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迁生于明万历二十二年，也就是公元1594年。他的父亲叫谈于庭，是个屡试不第的破落秀才。

和现在很多望子成龙的父母一样，谈于庭也把希望寄托在儿子身上，并亲自教其读书。

谈迁也没有辜负父亲的期望，14岁便考上了秀才。

按照谈于庭的规划，儿子接下来的人生应该是中举、做官，光耀门楣。

然而，举人考的是八股文章，这不仅要求学识，更要懂得八股的规范，止步于秀才的谈于庭并不精于此道。

在他的教导下，谈迁连考三次，皆名落孙山。

不久，谈迁的母亲病逝，父亲因为思念亡妻，也郁郁而终。

连遭打击的谈迁却从此大彻大悟，明白了功名利禄皆是浮云，世间唯有读书才是真正的快乐。他边给父母守孝，边博览群书。

在读到明史学家陈建的《皇明通纪》时，谈迁认为其中有不少错误，找来《明实录》进行对照，发现《明实录》也同样存在不实，并且很多历史事件都写得含糊不清。

谈迁萌生了自己写一部明史的念头，由他将这些不实的地方加以修正，不详尽的内容补充完整。

谈迁的想法有些天方夜谭，修史是极其浩大的工程，不但要花费大量时间，更难的是各种资料的收集。

当年司马迁20岁便在全国各地搜集史料，38岁时成为太史，掌管了皇家藏书馆，所有的史料、古籍可尽情查阅。

即便这样，直到47岁，他才觉得资料搜集的差不多了，然后又花了13年时间才终于写成了《史记》。

谈迁却只是一介穷秀才，既没人帮忙搜集资料，也没有财力去支撑各种开销。

何况写史花费的时间很长，也许还没成书，人就先没了。即便书写成了，也很可能无人问津，白白浪费一生。

但谈迁却没有丝毫犹豫，想干那便干，至于结果，没必要去考虑。

27岁的谈迁开始了这部史书的写作。

没钱买书，他就四处去借，有时候听说谁家有史料古籍，哪怕是几百里路他也要上门去和主人借阅。

为了生计，他做过幕僚，因为文笔好，也常帮人抄写文书。如果发现主人家有自己需要的藏书，一定要读完才肯走。

在他写书期间，外界发生了很多的大事，其中影响最大的当属1644年，崇祯上吊，大明灭亡。

但这些都没能干扰谈迁写书的进度，为求尽善尽美，他六易其稿，后又花了2年时间进行补充完善。

公元1647年，历时26年，谈迁的这部明史《国榷》终于完成，全书共100多卷。而曾经27岁的少年郎，如今也已是53岁的老人了。

然而这部泣血之作才完成不久，一天夜里，谈迁家里进了贼。贼以为谈迁身为秀才，家里多少会有点财物，哪知搜了一圈，毫无所获。

一怒之下，贼将书稿全部搬空。

谈迁第二天起床时看到空空的书柜，悲呼抢地，痛心不已，自己26年的心血竟化为乌有。

如果是一般人遭此挫折，不说大病一场，起码也会就此意志消沉。

但在修史的强大信念下，谈迁很快振作，他激励自己：“吾手尚在，宁遂已乎！（我的手还在，怎么能就此放弃）”。

依靠记忆和残留的废稿，谈迁开始了重写。

几年后，《国榷》终于再次成书，但谈迁并未就此满足，他意识到书中还有很多内容可以进一步完善。

书中的一些史料来自他人的记述，其中难免存在错误、遗漏或臆测。谈迁决定身体力行地对这部分内容进行补充和验证。

那时候的他已经将近60岁了，为了搜寻资料，他不辞辛劳，遍访各地遗留的古迹、陵墓，常常走到满脚都是水泡。

即使是一段残垣，半截石碑，谈迁也不愿放过，寻访过程中，哪怕了解到只言片语，他也要赶紧记录在纸上。

两年时间，光这样的记录就足足有上千张。

时任编修的朱之锡听说了谈迁的事，邀他来北京。

在北京的两年多时间，谈迁走访了很多明朝的旧臣、贵族、门客，也访问了很多当地上年纪的居民。

在朱之锡的帮助下，他也有机会接触到了很多珍贵的史籍。

依据这些资料，谈迁将书中关于崇祯和弘光时期的内容进行了大幅修改和完善，这部《国榷》终于大成。

谈迁已了无遗憾，自觉时日无多的他决定去平阳最后祭拜一下好友。

1658年1月，谈迁病死在前往平阳的路上，时年65岁。

《国榷》全书共108卷，400多万字。记叙了明朝自朱元璋诞生，到福王灭亡间317年的历史。

因为清朝的压制，这部著作没能流传，直到1958年，《国榷》才终于得以出版。

没有历史的民族，是可悲的民族，不尊重历史的国家，是无法长远的。

同为四大古国的古埃及、古印度、古巴比伦的文化都出现了断层，只有中华文化持续了几千年，从未断绝。

正是因为有了如司马迁、欧阳修、谈迁这些史家的执着坚韧和呕心沥血，才让中华民族的根得以保留，让中华文明薪火相传，延续不绝。

向他们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