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公元221年秦始皇嬴政统一全国以来，中国就开始实行了近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集权制度。在宋朝以后，中央集权的力度大大加强，在明太祖废除丞相制之后，皇权的集中程度迅速发展。

而明朝时期的权臣也在朝廷政权中占据了极大的比重以及话语权，随即拉开了一场权臣与皇权之间的较量。

一、君主专制下的权臣当道

1、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明朝的权臣大共分为两类，第一类便是以辅佐皇帝的名义而存在的当朝丞相。明神宗9岁继位，在位时期因年纪尚小，便只能由当时的丞相张居正代为把持朝政。

但毕竟丞相只是替代者，并不是真正的皇族人士，实际上却已经掌握了整个朝廷之中的最大权力。长时间的一人专权对皇族来说无疑是一个很大的威胁。

早在明太祖朱元璋在位期间，就时常向往西周时期天子“总管六宫，六宫总执事”的政治制度，更对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丞相制度提防不已。

故此，朱元璋废丞相设殿阁大学士分管，设六科监督，一步步削弱丞相在朝政上的话语权。之后历代的殿阁大学士，内阁等机构都是一样的作用，《明史》中也曾记载到“不置官署，不得专置诸司，诸司奏事，亦不得相关官署。”

虽然随着内阁的逐步发展，内阁成员逐步增多，对朝政不断发表出自己的意见，即为票拟，与如今的投票选举极为相似，逐渐的也成为了明朝事实上的“宰相”。

但毕竟内阁是以机构的身份出现的，对于皇帝来说，相较于一人独权而言还是起到了一定的制衡作用。同时，内阁毕竟只是发表意见，最终决策权却仍然还是在皇帝自己手中，即为批红。

明神宗时期，首先张居正作为内阁首辅，自然有参与为政的意见权力，即票拟权，其次又因明神宗年幼，实际最终皇帝的批红权最后自然也在张居正手中，这样一来，张居正实际上可以说是既掌握了相权，又掌握了皇权，同时由于是皇帝的直接辅佐人，张居正还接手了明神宗的教育权。

致使神宗在位之时，时常觉得行动受牵制，心中不免产生些许怨怼。虽然张居正为政期间大力推行新政改革，使短暂衰落的明朝出现复兴之势，但是长期的大权在握终究是威胁到了集权中央的皇室的内心，也很好的解释了张居正“死后算账”的根本原因。

2、贴身近侍，赋予权力，宦官横行

明朝以来，除去朝中丞相分立皇权以外，内宫之中的宦官也借着皇帝贴身下人的位置揽权干政。例如著名的王振，汪直，魏忠贤等人。而这种权力的底气，正是来自于皇帝本身。

明朝的朝廷官员，大部分都是儒学出身，无论是行事风格，还是朝廷政见上都极大地维护儒家的伦理纲常，这也正是他们限制皇帝行动的最大依据。

而自明太祖开始，为制衡他们的干政权力，也为自己行事不受更多的干预，便将主意打在了自己的身边人身上，不过宦官群体本就是受皇命而行，谁来执行怎么执行全凭皇帝本人的心情和信任，并且赋予宦官权力的本质就是为了制衡丞相的权力，旨在维护皇权的根本。这也导致了宦官比之于丞相，更能在皇权的掌控之中。

不过，宦官当政确实不尽然是好的影响。王振汪直等人，借以皇帝的信任和得天独厚的优势，可以说是作恶多端，毫无礼义廉耻。王振一派，不但将皇权独有的生杀大权掌握于自己手中，随意擅自杀人，更是得到了天子以“先生”为称呼。

成化帝时期的汪直，权力比起王振来说，有过之而无不及，竟能做到巡视九边指挥军事。民间戏传，“汪太监更甚天子”，更有《琅琊漫抄》中曾经记载到“天子驾之不惧，而惧汪直，何也？答曰，吾知有汪太监，不知有天子也”，可见其地位之高权力之大。

而明武宗在位时期的太监刘谨以及明熹宗在位时期的秉笔大太监魏忠贤更是变本加厉，依仗明武宗和熹宗皆沉迷玩乐无心朝政的荒唐无度，刻意挑准两位帝王玩乐之时上奏政事，以致不耐，多次于朝政之事擅自做主行事，大有“宦官之意便是天子之意”的架势。

