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毛札记5.《商鞅徙木立信论》赏析
1912年春，毛泽东考入湖南全省高等中学校（后称省立第一中学）；6月，学校举行了一次作文比赛，要求是读史用史，题目自定。毛泽东写下《商鞅徙木立信论》，以满分夺冠。这是目前能见到的唯一一篇毛泽东中学时代作文手稿，是毛泽东留存至今的最早的文章。
当然，毛泽东毕竟还只有十九岁，其思想亦从康梁维新出，远未能达到后来其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与深度。如其精英治国之思想，国民愚昧的认知，就与梁启超的《新民说》十分相似，均未能发现人民创造历史的巨大能量。饶是如此，此文融古文家数与报刊文法于一炉，涵纳中外，贯通古今，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正所谓潜龙昂首，刚健欲飞；雏凤振羽，清越初鸣者也。
文章开篇点题，直书史事，扣住作文要求：“吾读史至商鞅徙木立信一事”；接着浩叹三声：“而叹吾国国民之愚也，而叹执政者之煞费苦心也，而叹数千年来民智之不开、国几蹈于沦亡之惨也”。一叹国民愚昧无知，二叹政府用心良苦，三叹则总结数千年来国民未能享受文化教育、国家几乎沦灭消亡之惨痛现实。
入笔就是一唱三叹，立定情旨；气盛辞切，旗帜堂堂。由古至今，穿越历史；国民、政府、国家，分而后总，三个角度；作者思维多元，视野开阔，唱叹排比，大气磅礴。
然后，以报纸演讲笔法，与读者互动：“谓予不信，请罄其说。”这一过渡引带，斩钉截铁，果决自信，振起读者精神，逗出下文分论。
第二段宕开笔墨，从法令论起，扣住商鞅变法，亮明作者的法律观：“法令者，代谋幸福之具也。”“代”字后面省略了宾语，代谁谋呢？读下文可知，作者认为应是代国民而谋。法律是为国民谋幸福的工具。法律是为人民谋幸福的，是为人民服务的，这就是年仅十九岁的毛泽东的思想。为人民谋幸福，为人民服务，这一思想，贯穿了他的一生。
在确立法律与国民的关系之后，由此推论，以是否为国民谋幸福而确定法律之善与不善，分论国民之信与不信：
“法令而善，其幸福吾民也必多，吾民方恐其不布此法令，或布而恐其不生效力，必竭全力以保障之，维持之，务使达到完善之目的而止。政府国民互相倚系，安有不信之理？法令而不善，则不惟无幸福之可言，且有危害之足惧，吾民又必竭全力以阻止此法令。虽欲吾信，又安有信之之理？”
善与不善，信与不信，强烈对比。两个“安有”，反问有力。作者错综多种句式：假设、选择、递进、反复、反问、对比。丰富的修辞手段，严谨的逻辑思辨，使文情足以动人，文理足以服人。善法民信，且力保之；不善法，民非唯不信，又必阻之。这是正常的法令、国民、政府的关系。在此注意两点：一是法令为国民谋幸福，那么政府国民就会互相倚系；二是作者已经有了国民监督立法、参与行政的思想萌芽。
可是，秦国的情形与作者之推想全然不同。商鞅之法善国民却不信，非需徙木立信不可，“乃若商鞅之与秦民适成此比例之反对，抑又何哉？”作者发出了如此激愤的质问。
第三段，评论商鞅是中国四千余年来首屈一指的利国富民的最伟大的政治家，评论商鞅之法是利国富民的“我国从来未有之大政策”：
“商鞅之法，良法也。今试一披吾国四千余年之纪载，而求其利国福民伟大之政治家，商鞅不首屈一指乎？鞅当孝公之世，中原鼎沸，战事正殷，举国疲劳，不堪言状。于是而欲战胜诸国，统一中原，不綦难哉？于是而变法之令出，其法惩奸宄以保人民之权利，务耕织以增进国民之富力，尚军功以树国威，孥贫怠以绝消耗。此诚我国从来未有之大政策。”
“我国从来未有之大政策”之“从来未有”，当亦包括作者当时代而言。惩治奸邪坏人来保护人民的权利，这是政治方面；鼓励种田织布来增加国民的财力，这是经济方面；崇尚战功来树立国威，这是国防强国方面；把贫困、懒惰者收为奴隶来杜绝人力、物力资源的损耗，这是移风易俗、动员民力方面。政治、经济、军事、风俗，四个方面。铺排句法，纵横捭阖，作者为法家呼号，替变法张目。十九岁的毛泽东，从四书五经的儒家书堆里冲脱出来，只读了一两年的新学，主要还是康梁维新思想，竟然已经具有如此宏阔深邃的政治境界！
毛泽东最早读到的新学书籍是其亲友所赠郑观应的《盛世危言》，之后他在东山小学学习半年新学，树立了对康梁维新变法的信仰。到长沙，他接受了孙中山的革命共和理论，系统学习了西方的社会科学，接触到社会主义思想。中国传统思想，正在被新的理念取代。毛泽东逐步克服了荒僻闭塞的韶山起点劣势，与时代赛跑，广纳新知，与时俱进，终于站在了当代世界的思想巅峰。当然，十九岁的毛泽东显然还没有达到峰顶。
商鞅之法如此的利国富民，“民何惮而不信，乃必徙木以立信者？”作者的追问引发我们的思考。“何惮”，倒装句法，就是惮何，怕什么。人民怕什么而不相信法令、不相信政府呢？一个“怕”字，包含了诸多消息，激人深思。人民正是已经被政府管怕了，已经丧失了对政府的信任，不论法令善与不善，他们都不敢信了。于是，作者感叹：
