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说明唐代的边将问题，我们可以做几个切面，去了解玄宗不同时期的边将变化。在玄宗时代，北方的边将是一个相对封闭的群体。在玄宗担任皇帝的四十多年间，曾经在北方地区担任过节度使一级长官的人不过五十几人。特别是在开元前期，边将群体甚至比宰相都稳定，皇帝换宰相的速度比换边将还快。

开元元年（公元713年），这一年在北方边境地区担任长官的大都是功勋卓著的将领，以及与中央有联系的高级官员。负责安西的是名将张玄表和阿史那献，北庭由汤嘉惠和郭虔瓘掌管，而守卫河西的依然是唐代历史上首位节度使贺拔延嗣。陇右由鄯州都督杨矩主持。而在朔方、河东和范阳的，分别是三位（在之前或之后）担任过宰相的高官——王晙、薛讷和宋璟。

这是玄宗朝前期的典型配置。在西北地区升任高官的大都是战功赫赫的将领，既有汉人，也有少量汉化的胡人，只要有能力就可以担任。而在某些地区，还会选择中央高官去担任职务，这样做除了保证地方的忠心之外，还可以利用这些高官调动资源的能力，保证边疆地区的军事实力。在地方任职的将领只要足够优秀，也有机会到中央担任高官。

开元十八年（公元730年），担任河西、陇右、朔方和范阳节度使的，分别是牛仙客（宰相）、张守珪（功臣、将领）、信安王李祎（亲王、著名将领）和赵含章（战将、功臣、信安王下属）。这时的节度使模式依然是亲王、宰相和功臣模式，表明盛唐时期的边将还没有失控。玄宗甚至比开元初刚刚开始设立节度使时，更加在意边将的人选，将边境大权牢牢掌握在中央手中。而守边的将领只要足够优秀，依然还有机会升任中央高官。

天宝二年（公元743年），随着李林甫对宰相职位的把持，宰相和高官群体从边将的名单中逐渐消失，形成了专门负责边疆事务的将领群体。当然这并不是说边将与中央官员已经彼此隔绝，事实上，担任河西、陇右和范阳节度使的王倕、皇甫惟明、裴宽都在中央任过职，但由于李林甫把持了朝政，他与汉人的边将集团又往往有着冲突，导致边将升任中央也受不到重用，有时还会有性命之忧（例如皇甫惟明）。更值得注意的是，李林甫开始有意识地重用胡人群体担任边将，由于这些人比起汉人边将更加听话，成了李林甫巩固权力的一种工具。在此时，担任安西节度使的是著名将领、羌族人夫蒙灵察，而担任平卢节度使的是安禄山。

到了天宝七载（公元748年），李林甫已经将唐代的边将群体进行了换代，这一年担任帝国北边将领的是四个番将，分别是担任安西节度使的高仙芝、担任河西节度使的安思顺、担任陇右节度使的哥舒翰，以及担任范阳和平卢节度使的安禄山。在这四人中，有人始终忠于唐朝皇帝，而有的人则发动了叛乱，但不管怎样，手握重兵的番将控制了唐朝的边防，依然是唐朝即将出现问题的信号。之后，虽然偶尔有汉人担任边疆节度使，但唐朝的边疆控制权再也没有回到过中央的手中。

玄宗后期的边将中，最早应该提到的是在北方多地镇守过的张守珪。

玄宗早期的著名将领如郭虔瓘和郭知运等人虽然也战功赫赫，但他们都是受皇帝节制的，不轻易言战，表达了盛世早期对战争的克制。但到了另一位名将王君㚟时代，由于他急于立功，与吐蕃人和回纥人发生了冲突。王君㚟表现出与玄宗执政后期相同的急功近利的特点，以失败身死而告终。

第一个帮助玄宗实现了他的武功梦想的，是著名将领张守珪。张守珪早年跟随郭虔瓘镇守西北，后来又在东北地区的幽州担任将领，对于边疆地区的局势非常熟悉。开元十五年（公元727年），王君㚟战败身死，张守珪也获得了他人生中最重要的机会。