魏忠贤甚至将手伸向了朝廷的官员选拔，上至内阁六部，下到四方巡抚，从监察到行政，无一例外到处都是他魏忠贤的心腹，甚至还有魏忠贤祠，并称自己为“九千九百岁”，其心可诛。

不过，即便宦官在朝堂之上再能只手遮天，宦官权力的根本还是依附于当朝天子。正所谓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只要失去了皇帝的信任，宦官权力的覆灭只在顷刻之间。比起张居正这样的丞相来说，倒是在一定程度上加强并巩固了皇权。

二、权臣政治，终究不是长远之道

1、宦官权臣，各有利弊

对于像张居正那样的当朝丞相来说，虽然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皇帝的行动，但其忠臣之心的根本并没有动摇。张居正在位期间，虽说是执掌大权，非但没有任人唯亲，还敢任用自己的政敌。

同时，张居正坚守底线，对于官员的考核监察绝不徇私舞弊，坚持一定要做到公平公正。

虽然晚年的张居正因私情原因，性情有所变化，用人之略较之早前有所偏颇，但不得不承认张居正的改革取得了较好的成果，通过对土地和赋役制度的改革，以及对商品货币经济尽可能做到的现实认可，使得明朝的财政状况有了很大的改善，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推动了历史的进步。

相反王振，汪直，魏忠贤之流，则变成是权臣政治的毒瘤。古时入宫的宦官人员，多是家中无力扶养支持，更不要谈教育事业。

由于大部分宦官人员缺乏伦理纲常的约束和忠君之事的信仰，他们对于天子的臣服大部分来源于对于至上权力的恐惧和本能的服从，所以当皇帝的信任落到自己身上时，比起“以权力为剑，行正义之事”，他们最先想到的是享受权力带来的无上荣誉和满足一己私欲的方便，故此，宦官之流趋炎附势勾结朋党，行尽大逆不道之事。导致明朝后期的政治环境逐渐黑暗。

2、天子强，则权臣弱；天之弱，则权臣强

中国历史上的中央集权制度，是一个从弱不断变强的发展过程。其中最薄弱的时代要数隋唐五代时期，而宋朝以后，中央集权的程度不断加强，直至明朝废丞相强化集权，清朝设立军机处使皇权的集中达到顶峰。

而明朝中期之所以出现了长时间的权臣政治，主要是由于明英宗和明神宗两位幼帝继位之时年纪过小，故需要张居正等辅政大臣的辅佐，不过从明朝其他时期来看，皇权还是牢牢的掌握在天子的手中，所以明朝时期的皇权集中持续性还是很高的。

所谓的宦官当权更是政治斗争的产物，本身宦官能得到皇帝的信任就是为了制衡丞相势力，一旦丞相的权力被有效地遏制住，宦官政治自然也就不复存在。

反观明太祖和明成祖时期，当朝天子气势强盛杀伐果断，自是不可能有任何权臣当道的机会，思宗皇帝虽然颇为自大，却也懂得不能将权力放置他人手中的道理；相比较之下，权臣横行时期在位的皇帝，无一不是贪图享乐，混淫无度，权臣政治自然拥有了良好的罪恶的培养皿。

3、违天之道，必不长久

明朝之后，清朝设立军机处，皇权集中程度达到顶峰。在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的制度下，权臣最终的下场并不尽如人意。

王振，汪直一类自是不用多说，王振为乱兵所杀，家族中无论老少无一幸免；汪直由于无所节制贪赃枉法，最终被人告发，失去皇上信任，而宦官失去皇上的信任就如同鱼儿失去了水，毫无回旋的余地。刘谨魏忠贤等人更是以逆党之名除之而后快。

即便是当政期间尚有作为的首辅张居正，也免不了功高盖主的猜忌。张居正死后，朝中言官将一切矛头指向张居正，神宗当即下令抄家，收回生前所封的所有品阶，家属同样不得善终，直到天启皇帝继位，才为张居正复名。

究其根本，无论是当朝丞相还是近侍宦官，都是皇权集中发展过程中的产物，从本质上来说都依附于君主专制，取决于中央皇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