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堡垒是从内部攻破的”。都谁这么有才华？

清朝的纪昀，也就是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纪晓岚，曾经在《阅微草堂笔记|滦阳消夏录 六》里面，借一位妖怪的话说：“一曰吏，一曰役，一曰官之亲属，一曰官之仆隶。是四种人，无官之责，有官之权。官或自顾考成，彼则惟知牟利，依草附木，怙势作威，足使人敲髓洒膏，吞声泣血。”
而且情况严重的，还有一定概率造成大出血：雍正十年（1732），康熙五十一年（1712）进士俞鸿图选庶吉士，散馆授编修，升侍读，出任河南学政。
清朝学政的职责范围，相当于教育、文化两个口一肩挑，自然也包括科举考试在内。
1732年接手河南科考工作同时，俞鸿图曾狠抓考场舞弊，告诫胥吏、小妾等人不得随意出入试院，也就是考场。以杜绝现场人员夹带考题等行为。将试院打造成防止考试作弊的坚强战斗堡垒。
然而也正是这批胥吏、小妾们，完美秀出了一场花式坑老爷：将考题夹在俞大人的外衣里面，借俞鸿儒在考场内外换衣的机会传递考题。以至于河南试院院内岗哨林立，院外悬称卖功名。一时间成为街谈巷议的“公共知识”。
只有俞鸿图大人始终表示蒙在鼓里，毫不知情。直到雍正十一年（1733）河东总督兼河南巡抚王士俊“专折奏事”参俞鸿图纳贿营私。次年（1734）雍正着户部侍郎陈树萱牵头专案组开展调查，俞大人还在“身正不怕影子歪”。
但是朝廷自顾牌坊，还是原地自愿和俞大人做了“切割”。而且是字面意义上的切割：脑袋割了。信史记载，俞大人大出血的样子，看得满朝官员“莫不股栗”。
作为同时代文化历史名人的纪晓岚，将类似现象总结为这些胥吏“无官之责，有官之权。”
众所周知，在中国当官，自古以来就不是一件能轻松混日子的差事。
所谓“官或自顾考成”，《尚书|舜典》记载：“三考黜陟！”意思是说：远在历史上夏朝出现以前的虞朝，就已经明确了三次业绩不合格，就卷铺盖走人的任免考核机制。
这套机制经过贯穿人类文明史的五千年时间跨度，一路演进到清朝。当官的难度可想而知。
然而，按照海虾对岸同包的话说：“历史的吊鬼”不知道鬼咋惹他们了，就在此处：一个已经Debug了五千年的系统，却仍然存在盲区：对作为官员以下的执行层，也就是官员权力的实际行使者：纪晓岚说的“四种人”无效。
在这一层级，或者说“无官之责，有官之权。”层级，不受对官员的约束，享受承自官员的权力。这种结构下，官权实质上就变成了一块零风险白吃的大蛋糕：蛋糕自己吃，官司官员吃。事情真闹大了也是死俞大人不死小妾。
这么“坑爹”的大坑，官员不知道么？历史在这里又吊了一只鬼：老爷们其实个个恨这伙胥吏恨得“吞声泣血”：
顾炎武：“夺百官之权而一切归之吏胥！”
郭嵩焘：“明与宰相、太监共天下，本朝则与吏胥共天下耳！”
其中作为《聊斋志异》伟大作者的蒲松龄老先生，本着“不能只做问题的提出者”的原则，给出了一个不完整解决方案：禁衙役下乡。
当然清朝顶流文艺青年的给出的方案，疗效是立竿见影的：直接开启了一百年后的晚清繁荣十年，财政收入翻十倍。当然清朝这么听话的原因并不是真的有自觉性，而是列强大兵压境。
但是说这个方案不完整的原因，是蒲松龄老先生只想起来不让下乡，忘了说兵营也不行，尤其晚上七点以后。后来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经过清末繁荣十年之后的第十一年，有个叫陶启圣的军中小吏，“晚七时许”，走进了陆军第八镇工程第八营后队二排的兵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