由于王君㚟的死亡，唐朝在与吐蕃的斗争中是处于下风的。张守珪被任命为瓜州刺史、墨离军使，任务就是保住城池，但吐蕃的势头太猛，就是这一点也很难做到。就在他率领士兵们修城墙工事时，突然间敌人又来了。士兵们知道城池不够坚固，但是逃又没有地方可逃，人心惶惶之际，没有人考虑过长期的战略，只有张守珪不慌不忙，如同诸葛亮一般大摆空城计。他虽然没有打开城门这么嚣张，但在城上和将士们置酒作乐，表现得毫不担心。他的做法迷惑了敌人，让他们担心有埋伏，不敢进攻，只能撤走。张守珪这才放下酒杯，率军出击，击败了撤退中的敌人。这一仗树立了张守珪的威望，他被封为瓜州都督。张守珪继续率领兵民修缮灌溉设备和农田，让瓜州恢复了正常。

由于他的功劳，第二年他被授予鄯州都督，充陇右节度使，跻身高级将领的行列。他在这个职位上一直待到了开元二十一年（公元733年）。在这期间，张守珪与河西节度使牛仙客、朔方节度使信安王李祎这三大名将共同支撑起了帝国的西北防线，将吐蕃死死压制，帝国重新回到了和平的轨道。

开元二十一年（公元733年），张守珪调任范阳，担任幽州长史兼御史中丞、营州都督、河北节度副大使，后又加封河北采访处置使。这一系列官职让他成了名副其实的“北京王”，这表明帝国的边疆军职权力有了失控的苗头，也是后来安禄山大权在握的前奏。

但是，张守珪本人并没有野心，他依然是唐朝中央政府忠心耿耿的大将。在他到达幽州时，恰好是可突于猖獗之时，前两任幽州长史都拿可突于没有办法。张守珪却利用契丹人的内部矛盾，将可突于杀死，传首东都，获得了皇帝的信任。两年后，当张守珪本人前往东都时，他获得了隆重的接待，皇帝为他准备了一系列的欢迎仪式和赐宴，甚至亲自为他作诗。张守珪被封为辅国大将军、右羽林大将军兼御史大夫，继续镇守东北地区。在幽州，皇帝也下令给他刻碑记功。

张守珪的待遇成了一个关键性的转折点。在之前，边关将领们以守成为主，王君㚟的命运依然提醒他们不要轻举妄动，更不要试图主动出击。但在张守珪之后，边将们看到了榜样的力量，为了追求赏赐，纷纷开始主动出击。

事后，人们认为，张守珪对唐代最大的影响还不是他的战功，而是他发掘了两个人：安禄山和史思明。根据传说，张守珪担任范阳节度使时，安禄山只是当地市场上的小混混，偶尔还偷牲畜，一次他偷牲畜时被抓住了，按照规矩应该被杖杀，就在这时，他看到了监刑的张守珪，大喊：“大夫不欲灭奚、契丹耶？而杀壮士！”这句话让张守珪留了他一条命，从此他成了张守珪旗下的捉生将，担任同一职务的还有史思明。

所谓捉生将，类似于以抓“舌头”为目的的侦察兵。安禄山由于会多种语言，这项活计他干得得心应手，率领三五个人就能抓回十几个俘虏来。张守珪给他的人数翻倍，他抓的“舌头”也会翻倍。久而久之，安禄山就担任了张守珪的偏将，之后又成了张守珪的养子，因为军功加封员外左骑卫将军，充衙前讨击使。

这段传说有合理的成分，但也可能有虚构之处。首先，张守珪担任范阳节度使是开元二十一年（公元733年）的事情，按照上面的说法，他招纳安禄山必在该年之后。但是也是在同一年，张守珪派遣安禄山前往朝廷奏事，也就是说他至少已经成了亲信。从情理上说，安禄山不可能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从小毛贼变成节度使的亲信。

张守珪在没有晋升为高级将领时，也就是在开元十五年（公元727年）之前，曾经在幽州担任过游击将军，后来升为左金吾员外将军。很可能是在这一段时间，他发掘了安禄山，安禄山在几年的时间内逐渐升为张守珪的亲信，并跟随张守珪前往西北地区，后来又回了幽州。

另外，安禄山是否为张守珪的养子也是有疑问的。开元二十四年（公元736年），安禄山作为平卢将军，讨伐奚和契丹失利，张守珪就曾经奏请斩首安禄山，这显然不是父子关系能够做出的。这也表明，张守珪与安禄山只是上下属关系，安禄山以功绩获得了张守珪的赏识，又因为失利而受到贬斥。虽然是张守珪发掘了安禄山，但这并不表示他有什么私心。

