朝的信任与支持，有了中央王朝支持的冼（冯）氏家族自然打破了原先的平衡，成了岭南的最具影响的势力，掌握了地区的话语权，并且承担着帮助中央王朝戍边的职责。

每每地方发生叛乱，冼（冯）氏家族总是会和官军站在一道，平定叛乱，其实比较典型的就是于开皇十年隋朝的军队与冯氏私人武装合作平定了由番禺人王仲宣发起，并有龙州大族陈佛智等地方势力响应参与的叛乱气平定王仲宣的叛乱之后，冼夫人护卫隋朝使臣，出巡州县。

《隋书•樵国夫人传》这样描述了此次宣威岭南的过程，诏书中的前三句话比较平实，无非说明三点：第一点，进一步表达了帝王爱民之心与对国家安定的渴望；第二点，对于叛乱者表达了震怒，必须予以平叛。

第三点，表扬了冼（冯）氏家族对平定叛乱所作出的贡献。而隋文帝所要着重表达的则是后面两句话，他告诉冼夫人，因为夫人帮助朝廷平定叛乱，显示了对中央王朝的“诚效”，所以这次就对冼夫人孙子冯暄因“以逆党陈佛智素相友善”，而率军停留不前，没有及时解救韦洸至其殉国的罪责不予追究了。

接着文帝对这位岭南的王朝秩序的维护者提出了明确要求，首要的一条就是“训导子孙”，因为通过冯暄一事，杨坚看到了以冯氏家族为代表的岭南大族对于隋朝的认同并非铁板一块，存在着一部分对中央政府阳奉阴违的地方势力，要求“圣母”冼夫人教化好这些人，确保帝国南疆的安宁。

隋文帝出于边疆稳定的一时之需，而恩抚岭南，甚至对一些不臣之举采取了容忍的态度，然而为了国家的长治久安，文帝又无时不在为警惕和提防岭南地方势力而熟思远虑。

因此在决策“利用”岭南地方大族“以夷治夷”时，文帝还在王朝统治最为薄弱的“岭南西部”下了另外一步棋，一步通过“兵威”警惕地方大族，提防地方势力叛乱的棋子，而这个落棋的点文帝选择了岭南西部北端的“桂州”。随后，开皇十年王仲宣的叛乱，以及中央在平定叛乱时岭南各方势力的表现，则更加坚定了这位帝王在岭南加强王朝军事力量存在的决心！

征伐桂州，兵威岭南

就在隋王朝开始招抚冼夫人的开皇九年，王朝中央已经把目光投向了岭南西.部北端的重镇一一桂州，而杨坚之所以选择将桂州作为扩大王朝秩序对岭南渗入的据点，笔者认为与桂州独特的战略位置密不可分。隋初的桂州大致位置与今天的桂林相近，对于桂州战略位置的重要性，隋朝的统治者正是看到桂州的重要性，以及王朝自身开疆拓土的急迫需求。

开皇九年，杨坚任命资历丰富的“黄州总管周法尚为永州总管，安集岭南”。隋军所至，“陈桂州刺史钱季卿、南康内史柳镟、西衡州刺史邓翯、阳山太守毛爽等前后诣法尚降”。

笔者认为，桂州、南康、西衡州与阳山等地降隋表明，杨坚依然采用着“恩抚”方针，不过这种“恩抚”与同时期对于岭南东部冼夫人的恩抚有着微妙的差别，对于冼（冯）氏集团的恩抚，王朝中央看重的是找到双方各自的需要，相互利用，加以合作，最终达到“以夷治夷”的目的，而对于岭南西部（就桂州而言）的恩抚则是基于“兵威”，迫使原有旧朝官僚势力转向服务于新王朝，正所谓“识时务者为俊杰”，以达到“兵不血刃”的目的。

对于任何一个集权王朝而言，“顺者昌逆者亡”是不变的铁律，周法尚利用“兵威”恩抚多地之后，“引兵逾岭”，对“据山洞反”的定州s刺史吕子廓进行军事打击，在隋军的打击下，“子廓兵众日散，与千余人走保崖岭，其左右斩之而降”。

结语

笔者认为至开皇十年，随着“恩抚”与“兵威”的成功实施，岭南东部大部与西部的部分己经被整合入隋王朝的国家秩序中，成为王朝地方行政区域的一部分而得以存在。从开皇十一年至开皇十六年这六年多时间里岭南地区没有出现较大规模的叛乱事件以至于需要中央王朝出兵平叛的情况。

直至开皇十七年桂州俚帅李光仕作乱，周法尚出兵平定叛乱。笔者认为经过开皇初期的有效“恩抚”与“兵威”王朝中央己经基本将岭南大部整合入了王朝秩序之中，而在六年后的开皇十七年李光仕之乱，则可以看成是地方势力对于王朝秩序渗入所作出的一种反弹表现，但己经不太会影响到隋对于该地区的整合。

图片来自网络，如有侵权，联系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