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黄外交，是近代史上荒谬绝伦的一幕。其中寄托着朝野上下的天真误解，也包含着对巨变前夕的茫然无知，而对手是来势汹汹，船坚炮利的西方列强。了解这件看似滑稽的外交事件，有利在虚无主义的时代，思考自己的定位。

鸦片战争后签订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

近代中国外交史，基本上是一场列强侵华史，正如民国外交家陆征祥在巴黎和会之后所发出的沉重感慨──“弱国无公义，弱国无外交”。对于这段历史，历史学者何炳棣的感受是“鸦片战争到中共建国这100年实在太惨痛了……偌大的中国任凭西方和日本凌辱宰割，我不忍专门去研究这一段历史。”

在鸦片战争之前，有一段始于乾隆，终于道光，近70年的外交“胜利”插曲。那时候的朝野上下均认为只要靠禁运一味中药就能够不战而胜，令外国屈服，这就是“大黄外交”。了解这一件看似滑稽的外交事件，予以解读，尝试感受，都有助我们在历史虚无主义泛滥的新时代，思考自己的身份认同和历史定位。

在鸦片战争前夕，林则徐曾委托英船担麻士葛号船主，转交一封给英国维多利亚女王的外交书信，抗议英商不顾大清禁令，贩卖鸦片，荼毒中国人民。这封外交信是这样写的：“中国所行于外国者，无一非利人之物：利于食，利于用，并利于转卖，皆利也。中国曾有一物为害外国否？”此乃义正言辞，说明大清朝与外国贸易，都是作有利之事，并无加害于其他国家。

接下来他写道：“况如茶叶大黄，外国所不可一日无也，中国若靳其利而不恤其害，则夷人何以为生？”这是恐吓威胁，如果我们大清国来个贸易禁运，你们洋鬼子没了茶叶和大黄，如何生存？最后给英国女王下达命令，“接到此文之后，即将杜绝鸦片缘由速行移覆，切勿诿延。”

这是一封充满自信，甚有把握，具有威吓性质的外交国书。这与鸦片战争后，被列强欺凌的清廷形象大相径庭。而这封类似于恐吓信的国书，既非林则徐义愤之文，也不是空言恐吓，而是经过与同僚和朝廷充分沟通的结晶。林则徐会同邓廷桢等大臣写了致底稿，然后给道光皇帝批红。林还特意找人做了细致翻译，两相对照，确定无误，才寄给英国女王。

清朝廷如此重视该国书，就是认为禁运大黄必然收效，英国必然退让，可彻底改变鸦片贸易之现状，更无须诉诸武力。而清廷所依仗的秘密武器，那就是英国人（夷人）生存必不可缺的药物大黄。当然，这个不战而胜，大黄外交的美好愿望，很快就被英国的船舰炮火彻底打破，从而开始了长达100多年的列国欺凌的漫长岁月。

中西方眼中的大黄

这件事的主角是常用中药──大黄。大黄，性大寒，具有泻下攻积、清热泻火、凉血解毒、逐瘀通经等作用，中医因其效用峻猛，药效显著，将它与人参、附子、熟地一起称作“四大金刚”，推崇为“药中张飞”。“药性”、“归经”，以及“性能”均是中医用语，说明大黄虽是良药，但必须根据体质和症候使用，中医眼中的药物具有特殊性和个案性，绝非万试万灵的灵丹妙药。

这与西方传统医学（包括伊斯兰医学）相当不同。西方传统医学深受体液学说影响，认为疾病之产生与体内4种体液（血液、黏液、黄胆汁和黑胆汁）的失衡密切相关。故此，治病的基本原则在调整体液之间的失衡，排除多余的液体，故此放血和泻下成为西洋最常用的疗法。放血靠刀具，那泻下呢？那就需要大黄，而且还是来自中国的大黄，因其质量和疗效都是最好的。

故此，在19世纪末之前，即使体液学说逐渐式微，但大黄依然深受重视。西方各国，如英荷俄法，致力搜求大黄，作为临床常用药，是可以治疗多种疾病的“万灵药”，更极少警告一般人要慎用。

这种放心的态度与中国医生的敬慎警戒南辕北辙。学者认为，“同样来自甘肃的中国大黄，在东西文明各自不同的药学理论和物质处理下，被描述成仿佛两种药物。”

不服大黄 夷狄必死

那大黄如何成为外交武器呢？因为在当时朝野有识之士的眼中，外夷如果不服用大黄，就会导致严重的身体问题和诸般疾病。当时的朝廷大臣琦善说道：“夷人土地坚刚，风日燥烈，又每日以牛羊肉磨粉为粮，食之不易消化，大便不通即立死，每日食后，茶叶、大黄便为通肠之圣药。”而被后人称为启蒙先知的魏源也有同样言论：“葡萄亚，荷兰，吕宋，弥利坚等国，皆仰我茶黄”，又写到“中国以茶叶大黄岁数百万济外夷之命，英夷乃以鸦片数千万竭中国之脂。”

要知道琦善乃朝廷重臣；而魏源之见识和视野，相当广阔，尤其熟悉外交事宜，被誉为“远超时人”（蒋廷黻语）。他们都如此倚重大黄，全国朝野的思路不想而知。

在如此观念下，清廷即使面对列强环伺，道光君臣均认为胜卷在握，他们相信透过禁运大黄，就能够令英夷屈膝就范。在他们心目中，英夷以牛羊乳酪为食，日积月累下来，每个人的肠道都塞满了膏腴肥腻，如果没有大黄帮助消化，日久终会因为肠道阻塞而无法排泄，落得全部“病胀满而不治”的悲惨下场。

故此，鸦片战争前之舆论一致坚信禁运“茶黄”必能致胜，显示这个策略并非个人突发奇想，或者少数弄臣的不负责言论，而是全国朝野异口同声的意见。然后，这种自信并非道光时期横空出世的“高见”，有其渊源。此渊源来自50年前，乾隆年间的一场对俄大黄外交战之压倒性胜利，也正因此先例，才令道光君臣坚信“控制大黄即足使西洋人无以为生”，继而“夷情敛慑”，不战而退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