张守珪虽然没有太大的私心，但他毕竟也是一名将领，受到了自己建立的功绩的束缚。既然他因为军功而受封，并让其他将领学会了同样的套路，那么接下来，他就会被迫立更大的功劳，才能稳住自己的地位，否则就会被别人取代。唐代官僚缺乏保护机制的弱点又显露出来，一个人哪怕功劳再大、官职再高，一旦失去了上升的势头，就有可能瞬间倒台，并被对手陷害。要想防止这一点，就只能继续努力获得皇帝的欢心。

到了开元二十六年（公元738年），报应来了。这一次并不是张守珪的本意，而是他的下属立功心切，冒用了他的命令，甚至冒用了皇帝的命令，导致了灾难。张守珪的裨将赵堪、白真陀罗为了立功，命令平卢军使乌知义率领人马在湟水上与奚人作战，由于乌知义不想打仗，他们只好伪造了命令，逼迫他出兵。但这次战斗以失败告终。

这件事本身不是张守珪发动的，但作为领导的张守珪也难辞其咎。为了掩饰，张守珪只好谎报胜利。不想这件事被查了出来，皇帝派了宦官牛仙童前来查验。张守珪前面做了假，已经不可能回头了，只好贿赂了牛仙童，把这事儿归罪给白真陁罗，并逼迫他自杀了。

但这件事又成了连环套，第二年，张守珪贿赂牛仙童的事情又暴露了，这次皇帝杖杀了牛仙童，并把张守珪降职为括州刺史。

努力了一辈子，最终只领了个偏远的刺史，张守珪羞愤交加，到任不久就死去了。他的死亡，也表明在这个时期即便是位高权重的将领，在皇帝面前依然无法做到全身而退。

张守珪被贬的第二年，开元二十八年（公元740年），恰好是玄宗后期最重要的一位汉人军官升为高级将领之时，他就是王忠嗣。王忠嗣的遭遇，再一次预示着番将的崛起。

王忠嗣的父亲王海宾是一员西北地区的将领，曾经担任过太子右卫率、丰安军使、太谷男。开元二年（公元714年），薛讷担任陇右防御使与吐蕃对峙时，王海宾曾经作为先锋参与其中。当时跟随薛讷的名将如云，包括了后来担任高官或者高级将领的杜宾客、郭知运、王晙、安思顺等人。在这些人中，又以王海宾最为勇猛。他在渭州西界的武阶驿与吐蕃对抗，杀敌无数。就在敌人越来越多时，王海宾急需救援，其余将领却妒忌他的军功，纷纷按兵不动，导致王海宾死在了阵中。但王海宾的战死却为战争的整体胜利奠定了基础，成就了薛讷的胜利。

之后，玄宗感慨王海宾的英勇，不仅追赠他为左金吾大将军，还把他的儿子王忠嗣带入宫廷抚养成人。王忠嗣因此与后来的唐肃宗结识。他长大之后，与父亲一样擅长兵事，玄宗甚至夸奖他必然成为良将。

王忠嗣先后跟随了两员著名将领——后来的宰相萧嵩（时任河西节度使、兵部尚书）、信安王李祎（时任河东副元帅），在他们的手下得到了足够锻炼。开元二十一年（公元733年），在河西节度使杜希望的重用下，王忠嗣在对抗吐蕃的战争中屡获奇功，并被提拔为左金吾卫将军同正员兼左羽林上将军等。

到了开元二十八年（公元740年），王忠嗣终于步入最高级别的战将之列，兼代州都督，摄御史大夫，兼充河东节度使，加云麾将军。第二年，他被调到朔方担任节度使，河东节度使改为另一位战将田仁琬担任。

一般情况下，一位战将担任节度使，他的任职也就到了最高阶，但对于王忠嗣来说，这却只是一个开始。接下来几年，王忠嗣继承了张守珪的传统。他善于用兵，不断地指挥自己的军队进行北伐。他于天宝元年（公元742年）三次击败了奚人，又击败了突厥人。在他的领导下，到了天宝四载（公元745年），北方已经获得了足够的安定。王忠嗣也被封为御史大夫充河东节度采访使，后又进封清源县公。

