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一诺奖级理论提出！什么是世界贫富越来越不平等的根源？|留言赠书|起源|达尔文|马尔萨斯

经济学家奥戴德·盖勒：

什么是人类走向繁荣和全球不平等的根源？

几十万年前，在大草原上游荡的早期人类学会了利用火来照明、取暖和烹饪食物，把石头打磨成斧头或者其他工具，人类从狩猎采集部落步入农耕社会。近两百年来，人类社会进入快车道，取得了波澜壮阔的发展：人口突破式增长、科技的爆发式发展，全球人均收入提升14倍，预期寿命翻了一倍多，大众娱乐和文化空前繁盛，而我们的祖先对此根本不可想象。

在世界繁荣的大背景下，不同国家和地区却存在着巨大的差距。几年前的统计数据显示，美国加州的经济水平可以抵得上世界第六大经济体，中国的广东和江苏相当于世界第13和第14大经济体，超过了西班牙和澳大利亚。

除了经济规模差异，生活水准上各国也有很大差异。2017年,大多数发达国家民众的预期寿命超过80岁,婴儿死亡率低于5‰,全体国民都有电力供应,很大部分人有互联网连接。而在最不发达国家,预期寿命不足62岁,婴儿死亡率超过60‰,不到47%的人有电力供应,不足1‰的人能连上互联网。

不同社会之间出现的巨大不平等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为什么最近几个世纪的经济繁荣提升只发生在世界的部分区域？世界财富与不平等的起源究竟是什么？

美国布朗大学教授奥戴德·盖勒创立了“统一增长理论”，来分析人类社会持续进步的动力，以及不同社会财富不平等的根源。正是这一理论，他被认为是极有可能获得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

在《人类之旅：财富与不平等的起源》这本书中，他带领我们回溯智人走出非洲以来的人类发展史，重新解读目前世界上存在的“财富差异性问题”。

地理条件引发农耕文明差异

工业革命前，牲畜是世界许多地方开展工业耕种的基础。在欧亚大陆，牛是农业革命的核心要素之一。但在非洲东西海岸陆地上的居民却没有像世界其他地区一样发展核心的技术进步和政治制度，这背后的原因是缺乏牲畜。

那么为何会缺乏牲畜呢，答案在于非洲传播疾病的蚊蝇。一种吸食动物和人类血液并传播疟疾的苍蝇在非洲中部的湿热环境中大量繁殖，使得这里牲畜和人类的死亡率大大高于其他地区，存活下来的婴儿很多也患有认知缺陷，迫使父母增加生育子女的数量，削弱了他们对子女人力资本投资的能力。自从农业转型以来，它肆虐的区域一直比临近的其他区域更为落后。

农业发展是进行对外扩张的基础。与上文中提到的非洲地区不同，欧亚大陆基于其独特的地理环境，率先完成农业生产和牲畜养殖大发展，这就让欧亚大陆的人民具备了相较其他大陆人民的巨大优势。换句话说，这就是为什么是欧洲殖民了非洲、美洲，而不是相反的民族入侵。

除了土地气候资源，其他地理因素同样对经济发展有影响。在铁路与飞机等运输文明发明之前，靠近海洋或有通航河流是开展贸易、传播技术与获取海洋资源的一项关键优势，在世界上44个内陆国家中，尽管有奥地利和瑞士等经济繁荣的例子，但大多数内陆国家依旧贫穷。

不过，除了农业发展、自然资源获取这样的直接影响外，地理还对促进竞争、形成制度以及某些重要文化特征的兴起有深远的影响。

地理对社会竞争机制的影响

地理因素对竞争的促进作用或许可以解释，欧洲为何兴起并跳跃式超越中国等其他文明，创造所谓的「欧洲奇迹」。

中国土地最肥沃平坦的区域在公元前221年就实现了大一统。而欧洲由于众多山脉与河流将大陆分割，给野心勃勃的征服者制造了众多难以逾越的物理障碍，所以欧洲大陆在长期以来一直被分裂为众多国家，由纷繁的政权和语言拼凑而成。有学者认为这种分裂的政治格局导致了欧洲各国之间的激烈竞争从而推动了制度、技术、科学的发展繁荣。

