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金灭辽奇葩事：徽宗玩弄金国使臣，蔡京儿子征辽，奖赏敢要妃子|徽宗|王黼|童贯|蔡京|辽朝|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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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扩首次使金，“三箭定江山”，促使阿骨打下定了和宋朝结盟的决心。

1、宋朝君臣的变数

宣和三年(1121)正月，金朝决定差遣使副曷鲁、大迪乌一行人和马政等人一起渡海到宋朝。二月十七日（壬午），金使抵达登州。

不料，兴冲冲的金人一到宋朝的地盘，徽宗便向他们兜头一泼冷水。原来，宋朝最初和女真人的往来，拍板拿主意都是童贯一人说了算。

赵良嗣第一次出访金朝在上京和阿骨打订约后，宋朝这边便开始了举兵响应金人夹攻辽朝的准备，遴选了一批驻守西北的名帅宿将，又诏令环庆军和廓延军这两支宋朝最具战斗力的西军与河北禁军换防，也即准备从河北方向进兵燕京。

但就在此时，南方突然反了方腊，童贯便率领着原本要开赴河北准备对付辽的西军，开赴浙江去对付方腊了，原来的换防之举不了了之。走了一个童贯，徽宗就像被抽了主心骨似的，对如何应对与刚抵登州的金使的谈判竟然不知所措，于是，便鲁莽地指使登州守臣借口童贯公干在外未回京师，将曷鲁等人强留在登州。

满怀诚意前来结盟的曷鲁受不了这种等同于扣留的粗暴对待，愤怒异常，屡屡离开使馆，竟然想以徒步行走的方式强行进入东京。眼看着难以收场了，徽宗才不得不诏令马政和王瓌将金使带到京师。从入境之日到五月十三日（丙午）到达东京，金使足足耗费了近三个月的时间，可谓备受折磨。

金人在其《国书》中，首先重申宋朝要收复燕京及其所辖六州土地必须动真格的，必须出兵参与夹攻辽朝的具体军事行动，否则，金朝就难以兑现当初对宋朝的许诺，金人以“若不夹攻，难应已许”八个字断绝了宋朝“坐邀汉地”的念头。

其次，对于宋朝提出的要收复幽云十六州全部汉地的要求，金人没有再坚持最初坚拒的态度，而是以一种十分勉强的心态和一种并不十分明确的措辞说，你们大宋可以在收复燕京的同时，顺便谋划收取西京山后等地。

然后小心地拖了一句，如果对我大金这样的答复不满意，可以再来信告知。此外，有关夹攻的双方确切举兵日期，再作商定。

金人的这封《国书》对宋金夹攻辽朝之策，应该说有原则要求，但与先前第一次的《国书》上仅仅只许燕京一地相比，更多的则是退让，态度也不似以前那么盛气凌人了。

宋金之间在这个回合的谈判中，宋朝提出的欲收幽云十六州全部汉地的这一最核心的要求得到了满足，称得上是大获全胜，占了上风。

2、宋徽宗的昏招

然而，在书画艺术上绝顶聪明的徽宗却在事关国家前途命运的政治和外交方面，表现出令人难以理解的弱智，他毫不珍惜这一经过马政、马扩等宋使多次谈判千辛万苦争取来的胜利果实，主意不定，主张荒谬，举止失措，拖宕时日，随随便便就将一个利好的盟约放弃了，错失了一个几乎可圆百年之梦的大好机会！

徽宗是属于那种擅长工笔画的细心人，对于绘画中的花鸟翎毛他可以把握得纤毫具备，而且往往达到精湛绝妙的艺术境界，但对于金人《国书》中透露的如此显眼的好消息，他却视而不见，并且还传出一道意欲毁约的诏令：

“大辽已知金人海上往还，难以复如前议，谕遣曷鲁等归。”

宋金缔结“海上之盟”被契丹侦悉原是迟早的事，偏偏徽宗一见“泄密”便吓破了胆，“深悔前举”，急忙想一笔勾销先前与金人商定的所有条款，那既慌张又紧张的心理就仿佛罪犯要消灭罪证似的。幸亏有人提醒他，如此草率行事，恐怕眼面前就要失欢于金人了。

于是，徽宗又马上改变主意，要金使“候童贯回”，再作商议。就这样，曷鲁等人在东京又被强留了三个多月。

但是，南方那个方腊似乎并不容易摆平，对童贯便是望穿秋水也不见归期，这边的曷鲁也不是省油的灯，喧嘈聒噪之声不绝于耳，徽宗只好根据太宰王黼的意思，草拟了一封《国书》交付曷鲁，只遣呼延庆相送金使回国，不再另派使者前往回复。