到了这时，王忠嗣已经同时兼任了两路节度使（朔方和河东）。这在玄宗时期是非常少见的现象。

但也并不是说没有先例，就在一年前，另一位节度使安禄山刚刚以平卢节度使身份兼任了范阳节度使。平卢节度使主控现在的北京以东的燕山一带，而范阳节度使则主控现在北京周边至太行山一带，也就是说，现在的北京以东的加上周边地区，直达太行山东麓，在当时都已经控制在安禄山的手中。

但是，王忠嗣的朔方和河东却更加重要。唐代的两京分别为长安和洛阳，而唐之北都设在了太原。河东节度使的驻地在太原，既是北都又在洛阳北方，是控制东都的北方门户，而朔方主控区在长安以北，同样有着拱卫都城的作用。相对而言，安禄山所控的两个藩镇处于相对偏僻的角落之中。

与后来的将领不同，王忠嗣在稳固了自己的地位后，并没有居功自傲，继续打仗。可以说，他是最后一位能够保持自控力并明白和平更加重要的节度使。一旦取得了足够的军事优势，王忠嗣想到的是在保持唐朝优势的情况之下，与北方和西方诸民族和平共处。他曾说，将军的能力要表现在控制力，而不是消耗财力去获得功名。因此，他选择了随时做好军事训练，利用间谍摸清敌情，却不轻易发动战争的做法。他还是对后勤最重视的将领，在和平时期，发给将士的一弓一箭都要登记造册，不得遗失。在这样的指导思想下，盛唐的边关进入了最后一个安定期。

王忠嗣的成就在第二年（天宝五载）达到了顶峰。这一年他不仅担任了河东、朔方节度使，皇帝还把陇右和河西节度使都给了他。这样他就成了北方四镇的节度使，这在之前的历史上是从来没有过的。或者说，他已经达到了作为一员武将的最高峰，再也不可能有人超越了。

但此时，说他闲话的人也越来越多，他也意识到了其中的危险性。唐代君臣缺乏互信的传统很可能将他变成一个牺牲品。于是他坚决辞去了朔方、河东节度使，只担任新获得的陇右、河西节度使，放弃了自己的老根据地。他这样做，一是为了让皇帝放心，二是想在新的地方出点成绩。

但不幸的是，这样的做法仍然不足以让他脱离毁谤。最大的问题出在皇帝和其他将领身上。虽然王忠嗣获得了足够的战功，不再渴望打仗，但其他将领在被他压制之后，急需战功来获得威望。而此时的皇帝早已完全忘记了休养生息的重要性，渴望着另外的胜利。

皇帝调王忠嗣担任陇右、河西节度使，是为了让他打仗。但王忠嗣却希望首先通过和平来控盘。王忠嗣的保守做法就同时得罪了皇帝和渴望战功的将领。首先，皇帝不听他的劝说，执意继续发动对吐蕃的战争；其次，另一名将领董延光在皇帝的授意下，准备进攻吐蕃的堡垒石堡城。

王忠嗣先是反对董延光出兵，后来接到皇帝的命令，让他去接应时，又不情愿出兵让自己的士兵去送死。董延光进攻石堡城失败后，顺势将责任推给了王忠嗣。嗅到了王忠嗣即将倒台气息的宰相李林甫乘机控告王忠嗣有意与太子联合谋反。这一切加在一起，导致玄宗皇帝将王忠嗣下狱，差点死在狱中。获救后，王忠嗣被贬，郁郁而终，死时只有四十五岁。

王忠嗣的死亡，表明一个边将在功高震主之时，哪怕他表现得再忠勇，依然无法获得整个官僚系统的信任。但是，他的冤枉又是众所周知的。在他遭难前后，部下李光弼曾经劝说他随波逐流，不能只考虑国家利益而忘了自己的生死。下狱后，接替他的名将哥舒翰又以死相保。这表明在这个系统中的人们都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但仍然无法阻止皇帝对王忠嗣的打压。

王忠嗣的悲剧性结局，也启发了另一个身兼数职的节度使安禄山。当他遇到同样的问题时，就不再像王忠嗣那样坐以待毙了。

本文选自《盛世的崩塌：盛唐与安史之乱时期的政治、战争与诗》（郭建龙 著，天喜文化 | 天地出版社，2022）。