“吾于是知执政者之具费苦心也，吾于是知吾国国民之愚也，吾于是知数千年来民智黑暗，国几蹈于沦亡之惨境有由来也。”
政府，一旦丧失了公信力，如欲恢复，将付出百倍千倍的代价；而国民愚昧则会导致国之沦亡。在这里，文章暗示：政府的残暴、腐败，愚民政策，导致了国民的愚昧，进而致使国家几乎沦于灭亡之境。作者呼吁：开启民智，澄清吏治。三个“吾于是知”与开头三叹遥相呼应，神完气足。
最后，作者以沉痛的心情，比照西方现代文明，以反语、讽刺笔调，突出强调中国之落后于时代，落后于世界。今日之中国，已经不可能闭门造车，独自发展了。世界大潮滚滚而来，面向世界，才能发展中国；面对现在，才能拥有未来。
结末感叹：“呜呼！吾欲无言！”全文以叹始，仍以叹终；而文情思理愈臻沉郁。
当时，比赛阅卷评委是毛泽东的老师柳潜柳涤庵先生，他不避嫌疑，评以满分，点为第一。并写下一百余字的批语：
“实切社会立论，目光如炬，落墨大方，恰似报笔，而义法亦骎骎入古。
“精理名言，故未曾有。
“逆折而入，笔力挺拔。
“历观生作，练成一色文字，自是伟大之器，再加功候，吾不知其所至。
“力能扛鼎，积理宏富。
“有法律知识，具哲理思想，借题发挥，纯以唱叹之笔出之，是为压题法，至推论商君之法为从来未有之大政策，言之凿凿，绝无浮烟涨墨绕其笔端，是有功于社会文字。涤庵六月二十八号 100分。”
校长符定一先生完全同意柳老师的点评，并亲批“传观”两个朱红大字，命将此文传阅全校。可能柳老师也没有想到，他的批语竟是一个凿凿预言，毛泽东终成“伟大之器”，世界史之空前巨人。真可谓慧眼识英才！
附《商鞅徙木立信论》原文（选自《毛泽东早期文稿》一书）：
吾读史至商鞅徙木立信〔２〕一事，而叹吾国国民之愚也，而叹执政者之煞费苦心也，而叹数千年来民智之不开、国几蹈于沦亡之惨也。谓予不信，请罄其说。
法令者，代谋幸福之具也。法令而善，其幸福吾民也必多，吾民方恐其不布此法令，或布而恐其不生效力，必竭全力以保障之，维持之，务使达到完善之目的而止。政府国民互相倚系，安有不信之理？法令而不善，则不惟无幸福之可言，且有危害之足惧，吾民又必竭全力以阻止此法令。虽欲吾信，又安有信之之理？乃若商鞅之与秦民适成此比例之反对，抑又何哉？
商鞅之法〔３〕，良法也。今试一披吾国四千余年之纪载，而求其利国福民伟大之政治家，商鞅不首屈一指乎？鞅当孝公之世，中原鼎沸，战事正殷，举国疲劳，不堪言状。于是而欲战胜诸国，统一中原，不綦难哉？于是而变法之令出，其法惩奸宄以保人民之权利，务耕织以增进国民之富力，尚军功以树国威，孥贫怠以绝消耗。此诚我国从来未有之大政策，民何惮而不信？乃必徙木以立信者，吾于是知执政者之具费苦心也，吾于是知吾国国民之愚也，吾于是知数千年来民智黑暗，国几蹈于沦亡之惨境有由来也。
虽然，非常之原，黎民惧焉。民是此民矣，法是彼法矣，吾又何怪焉？吾特恐此徙木立信一事，若令彼东西各文明国民闻之，当必捧腹而笑，噭舌而讥矣。乌乎！吾欲无言。
根据手稿刊印。署名毛泽东。
注释
〔１〕这是毛泽东在湖南全省高等中学校读书时写的一篇作文。原文无写作时间。作文纸折缝间印有“湖南全省高等中学校”字样，作者在题下写有“普通一班毛泽东”七字。毛泽东于１９１２年春考入湖南全省高等中学校，同年秋即退学自修，此文当写于１９１２年上半年。国文教员阅后在多处写有评语，并批给同学“传观”。这些评语是：“实切社会立论，目光如炬，落墨大方，恰似报笔，而义法亦骎骎入古”；“精理名言，故未曾有”；“逆折而入，笔力挺拔”；“历观生作，练成一色文字，自是伟大之器，再加功候，吾不知其所至”；“力能扛鼎”；“积理宏富”。文末还写有以下总评：“有法律知识，具哲理思想，借题发挥，纯以唱叹之笔出之，是为压题法，至推论商君之法为从来未有之大政策，言之凿凿，绝无浮烟涨墨绕其笔端，是有功于社会文字。”落款为“涤盦六月廿八号”。本文标点为本书编者所加。
〔２〕商鞅（约前３９０—前３３８），姓公孙，名鞅，战国时卫国人，亦称卫鞅。初为魏相公叔痤家臣。后入秦，向秦孝公进献富国强兵之策，任左庶长、大良造，先后两次主持变法，使秦国富强。后又因战功封于商（今陕西商县东南），号商君，故称商鞅。孝公死，被公子虔诬陷，车裂而亡。据《史记》记载：商鞅变法，恐民不信，乃在国都南门立三丈之木，募民能徙置北门者赐十金。民怪之，莫敢徙。又下令，能徙者赐五十金。后有一人徙之，即赐五十金，以示不欺，于是颁布新法，令行于民。
〔３〕商鞅之法，指商鞅前后两次变法所制定的新法。其主要内容为：奖励耕织，废除贵族世袭特权，推行连坐法；合并乡、邑、镇为县，废除井田制，按丁男征赋，按军功受爵，统一度量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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