在像同一时期的中国与奥斯曼帝国等中央集权式文明中，政府有权力阻止威胁精英阶层利益的技术和文化发展。相反在欧洲，遇到麻烦的发明家和企业家可以迁往邻国，继续争取发展自己的商业或者技术革新。

哥伦布美洲大陆探索之旅的资金支持来源就揭示了竞争能够促进发展的本质。哥伦布最早请求的是葡萄牙的若昂二世国王资助他的探险，但遭到了拒绝。后来他转而去威尼斯和英国碰运气未果，最后成功说服了西班牙的伊莎贝拉一世女王夫妇获得了资助。

而相反的，缺乏竞争会给技术变革带来破坏性影响，一个典型案例是奥斯曼帝国阻碍印刷术的引进。据记载，奥斯曼苏丹在1485年发布禁令，禁止使用阿拉伯文字的可移动印刷机，目的是安抚担心因此丧失传播宗教教义垄断权的宗教领袖。后来直到1727年才允许开设了第一家阿拉伯文字的印刷厂。这种阻碍或许导致了奥斯曼帝国全体民众的识字率到18世纪初期仍只有2%-3%的可怜水平。

攫取性制度与包容性制度

不同的地理因素如气候、土壤条件对不同殖民地形成并延续至今的社会制度有着深远影响。

中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气候与土壤非常适合种植咖啡、棉花、甘蔗和烟草，这类作物的高效耕种需要利用大型种植园。因此这些地区在殖民时期发展起来的农业具有土地所有权高度集中的特点，以及普遍实行奴隶制和强迫劳动等掠夺剥削制度，并给后世留下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因为即使在这些殖民地获得独立后，当地精英阶层往往还是会沿用这一套会妨碍经济增长的攫取性制度，继续从经济和政治不平等的格局中获得好处。

相反的是，北美洲殖民地的大部分地区气候条件更适合种植谷物和驯养家畜，有利于小型家庭农场网络的成长，可以实现更平等的财富分配，包括包容性政治制度，例如民主、法律公平、保护财产权利等。这些制度可以保障促进经济的长期繁荣。

通常来说, 欧洲人不会大规模移民到有高致命疾病的殖民地,例如疟疾和黄热病等。移居此类地区的多数欧洲人是统治精英，如官员和军人，到那里短期服役, 并建立剥削和奴役本土居民的制度。相反，移居北美的大多数欧洲人属于定居者, 他们大量来到这些致命传染病较少的地区, 建立起更具包容性的制度, 吸引更多的欧洲移民，并有利于长期经济增长。到殖民时代末期，北美洲出现的独立国家与澳大利亚、新西兰等保留了那些准包容性的制度，而非洲、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许多本土精英则继承与延续了攫取性制度。

地理因素在殖民时代为地区开展不对称贸易提供了可行性，并巩固了攫取性制度。原材料和土地资源丰富的非洲美洲成了不平等贸易的目标，并刺激了攫取性最强的制度，即奴隶贸易。这些不对称贸易的收入加速了殖民强国向持续扩张的现代增长期转型，却迟滞了发展中世界的发展步伐，尤其是奴隶制度对非洲经济发展的破坏作用延续到了殖民时代结束的很久以后。

相比于地理对竞争和制度的间接影响，地理对文化特性演化有着更深层次塑造。

文化特性的地理根源

着眼未来、立足长远的心态是实现经济繁荣最重要的文化特性之一，影响着我们对于储蓄、教育、开发和采纳新技术的态度。学者们认为它是各国财富水平的基本决定因素之一。

这一文化特性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其产生的地理环境。

马尔萨斯时代，一个社群在面对土地利用时有两种策略，一种是「消费策略」，把整块土地用于采集、打鱼和捕猎来满足日常需求，这样可以保证较低确稳定的年度食物供给；另一种「投资策略」则是放弃当前消费，在这块土地上种植农作物，这要求具备一定的长远目光，因为这意味着会牺牲短期消费以换取未来的消费。