八月二十日（壬子），在大宋极为郁闷地度过了半年时间的曷鲁、大迪乌一行，人带着宋人的《国书》，极为失望地离开了东京。

十一月，金使曷鲁、大迪乌等人自海上回到其国，阿骨打见到宋朝这次的《国书》写着“维夙惇于大信，已备载于前书。所有汉地等事并如初议，俟闻举军到西京的期，以凭夹攻”，这种敷衍其事却又贪图幽云汉地的措辞，让他深感宋朝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冷漠态度，便也不存什么幻想，“乃命其弟固论、国相勃及烈并粘罕、兀室等，悉师渡辽而西，用降将（耶律）余睹为前锋，趋中京”，金人开始脚踏实地凭借自己的力量，向辽朝作进一步的打击。

两个月后，即宣和四年（辽保大二年，金天辅六年，1122）正月十四日（甲戌)，金军攻破天祚帝据守的中京。

天祚帝赶在城破之前先溜之大吉，往西逃往鸳鸯泺（在河北张北西北安固里淖），不久，在金军的穷追之下，又再向西一直逃入夹山（在内蒙古武川县西南阴山）。

天祚帝的出逃，首先在辽朝内部引起了一场政局变异。由于天祚帝逃跑非常匆忙，留守燕京的辽朝大臣群龙无首，政令顿失。宰相李处温、都统萧幹和林牙耶律大石等人，遂于三月十七日（丙子）拥立燕王耶律淳（即秦晋国王，又称九大王）为帝，号天锡皇帝，改元“建福”，史称“北辽”。耶律淳称帝后，即废天祚帝号，降之为湘阴王。

3、宋朝君臣出兵攻辽

接着，宋朝也终于启动了出兵收复燕京之举。本来在这年冬末之际还传言要屯兵十万于燕京、兵锋将直指雄州和霸州、让宋朝“遽为骇惧”的天祚帝，现下却被金军打得稀里哗啦，不知所终，让宋朝顿觉有机可乘。

而恰在这时，童贯镇压了方腊，凯旋京师，正自踌躇满志，遂大举兴兵北伐辽朝一这也是宋辽自“澶渊之盟”(1005)之后一百多年来，第一次真正的兵戎相见。

四月十日（戊戌），徽宗作出决定，让童贯以太师领枢密院事充陕西、河东、河北路宣抚使这样显赫的名义，陈兵十万于宋辽边境。

徽宗悍然发起这场北伐战争，和他早先与金人想谈就谈、想断就断一样，很大程度上是一种率性而为。

这次，宋朝对辽朝想打就打，根本没有把先前的合作伙伴金朝放在眼里。

尽管去年徽宗害怕辽朝也许可能会问罪宋金之间的“海上之盟”，而有意向金人毁约，并在具体行动上敷衍金使，不回信使，但毕竟没有白纸黑字说死了要断绝两国关系，而且为了燕云故地还在《国书》中拖了一个“俟闻举军到西京的期，以凭夹攻”的尾巴。

可是，这次出兵燕京，宋朝却根本没有向金人透个风儿，事先没有，事后也没有。

至于金人，虽然也不曾正式发文给宋朝通知自己的军事行动日期，但在三月份突袭位于西京之北白水泺（内蒙古察哈尔右翼前旗黄旗海）的天祚帝行帐后，就近给宋朝代州守臣发了一个“边牒”，通知一声大金兵马已抵山后，“平定州县占守讫”，顺便也毫不客气地严厉警告宋朝边城守将“不得辄引逃去人民，为国生事，自取亡灭”。

这就意味着，金人对自己的用兵行止总算还是向宋朝打了招呼的，虽然这招呼声在宋人听来十分刺耳。所以，宋朝此次肇开兵端和辽朝开战，还天真地自以为是在以实际行动履行夹攻之约，最终金人却根本不买账，还遭到了严厉指责，致使宋金外交中宋朝在恪守盟约的诚信上先输了一阵。

4、征辽的奇葩事

即使是在本朝内部，反对伐辽的言论也不绝于耳。文官中以中书舍人宇文虚中为代表。

当时伐辽统帅童贯想抬举宇文虚中，引为自己的幕府参议官，不料宇文虚中却认为伐辽之举庙算失策，主帅非人，将可能有自取其侮和玩火自焚之祸。

宇文虚中将宋朝用兵的无备、无理和无策，直愣愣抖落一纸。当朝宰相王黼截下了这本危言耸听的奏章，并恼怒地将宇文虚中降职为集英殿修撰。之后，宇文虚中还不善罢甘休，又不厌其烦地向徽宗提出了“十一策”和“二十议”，但均无任何回音。