生活中在农作物产量更高的地区的人类，选择投资策略可能受益会更大，于是这些地区会把更大比例用于耕种。定居此类富饶社区的社群确实达到了更高的收入水平，并在马尔萨斯时代取得了更大的人口繁殖成功，从而证明了这一选择的正确性，强化了在这里的人类塑造着眼于未来的观念，在代际传递下变得更普及，起源于这个地区的族群也往往更具于长远眼光和前瞻性。

此外还有一种深刻影响人类发展的文化——损失厌恶现象，其起源也可以追溯到地理，特别是气候环境的影响。

相比同等或相似程度的收益，人们对损失赋予的权重更大，这是一种普遍倾向，经济学家称之为“损失厌恶”心理。

让我们设想有两块大陆，一个是气候恒定的，一个是气候多变的。起先每块大陆都有某些社群高度厌恶损失，有些社群则对损失持较为中性的态度。损失厌恶型社群采用的是平均产量较少但更能抵御气候波动的农耕策略。此类策略能保证人们在各种天气条件下获得基本生活水平,使人口数量长期维持稳定。

反之,持中性态度的社群采用的是平均预期产量较高但更易受不利气候条件影响的农耕策略。在有利的气候条件下, 他们会收获富余的产出, 让家族得以壮大,而一旦气候条件恶化, 他们的收获量会少于维持生存所需的水平,让家族面临灭绝的风险。

在气候恒定大陆，极端天气会影响全部人群，可能会使选择冒险农耕策略的中性态度社群走向灭绝。但是在气候波动大陆，部分损失中性型社群将免于极端气候条件的冲击，其中至少有些会经历较长时间的繁荣、丰收和人口增长。这些少数幸运社群的扩张速度将快于周围的损失厌恶型社群，于是波动大陆的人口构成会逐渐改变，使损失中性型社群在人群中变得更普遍。根据欧洲社会调查，学者们发现，波动多变的气候条件确实有利于培养损失厌恶程度较低的文化，而气候变化更为一致的地区更容易产生损失厌恶较高的文化。

破解不平等谜题

应该承认，世界上地区之间存在的地理差异及其导致的制度、文化等方面的差异不会完全消失，我们知道这些因素可能会继续在相当漫长的时间持续存在着。

认识到世界财富不平等的真实起源的意义在于，我们会发现，大多数时候，西方国家给贫困国家提供的发展政策建议并不能起到真正的作用。因为这些建议只是在表面模仿与发达国家经济繁荣有关的政策，而没有深入考虑产生财富的基本条件，这样的条件在贫困国家或许就不存在。

无论多么高效的改革都不可能在一夜之间把贫困国家改造成发达经济体，因为这之间很大差别根植于数千年以来的漫长进程。起源于遥远过去地理因素带来的制度、文化、社会特征的不同，这些不同又通过独特的历史路径驱动文明发展，导致各国财富水平走向分化。

所以真正有效的策略应该盯住贫困和不平等背后的基本因素。最近几十年来,发展快速普及到贫困国家,促使世界上各个地区都接纳了有利于增长的文化和制度特征,并推动了发展中国家的增长。现代交通、医疗和信息技术减轻了地理因素对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技术进步加速则进一步提升了多样性对经济繁荣的潜在好处。如果这些趋势与恰当的政策相配合,使多元化社会实现更强的社会凝聚力,使同质性社会更多受益于不同思想的交流碰撞,那么我们将有望从根源上解决当今的财富不平等问题。

尽管历史留下了漫长的阴影,各国的未来却不是命中注定的。随着驱动人类发展旅程的巨型齿轮继续运转,促进未来取向、教育和创新的各种政策措施,加上性别平等、多元主义和尊重差异的价值观,将为人类的普遍繁荣发挥关键作用。

人类如何摆脱马尔萨斯陷阱逃出经济黑洞？

长期以来，人们普遍认为人类的生活水平在历史上是持续提高的，但这其实是个错觉。

尽管技术的进步是一个循序渐进并逐渐加速的过程，但实际上却没有给人类生活带来相应的大幅改善。几个世纪前大多数人的生活状况，与数千年前其远古祖先并没有太大区别。

生活质量的惊人提升其实是一个突发事件，对比人类历史的长度，不过是一刹那的光景。

我们应该如何解释这个人类社会的“增长谜题”：人均收入和生活质量为何在“短时间”内出现了不可思议的改善？一种足以让智人物种自出现以来取得的所有成就和进步都相形见绌的改善。

在《人类之旅：财富与不平等的起源》这本书中，他带领我们回溯智人走出非洲以来的人类发展史，分析了人类如何摆脱马尔萨斯陷阱，逃出经济黑洞。

马尔萨斯陷阱

1798 年，英国学者托马斯·马尔萨斯(Thomas Malthus)发表了《人口论》，提出了一种理论来解释，自远古以来导致生活水准相对停滞、社会落入陷阱的机制。

马尔萨斯认为，每当社会通过技术创新获得食物剩余的时候，生活水准的提升都只是暂时现象，因为这将不可避免地造成出生率的提高和死亡率的下降。从长期来看，人类或许永远无法实现物质繁荣，因为任何收获最终都将被人口的增长抵消。

马尔萨斯的假说基于两块基石。其一是资源的增加，例如农业产出、捕鱼收获、狩猎和采集成果等，导致人类有更多后代存活下来。这是源于生物、文化和宗教方面的繁殖倾向以及营养改善带来的儿童死亡率下降。

其二是每当生存空间有限时，人口增长就会导致生活水准下降。马尔萨斯认为，人口规模会通过两个机制对资源存量做出适应：

正面抑制机制：当社会的人口增长超出食物生产时，饥荒、疾病和战争的频率将出现增加，导致死亡率上升；

预防抑制机制：生育率在匮乏时期会下降，例如通过延迟结婚和采取避孕措施等；

如今回头来看，马尔萨斯非常准确地描述了他之前的世界，但他对人类未来的悲观预测却又完全错误。

新石器革命以后，我们可以从人口波动中感受到，马尔萨斯机制的强大作用往往由剧烈的生态、流行病和制度动荡引发。

人类历史上最具毁坏力的历史事件之一是黑死病，在1347-1352年，黑死病杀死了大约40%的欧洲人。幸存者失去了许多亲朋好友，但是这场瘟疫对他们的麦田和磨坊并无损坏。

在这场可怕的浩劫之后农夫们重新开始劳作，并发现劳动力需求大增，土地生产需要投入更多的人手。普通劳动者享受到了比黑色病暴发前更高的工资待遇和更好的生活条件。

以英格兰为例，在黑死病暴发的三个世纪后的1615年英格兰人口恢复到了瘟疫爆发前的规模，同样工资也回到了过去的水平。

在智人出现的大约30万年中，由于创新、冲突、制度和疾病环境变化引发人口强烈的变化。人均收入很少能够超过生存所需的最低水平，瘟疫和饥荒普遍存在并随时攻击人类脆弱的生存体系。四分之一的婴儿活不到周岁，女性经常在分娩时死亡，平均预期寿命极少超过40岁。

但在历史车轮进入18-19世纪，西欧和北美突然见证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进程：人类生活水准普遍快速提升，全世界人均收入飙升14倍，预期寿命增长了1倍以上。

人类是如何摆脱马尔萨斯陷阱机制约束的？世界是如何逃出这个经济黑洞的？

人口规模引发变革之轮

在新石器革命初期，即公元前10000年左右，地球上游荡的人类有240万左右。而到公元元年，罗马帝国与玛雅文明接近巅峰之际，全球总人口增加了78倍，达到188亿。1000年后，当维京海盗们袭击北欧海岸，中国人首次将火药用于军事的时候，地球人口增至2.95亿。到公元1500年，即哥伦布正忙于美洲探险时，全球人口接近5亿。此后到19世纪初的工业化早期阶段，人口数量已接近10亿。