反对之声在武将中同样是其声难遏。熙河钤辖赵隆与西夏屡战而胜，战功卓著，童贯便邀他一起伐辽，道：“君能共此，当有殊拜”，想以高官厚禄收买赵隆为其鞍前马后效命。但赵隆却道：“隆武夫，岂敢干赏以败祖宗二百年之好？异时起衅，万死不足谢责”，干脆痛快地回绝了童贯的厚邀。

既然你反对伐辽，便是排挤打击的对象，和宇文虚中一样，赵隆也不得好果子吃，远远地被调到荒僻的西宁州去当一名地方官了。

赵隆之后，童贯又看中了西军名将种师道，授予他统领伐辽之军的都统制之职，并拜为保静军节度使，隆重之极。然而种师道并未和童贯同心同德，反而劝谏道：

“今日之举，譬如盗入邻家不能救，又乘之而分其室焉，无乃不可乎？”

伐辽之师的全军统帅居然也反对伐辽，真是咄咄怪事，这场战争还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儿。

5、奇葩的蔡京父子

对于兴师伐辽之举的反应，最奇怪的事莫过于蔡京和蔡攸父子的做作。

蔡京原先可以说是“海上之盟”的首倡者之一，在灭辽即将毕其功于一役之际，情理之中应该是伐辽的积极推动者，无奈这时的他年岁已迈，外有童贯独揽伐辽的军事指挥大权，内有王黼在尚书省经抚房包揽枢密院军机大事，在关涉伐辽战争的领域中，蔡京的职权早已被架空了。

还有一个不孝之子蔡攸，因为乃翁长期赖在要职不去，将自己飞黄腾达的空间给堵死了，于是视亲父如仇雠，即使偶尔在某个官场聚会中父子俩一道喝茶，双方居然都不说一句话，但蔡攸却与童贯打得火热，这次北伐又做了童贯伐辽的副手，且以为天祚帝早已逃之夭夭，辽朝已呈土崩瓦解之势，大宋伐辽之役也会如大金之摧枯拉朽，这功名不过是举手之劳，所以在伐辽大军即将启程的陛辞中，瞧见徽宗背后“念四（阎婕妤）”和“五都知”这两个宠嫔容貌艳丽，竟然垂诞三尺，忍不住厚着脸皮向徽宗道：“大功告成之后，还请陛下将这两位美人赏赐予微臣。”

你瞧瞧，这伐辽战争成了最时髦的事儿，有幸参与者就可以这般胆大妄为。

徽宗有意无意地将蔡攸的这个段子转告给蔡京听，还不无钦佩地赞扬道：“其英气如此！”

要知道，这样的褒扬对妻妾成群却老迈不堪的蔡京来说，绝对是一种刺激。于是，在为伐辽大军送行之际，蔡京极为怪异地为眼中仅有功名和美人的儿子写了一首忧愁伤感的送行诗，道：

“老惯人间不解愁，封书寄与泪横流。百年信誓当深念，三伏修途好少休。目送旌旗如昨梦，身非帷幄若为筹。缁衣堂下清风满，早早归来醉一瓯。”

眼见得早先联金灭辽的所有谋划都作了他人嫁衣，蔡京于心不甘，便有了如此作酸的诗，似乎全然已经忘记了正是他蔡京和徽宗、童贯等人一起，累次三番要破那“百年信誓”。

朝野无论哪一方力量，现在都对朝廷伐辽之举大加非议，而徽宗恰恰就在这样一个“恶劣”的舆论氛围中，一意孤行地起兵北伐。

一个原本可以称得上是举国期待的圆百年之梦的重大决策，落在了徽宗手里，竟然变异得如此不是滋味，这不能不说是历史的悲哀和宋人的不幸！

在心理上徽宗原本对辽朝畏惧如虎，现如今却看到金军连续攻破辽朝五京之中的四京，天祚帝被金军打得只顾逃命，连其最后一个都城南京（即燕京城)都不敢回去，便生出一种趁火打劫的想法。又以为辽朝大厦将倾，大宋天兵一到，燕京岂有不举城迎降之理！

于是，就连打劫也想偷懒，一个心眼儿指望着对方心甘情愿将全部的家当都送上门来。徽宗想当然地给燕京及其辖地的官吏、军兵和百姓发了一个诏令，自命是“致天之罚，仁伐不仁；拯尔群黎，取诸涂炭”，自称是“童贯董兵百万”，“王师霆击雷驱，数路并进”，要求辽军“举城自归，望风响应”，要求耶律淳“纳土来朝”，还信誓旦旦地对辽朝的守城文武长官、守戍军兵以及蕃汉民户开具了优赏条件和除税免赋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