人口规模与技术变革之间是相互促进的关系。马尔萨斯时代的技术进步让人口变得更加密集，在12000年的时间里数量增加了约400倍，人口规模的增长，反过来又推动了创新步伐加速。更多的人口将带来对新产品、新工具和新业务的更大需求，以及有能力做出这些发明的更多杰出人物。

此外，规模更大的社会还受益于更广泛的分工、专业化，以及贸易带来的思想交流，从而进一步加速新技术的推广和使用。人口规模对技术水平的影响，在不同文化和地区的历史记录中都能看到。例如肥沃新月地带等较早经历新石器革命的地区，出现了规模最大的史前定居地，并长期保持着技术领跑优势。

更多的人口不仅更容易推动技术发展，还能防止小规模社群常见的技术退化现象。

格陵兰岛西北部的极地因纽特人在19世纪20年代遭到一场传染病的冲击，成年人口损失惨重，而在这些人中，存储着对部落来说无价的技术知识，如制作皮艇等。疫情过后，许多长者带着技术诀窍离世，年轻的幸存者们无法将其重新发明，于是遭遇了严重技术退化，大大削弱了他们狩猎和捕鱼的能力。这个社群的人口由此开始减少。若不是在几十年后最终遇到另一个因纽特人社群，并重新获得了失传的知识技能，他们肯定还会继续衰落。

相反，人口规模较大的社群往往同其他群体有贸易联系，彼此之间传播知识，并经常分享新的发明成果，发生技术退化的情形要少得多。这种良性反馈循环，即技术进步支撑更多的人口，更多的人口又加速技术进步，在人类的大部分生存时间里持续发挥作用，逐渐强化，最终来到创新率达到临界点的时刻。这是点燃人类摆脱停滞时代的相变的火花之一。

人口结构催化时代变革

人口规模的作用与另一个变革之轮相辅相成，那就是人口结构。

与人口规模类似，人口结构也是马尔萨斯式作用机制的产物。达尔文是最早意识到这个现象的学者之一，他在自传中回忆说：“在植物与动物的生存中斗争无处不在，有利的变化可能会被保留，不利的变化则会被摧毁。”

达尔文说的“有利的变化”是指什么?它们在马尔萨斯环境下被保留下来会如何影响人口的结构？

其实就是达尔文的自然选择、适者生存思想的本质。人类经历了对地球不同环境的快速适应过程，例如在流行过瘟疫的地区人类获得了对地方流行病的天然免疫力；在驯养奶牛、山羊和绵羊的地方，人们发展出了乳糖耐受性。地方适应性还激发了全球各地的不同皮肤色素沉积的演化现象。

相比生物适应性，文化适应性的变化甚至能够更快地占领一个人群。文化适应性过程不需要把基因变异从一代人传给下一代，而是通过模仿、教育或灌输等机制，很快地推动新的文化特征兴起，并对经济和制度变革产生影响。这些或许是与人类发展旅程关系最大的“有利的变化”。

在马尔萨斯时代，我们可以合理推测，与技术环境相适应的文化特性能够创造更高的收入，从而养活更多的后代，导致此类特性在群体中逐渐扩大。由于这些特性反过来将加快技术变革步伐，它们或许会推动从停滞走向增长的发展进程。我们将看到，最能够促进增长的文化特性将包括如下一些规范、态度和习惯，如高度重视教育，保持面向未来的心态，赞赏所谓的“企业家精神”等。

这一进程的一个体现是父母对子女“人力资本”投资的这种文化倾向的演化。

一份 16—18 世纪在魁北克的近50万欧洲人后裔的广泛族谱记录，通过追踪魁北克第一代定居者超过四代的后裔数量，可以看到最大的家族来自生育率不高的定居者，他们生育的子女数量不多，给子女的人力资本投资则相应更多。生育率更高的定居者有着规模更大的家庭，对每个子女的投资更少，但从长期看留下的后代更少。

来自英格兰1541—1851年的证据也揭示了类似现象：积极给子女做人力资本投资的家庭，活到成年的子女数量最多。倾向于对数量更少的后代做生存投资的个体，会逐渐在人口中占据主流。

因此，这些机制是整个人类历史中，在表面以下持续转动的变革之轮：技术创新养活了更多人口，推动人类对生态和技术环境的适应；更多和更具适应性的人口反过来激发人类设计新技术、加强掌控环境的能力。

这些变革之轮结合起来，最终导致了创新以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规模集中爆发，这就是工业革命。

临界点：工业革命

在人类物种的大多数历史时期，技术进步与人口规模处于相互促进的持续循环作用中。

在漫长岁月中，推动人类历史进步的这些巨型齿轮都在表面之下默默运转。技术在改进，人口在增长。但是生活水准这个人类境遇的核心方面仍几乎没有改变。

人类历史上大部分时期的技术进步未能带来整个群体物质福利的任何显著的长期改善，因为与地球上所有其他物种类似，人类被困在贫困陷阱之中。技术进步与由此带来的资源扩充都无一例外地造成人口增长，使进步的成果不得不分配给越来越多的群体成员。创新可能导致少数几代人的物质繁荣度提高，但人口增长最终会使其回落到基本生存线上。

最终，人类历史上的技术进步不可避免地加速到达了一个临界点。欧洲北部的一小片地区在18—19世纪开启了工业革命的创新，产生了一种迫切到足以推动社会进步的需求劳动者必须在全新且不断改变的技术环境中展现游刃有余的技能和知识。

为了给应对这样的世界做好准备，父母们必须增加抚养和教育子女的投资，并因此生育数量更少的孩子。预期寿命提高和儿童死亡率下降则延长了教育回报期，进一步强化了人力资本投资和降低生育率的激励。

与此同时，性别工资差距缩小则增加了养育子女的成本，提高了小规模家庭的吸引力。这些因素共同引发了人口大转型，切断了经济增长同生育率之间长期以来的正向联系。

生育率的显著下滑让经济发展进程摆脱了人口增长的对抗效应，使技术进步得以永久性地提升繁荣程度，而不再是昙花一现。

由于劳动力素质提高以及人力资本投资增加，技术进步得以更快加速，因而推动了生活水平改善和人均收入的持续提高。人类社会进入了一个相变时期。正如新石器革命从肥沃新月地带和长江流域等少数中心区向其他地方扩散那样，工业革命与人口大转型从西欧发端，在 20 世纪延伸至全球大多数地方，所到之处，经济繁荣水平均得以提升。

但技术进步的惊人成就与生活水平的大幅提升并未在全球得到平等的分享，有时甚至在某些社会内部都存在荒诞的差距。另外，自然灾害、传染病、战争、暴行、政治和经济动荡也偶尔给许多人造成损失。

然而，这些悲剧和不公，尽管惨烈而可怕，却没有让人类发展旅程偏离长期轨道。从更宽广的视角看，在每次浩劫后，人类整体的生活水准都极为迅速地得到恢复，并在技术进步与人口结构转型的巨型齿轮推动下继续迅猛前进。

《人类之旅：财富与不平等的起源》

作者：奥戴德·盖勒

译者：余江

书号：978-7-5217-4353-1

定价：72.00

出版时间：2022年8月

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

世界亿万生灵中，独有人类能够过上衣食无忧的富足生活。人类的经济繁荣因何而来？农业革命、工业革命、人口转型如何发生？全球发展水平又为何相差如此悬殊？古往今来，无数有识之士力图探究这背后的原因，尝试解答增长之谜的终极问题。

本书作者将利用独创的“统一增长”框架，带领我们回溯智人走出非洲以来的人类发展史。作者认为，地理因素、迁徙进程影响着各个社会的文化和制度，并作用于人口规模、人口结构与技术进步之间的“巨型历史齿轮”，最终决定了各个社会和国家跨入现代文明的时机和方式，形成了当今世界的发展格局。

历史的影响深远悠长，未来却不是命中注定。历史齿轮将继续运转，因地制宜地采纳合适的政策措施和价值观，将帮助实现人类的普遍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